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杨念群:五四前后“个人主义”兴衰史

——兼论其与“社会主义”“团体主义”的关系

更新时间:2019-03-28 22:53:49
作者: 杨念群 (进入专栏)  
而没有意识到“国家之设,原为各个人,国家不得反藉群力而干涉个人之自由”。 不仅对于“国家”,对“社会”而言,“个人”的存在也应该具有足够的优先性,“在社会范围以内,苟个人行为无直接损害于他人者,无论其思想言论如何,社会不得而干涉之,此即按之国家原理亦无所悖”。

  

   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个人主义”的言论当然以陈独秀最为著名。在那篇《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的名文中,陈独秀首揭东西方“个人本位”与“家族本位”对立之论,说“西洋民族自古迄今,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举凡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国家设置的目的都是为了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思想言论之自由以及个性之发展。所谓“人权”就是载于宪章的个人之自由权利,即使是国法也不能加以剥夺,“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

  

   陈独秀在另一篇文章《一九一六》中猛烈抨击儒教宣扬的“三纲”是一种“奴隶道德”,说“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奴隶道德者即丧失此中心,一切操行,悉非义由己起,附属他人以为功过者也”。

  

   除了陈独秀以外,胡适无疑是阐扬“个人主义”思想最积极,论述也最详尽的学者。在1918年《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上,胡适撰有专文《易卜生主义》,集中阐述“社会”对“个人”的压抑性,形容“社会如同一个大火炉,什么金银铜铁锡,进了炉子都要熔化”。  “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又说“那些不懂事又不安本分的理想家,处处和社会的风俗习惯反对,是该受重罚的。执行这种重罚的机关,便是‘舆论’,便是大多数的‘公论’”。

  

   “个人”固有之特性如何发展,同时又如何与群体协调共处,也是五四时期备受关注的话题。蒋梦麟从教育观念出发对“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和“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做出区分,“个性主义”是指发展自身固有之特性,是一种教育方法;“个人主义”是指个人享有自由平等的机会,不为政府家庭所压制。

  

   关于教育的特殊性与普遍性问题,五四以后亦有争论,有人总是习惯把“社会”与“个人”对立起来,如把“社会”看作“一般”,“个性”看作“特别”,“前者要全体一致,后者要领袖的才能”,要想维持社会生活,就不得不压抑个性的发展。针对以上观点,有作者撰文反对把“社会”与“个性”截然分开,他认为个性发展的结果,固然会发生千差万别的情况,但社会生活正需要这种千差万别个性人格的滋养,实行共和制的社会,人人须各展其才,个个充当起社会的领袖,决不能像专制国家那样,只要一个领袖(如专制国的皇帝)或专攻一种培育领袖的才能(如科举八股)。

  

   那么,从结构上分析,“个人”是否是“社会”的一个细胞呢?如果把“社会”当作一个有机体对待,“个人”好像毋庸置疑是其中一个细胞,可是有人发现,真正的“个人主义”否认社会是一个真的有机体(a real living organism),而是觉得“个体”是一种个别存在(separate existence),拥有个别幸福和超绝的权利。“社会”不过是为各个人谋求共同生活的一种集合体组织,自身本无生命,既然没有生命,怎么能够把它看作是个有机体呢?把个体当作细胞更属不伦不类,细胞无独立意识,个人则有独立意识,细胞没有独立之幸福感,不能构成和有机体幸福对峙的关系,个人则有独立之幸福,与所谓社会的幸福者迥然不同。

  

   这样看来,“个人自个人,社会自社会,个人为一种活的有机体,而社会则不过为此多种有机体谋求共同生活之一种集合的组织而已”。由这个思路可以推知以下观点,“个人者,目的也;社会者,组织也,手段也,方策也”。 由此又推导出了所谓“经济个人主义”的一系列观点,其中核心理念就是“放任主义”,具体指的是个人要求政府不干涉私人企业的活动,维护真正的自由竞争,把国家干涉的力量缩小到适当的范围。这是对付西洋经济个人主义和物质发达社会的最佳手段。

  

   五四前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个人”应优先于“社会”形成了共识。当时还有一种声音要求把“个人主义”与自私自利的行为分开予以评价,因为大多数人认为“人是非牺牲自己以谋求群众的利益不可的,他们以为个人主义是万万说不得,因为那便是自私自利”。可是每个人在工作之余都要求拥有娱乐和研究学术的权利,这就是所谓“人格的个人主义”。

  

   要造就“人格的个人主义”就须避免极端自利的个人主义和极端牺牲自我两种对立行为。特别是后一种行为要求人人应当清心寡欲,为了他人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牺牲一切为他人谋利,实在违背人的自然天性,是宗教式的道德教条。故有人提出,“我们反对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同时反对看得个人非常渺小,须牺牲了个人去救众人的教训,却希望人们都重视自己的生命权和所应得的利益,但同时也重视别人的生命利益”。

  

   如果仔细推敲这一时期有关“个人主义”的文字,我们会感觉其极端强调“个人”“个体”超越所有团体之上的想法严重偏离了儒家的传统教导,具有一种极端的反叛品格。这种反叛性的产生还有一个近代背景,民国建立以后出现的种种令人不满的现象以及政客们劣迹斑斑的表演都是促成五四时期“个性”觉醒的重要诱因,陈独秀发表个人解放声明与《偶像破坏论》这类“反国家”主张几乎是同步出现的,这也决定了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短命性,因为这种基于个性感受的文字只能出自某个人一时冲动的激情,与中国人习惯寻究集体认同感的文化传统相互脱节,故很难泛化为群体舆论,更不可能构成一种集体共识。

  

二、“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野与抵牾


   “个人主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时期横空出世,风靡一时,五四新青年凭借一腔热血和蓬勃激情,以冲决旧网罗的搏命姿态,高扬个人自由与个性解放的价值,的确为那些长期遭受传统体制压抑的人们打开了一扇祈望自由的心门。可是时隔不久,“个人主义”就令人不可思议地遭到了冷遇,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症状。我以为,“个人主义”遭受尴尬境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论者在解读“个人主义”内涵时,仅仅集中诠释其在西方文化中的原生意义,而没有考虑西方“个性”自由理念与中国注重群体意识的传统观念之间存在着剧烈冲突。除此之外,“社会主义”思潮的崛起造成的强劲冲击亦应是“个人主义”渐趋边缘化的重要因素。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思潮对“个人主义”的猛烈扫荡很大程度上是现实蕴育的结果,一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列强内部的急剧分化直接导致中国国内“社会改造”思想的流行,这已是众人皆知的常识,在此无须多论。我这里想要表达的意思是,“社会主义”蕴含的思想内容,从表面上看似乎纯粹是西方的东西,可细究其中的运思逻辑,却又恰恰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

  

   社会主义者所关心的诸如“财产的公平分配”“寻求平等正义”等等话题,在中国古代思想中亦时有显现。如果从“公”“私”分野的角度观察就更加清楚,《礼记·礼运》篇所揭示的“天下为公”思想,从经济上而言就有“平分”财产的意思,与私人占有的“邪恶”相反,构成公平、公正与私有、奸邪之间的对立。“大同”世界的“公”是指共同体内“平分”的终极状态,具有道义上的终极原理性。

  

   古代中国人一般遵从个人的自然欲望要服从社会性欲望的教条,“自私自利”的行为因与公共利益相违背而遭到摒弃,这是从“个人”与“社会”伦理秩序的角度立论,还有一个与之并列的经济维度需要注意,因为无论是“公”还是“私”都涉及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私利”和“公益”也是相对立的概念,一个人不能只顾及一己之利,还要想办法为社会贡献力量。所谓“天下之公”本身就包含着平等分配经济产品的考量,也可以引申出经济上限制个人私利的思想。

  

   在政治上,普遍的“公意”不承认个人之“私”的合理性,最终形成反专制的国民自由平等的逻辑。在经济上,对“公意”的强调,则导向了平均分配的民生主义,由“民生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自然顺理成章。正如沟口雄三所言:“天下之公概念的发展这一思想状况易于朝向民生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易于与传统思想相结合,或者甚至可以说,中国天下之公的传统因其包含着天下整体性,本来就是社会主义的。”

  

   需要在此特别申明的是,“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与流行,之所以能够取代“个人主义”成为舆论焦点,是因为其论述主旨直面经济上的“分配”困境,这类问题貌似源自现代西方理论,其实与古代中国人关于“公”大于“私”的传统见解密不可分。比如不少论者常常会先入为主地对私有制产生一种天然的厌恶感,并持续对之展开批判,就未尝不可以看作是对古代公有观念的致敬。这方面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限于篇幅,这里只选择马寅初的一篇文章做一点讨论。

  

   马寅初在一篇题为《个人主义之将崩溃》的文章里运用经济学理论预言“个人主义”行将消失,表示这是符合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大势。马寅初的理由是,个人主义的基础建筑在以下三项条件之上:(一)私有财产(private property),(二)价格制度(price system),(三)自由竞争(free competition)。

  

   “个人主义”在经济界的表现是自由竞争,自由竞争必然造成独占的结果。中国工业虽然远未发达,却已开始从自由竞争阶段迈入了独占之途。自由竞争必然造成两败俱伤,弱者终为强者所兼并,那些势均力敌的人也会合并组成独占组织。当自由竞争达到独占阶段时,分配愈趋不均,革命怒潮逐步高涨,社会随之呈现不安状态。中国的“个人主义”相当发达,将来一旦进入独占阶段,必将造成与欧美类似的情况。“独占”的第二个缺点是,劳工与资本不能得到充分利用。资本家垄断生产以获取最大利润为标准,一旦达到这个标准点,虽然仍有余力也不会增加生产,容易使社会蒙受极大损失。第三个缺点是,大量生产的结果,“所用资本越多,则劳动被替代者亦愈多,而劳动者之收入则愈少”。 两相比较,“在社会主义之国家,生产非为利润,但为满足需要,提高生活程度;在资本主义之国家,生产以利润为目的,故私有财产、价格制度及自由竞争,遂成为个人主义之三大台柱”。

  

马寅初从经济学角度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与“个人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因为一旦“个人主义”成为私有制的理论基础,就难免连带成为被清算的对象。不过,在“五四”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孰优孰劣的评判仍有不少灵活的回旋空间,并没有一个高高悬于头顶之上的绝对权威予以最终裁定。当时有人就对马寅初的观点大唱反调,觉得“社会主义”在中国将来也许有施行的必要,却未必为现实所必需。其理由是,“社会主义”只适合于贫富不均的国家,中国属于生产落伍的国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5710.html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2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