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杨念群:五四前后“个人主义”兴衰史

——兼论其与“社会主义”“团体主义”的关系

更新时间:2019-03-28 22:53:49
作者: 杨念群 (进入专栏)  
社会主义重分配,中国当时的问题是生产。中国数千年来只重均富,不重生产,仓促使用社会主义政策会造成流弊。若想使财富增加,只有实行“个人主义”才能达到目的,即鼓励私人获利。

  

   换句话说,中国并不缺少人工和土地,缺少的是资本,只有增加资本投入,人民乐于经营企业,民众获利越多越乐意投资,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同时鼓励和兼用国民资本和外国资本。如果实行社会主义,人民获利希望变小,甚而竟灭绝了希望,那么资本来源也会随之减少,新生产方法和新企业的发达均会成为泡影,人民也会陷于贫穷,故“个人主义非恶名也”。那些指斥“个人主义”是罪恶源泉,把它当作“不祥之词”,是中国贫穷之渊薮的看法并不正确。中国既无资本家阶级,更无个人资本主义可言,所以根本谈不上有现代资本主义意义上的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行为。

  

   以上是从经济角度争论“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适应度问题,当时讨论“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孰优孰劣的诸多言论,其论证的基本依据仍然脱不开中国古代公私善恶之辩,即把“公”视为应该弘扬的正面理想,把“私”当作理应批判的负面价值。有一篇短文就把“个人主义”定义成“就是为一己谋利益”,“社会主义”就是为了公众谋幸福。如果人人抱着个人主义要利于一己为目的,那社会一定衰败;如果人人抱着社会主义要利于群众为目的,那社会一定兴旺,“所以社会主义是共同生活的要素,也是发展社会的基础,个人主义是不适宜于共同生活的,也不能够发展社会的事务”。 这些话已明显涂抹上了一层善恶对立的道德评判色彩。

  

   这个时期,也有人试图调和“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取其主旨相互配合之一面。陈鸿勋就把“自由”和“平等”分属“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端,两者的价值不分高低上下,应该互相补充,它们不是对立而是连带的关系。“社会主义”被看作是人类有史以来调和“私欲”的备选方法之一,“而其调和方针,只是要把‘私欲’的单位扩大起来”。

  

   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可谓五花八门,曲解混乱之处比比皆是。其中用“三民主义”去调和“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提法即不在少数。“三民主义”往往扮演协调“个性化”和“社会化”的角色,以弥补“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拥护者趋于极端带来的偏颇。一位作者特别提示,侧重“个人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定要依据现实情况做出选择。中国正面临着一个革命的建国的时代,作为建国最高原则的三民主义显然是否定“个人主义”的,文章大段引用了蒋介石有关牺牲“小我”,以实现国家民族之“大我”的言论,只有国家民族这个至高无上,超然伟大的“大我”才有独立人格,“小我”并不具备这个资格,必须予以牺牲。整个教育的理论,一切教育的设施,都应当侧重于民族纪律的培养与民族情操的陶熔,应当着力于国民革命战士的培植与国防建设人才的训练。 由此可以体味到,“社会主义”已被国民党用来作为压抑个人自由倡导党化教育的工具,“社会主义”思想中批判自由竞争和打倒私有制度的内容被悄悄地淡化掉了。

  

   到了1940年代,有关“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思想论争已慢慢逾越学术本义的讨论范围,而日趋政治化了。我们过去总有一种误解,好像只有共产党才提倡“社会主义”思想,没有看到历史现象呈现出的悖反和多样性的一面。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抗战局势下,共产党、国民党甚至日伪政权往往都会扯起“社会主义”的旗帜作为正义的护身符,有针对性、有选择地共享其中部分内容。只是在“阶级斗争”“权威主义”“私有制度”“财产公有抑或私有”等论题上出现分歧时,才会形成截然敌对的态势。“社会主义”思想中所包含的均平正义理想一直是各党派和团体所心仪的原则,尽管其中不乏政治利用的考量。

  

   这里仅举一篇日伪报纸的文章作例子。伪政府报纸《新民报》就把清末政教废弛、人心浇漓、秩序散乱、精神颓堕的现象都归为“离社会主义之个人主义”盛行的缘故,号召用“兼社会主义之个人主义”取而代之。要达此目的,需要认识到个体之自由与国家之自由密不可分,因此必须废除党派、阶级、职业、地域等私利偏见,统一意志,集中力量,以大同团结为旨趣。此外作者还特意加上了“崇尚东亚传统的道义精神”这个时髦标签。 如此缺少学术含量的言论看上去就像呆板的意识形态化宣传,完全没有坚实的学理做支撑。

  

   由以上梳理可知,“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差异和争论,随着五四以后的时代变迁,越往后越无法仅仅框限在学术意义之内进行讨论,其争议的目标也已越出“群己”界线的原初限制,在复杂多变的现实政治语境中发生了种种歧变。

  

三、人生际遇与“个人主义”:以文学艺术界的争论为例


   以往的大量研究业已表明,五四运动不仅是一次单纯表达政治诉求的广场行动,而且是改变个人际遇和人生价值的一场心灵革命。五四运动的主力是青年,研究五四,不能仅仅把目光投注在那些政界名流提出的各种炫目观点和动人口号上,或者拘限于对群体运动表层演变模式的认识,还须对那些普通青年所思所行的轨迹,特别是他们心理发生微妙变化时掀起的情绪波澜做出细致观察和解释。

  

   作为个体的五四新青年,其寻求新价值的过程大致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他们凭借一腔热血,极力呼吁摆脱旧制度的支配,大量“反礼教”言论的出现就是其激情勃发的表现。在他们的心目中,“家庭”“家族”从个人安身立命的温馨之所一变而为禁锢身心解放的囚笼。巴金的小说《家》、曹禺的话剧《雷雨》把封建“家庭”营造成了一个极度黑暗恐怖的名利场,“家庭”从此成为充满刻毒、压抑和变态人群的地狱魔窟。当青年们冲出家庭束缚,开始迈入社会时,由于正处在旧有道德观破毁,新型价值观未立的过渡期,其言行难免会进退失据,心理上非常容易产生烦闷彷徨和极度不适的感觉,他们面临的人生问题也会随之接踵而至。因此,五四前后发行的各种报章杂志中出现了大量如何建立新型人生观价值观的讨论,其中最为重要的理论依据就是“个人主义”思潮。

  

   与自然社会科学界比较习惯关注抽象的“公理”“公例”不同,文艺界的创造力更多依赖“个人”天赋和感觉的表达,故五四青年的现实苦闷和对未来的期待也极易通过文学艺术的通道抒发出来。

  

   事实证明,文学艺术界引进“个人主义”思想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个人”在进入“社会”时面临的诸多苦恼问题。当时的讨论大致可以划分成两派,一派认为,要解决“个人”苦闷,就必须极大发挥个性解放的能量,紧紧围绕个人的际遇洞悉人生的复杂与无常,才能激发出创造性。一个比较典型的观点是,在艺术中,追求“趣味”是第一位的,可以不顾周边的世界乃至时髦的“社会”。

  

   华林在谈到艺术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时就觉得“艺术家”没必要像蒲鲁东、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这些人那样“要将艺术的光明,射到劳动的破屋里”,为民众吼出不平之鸣。避免“要求艺术都做了一种主义的工具,这是艺术上不应有的专制”。“艺术是由爱情里开出生命的花,并不是仅仅道德上的责任问题”,如果感不到趣味上的满足,“大可不必克己牺牲!若是勉强做去,定流于虚伪。这非但不是艺术,也不是人生”。至于和民众的关系,艺术家应该是主动“示爱”的一方,“我们爱民众,并不是民众爱我们”,只有明白这个道理才能饮到托尔斯泰式的“心泉”,感到人生一点“苦趣”。

  

   华林特别反对当时上海艺术界要拿一种“律师”“教员”“审判官”“道德家”的态度来衡量艺术的优劣,坚持用艺术之内而非艺术之外的眼光评价“艺术”。在附文《伟大的个人主义》中,华林列举出艺术家的三个特征。第一,文艺家的目的是创造理想的世界,可以不顾虑社会和道德。他所创造的“美”,是在艺术上,并不和实际世界相混合,也不和社会相接交。所以伟大的个人富于幻想,富于感情,多半是孤寂的,漂泊的。第二,艺术家文艺家搞创作是为了逃脱现实的苦闷。他们对现实不满,不安于平庸生活,“所以真正文艺家,绝不生活在‘现在’,也不做‘现在’的工作,他要把眼光,尽力向远处看”。第三,文艺家要求精神上的充实,不是专要享受物质生活,只要满足他的趣味,虽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亦不足羡。

  

   这种完全从“个人”出发,认定一切文化运动、社会运动都须建立在坚实的个人基础之上,才能创造出新生命的观点,对于五四新青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然而这种极端强调个体意志和个人兴趣的想法在艺术界的附和者却相当稀少,推测其中原因,五四新文艺的诞生是广义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寻找内心焦虑的解决办法无疑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之一,却远非其终极目标。新文化运动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建立崭新的群体道德和人格,以服务于现代国家和社会建设。

  

   五四青年中的多数人仍然偏向于认为,“个人”应为“社会”所定义,并在“社会”的规训下发挥自身的作用,确立“自我”的位置,只不过他们对“社会”的理解超脱了原有“家庭”和乡里组织的范围而试图另寻他路。对于与艺术相关的所谓“个人之趣味”,许多人也认为必须从“社会”中汲取营养,是“社会团聚生活”的一种集体反映,而不是纯粹“个人”的表达。

  

   1926年,已经有人撰文开始宣判“个人主义艺术的灭亡”,批评那些抒写“自我”“个人”的郁闷及创作之苦的“个人主义作家”,并没有对现实权威构成挑战,说“他们不过在永远的偶像之下侮辱了自己,而把侮辱自己的为自己的艺术,为自己的独创,仅仅满足那个人主义的艺术良心而已”。

  

   成仿吾在1927年发表《文学家与个人主义》,明确把“个人主义”看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鼎盛时期的过渡产物,并不能作为文化变革的终极目标。成仿吾把“个人主义”文学家称作一些不成器的,在旧文人队伍间摇头摆尾地狂跳的“小文妖”,满足于浅薄的趣味与无聊的消遣,不知天地间有羞耻之事。他充满激情地宣称:“现在,晨鸡已经高鸣,东天已经薄明,已是我们应该恢复意识——社会的意识的时候……我们不再为人类中的畸形儿,不再为游闲的同伴者;也不再以过敏的神经纤微的感觉来涂改自然与人类的原形,我们要同感于全人类的真挚的感情而为他们的忠实的歌者。”

  

   在《非个人主义的文学》一文中,黄药眠也倾向于在“社会”意识中发现“艺术”的存在方式和价值,因为没有“社会”内容的烘托和支撑,“个人”无法对应自己而显得苍白无力。黄药眠认为,用“我”“个性”或“一个人”来反抗“社会”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觉,是一种自我欺骗。“这类文学就是Literature is nothing but unfolding myself,除我以外就没有文艺,文艺不过是我心目中的世界之具象化,不过心的损害时的一种幻象的满足。”  “个人主义的文学”到了近世也成了“无依的游魂”,表现的无非是“自我分裂,灵肉冲突的哀吟,而自趋于绝灭”的病态。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5710.html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2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