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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险明:对“后殖民主义”语境中“西方中心主义”批判的批判

更新时间:2019-03-27 11:43:38
作者: 叶险明 (进入专栏)  
那么这就属于“西方中心主义”了。当然,彻底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绝不在于抛弃西方既有的经验和体验,而在于不拘泥于西方既有的经验和体验,在批判其所包含的偏见、超越其局限性的过程中,创立新的理论及其术语来科学揭示历史进步的样态、过程和规律[⑥]。不过,由于种种限制,非西方国家的思想文化界目前在整体上还做不到这一点。

  

   应当看到,西方国家“西方中心主义”和非西方国家“西方中心主义”互补关系,是有其深层的现实历史原因的。笔者以为,非西方国家尚未跻身于引导现代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就是这种互补关系由以产生的深层的现实历史原因。笔者这一看法丝毫不意味着尚没有跻身于现代世界文明发展前列的民族国家没有自己辉煌的历史,也不是说他们对现代世界文明发展没有贡献,而是旨在说明:一方面,非西方国家目前所遇到的试图要解决的问题,大都是西方国家几十年甚至百年前就遇到的试图要解决的问题,虽然相似或相同的问题在不同的时空中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就目前来看,非西方国家在“遇到的试图要解决的问题”方面,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还很大,故也说明他们还没有通过自己的方式跨入了现代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尽管其中有些国家在现代文明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另一方面,目前西方国家在文明发展方面虽然出现了种种难以克服的弊端,然毕竟仍在总体上处于领先地位[⑦]。承认这一点或许是沉痛的,但有助于我们增强抵御“西方中心主义”的自觉。这种“自觉”的含意是:把“西方中心主义”与西方文明的成果区分开来,在拒斥“西方中心主义”的过程中批判性地汲取、内化西方文明的一切肯定的成果,超越其局限性,从而最终通过走一条非西方国家的道路而站到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自觉”的对立面就是“盲目”,其特征就是把“西方中心主义”与西方文明的一切肯定的成果混淆起来,即把拒斥“西方中心主义”等同于拒斥批判性地汲取、内化西方文明的一切肯定的成果。而这正是“后殖民主义”语境中“西方中心主义”批判的“短板”之一。

  

   笔者以上之所以提出“增强抵御‘西方中心主义’的自觉”的论断,旨在强调:要提高在复杂的历史环境中辨别“西方中心主义”、特别是作为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能力。由于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自近代以来,非西方国家的思想文化界长期处于一种“纠结”的情境:向西方国家学习,但又怕被西方国家同化,成为其附庸;试图走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但又面临着与世界文明发展趋向相悖的危险。在这种“纠结”的情境中,最容易产生“西方中心主义”传播和渗透的渠道。即便在其中所出现的“反西方中心主义”的趋向,也往往会成为“西方中心主义”的重要“补充”。其主要表现形态是:以在逻辑上另设一个“中心”来反对“西方中心”。如有些学者在关于21世纪中国必将成为世界历史中心的问题上大做文章,就是这方面的例证。但这样一来,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就变为简单地揭某个或某些“西方国家”之“短”,扬另一个或另一些“非西方国家”之“长”,以新的“中心”来取代旧的“中心”了。就其方法论的实质来看,这种“反西方中心主义”,实际上就是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框架中的反“西方中心主义”,亦即作为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的“西方中心主义”。它不仅没有起到科学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作用,而且还进一步刺激了作为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的“西方中心主义”在非西方国家思想文化界中的全面渗透。进而言之,这种反“西方中心主义”的方式,虽然在形式上与“西方中心主义”处于对立的状态,但其在方法论上却是息息相通的。

  

   笔者以为,“增强抵御‘西方中心主义’的自觉”,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思想文化界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因为,只要非西方国家尚未在实践中充分证明他们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引领现代世界文明发展的路径;只要非西方国家不仅还没有解决西方国家不能解决的问题,而且也没有能够解决西方国家已经基本解决的一些问题,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西方中心主义”就必然会是遥相呼应的[⑧]。这也一个方面说明,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绝不是纯粹的思想文化问题(虽然“西方中心主义”是一种思想文化思潮),更不是简单的话语问题。当然,认识到这一点,并非有对“遥相呼应”只能无可奈何的意思,而是要在方法论上确认:增强“抵御‘西方中心主义’的自觉”,必须要把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有机结合起来。只有把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批判建立在对其实践批判的基础上,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批判才有可能不至于“走偏”。所谓“实践批判”是指;在当代世界,非西方国家要成功地走具有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就必须批判地汲取和创造性地转化西方国家一切有益经验;只有走基于批判地汲取和创造性地转化西方国家一切有益经验的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非西方国家才能真正跻身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这是对“西方中心主义”最有力的批判。所以,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思想文化界来说,空谈“现代性死了”、“西方文明衰落了”等,是毫无意义的,有时候甚至会产生很大的负作用。

  

  

   “后殖民主义”语境中“西方中心主义”批判的第二个主要局限是:以特殊、差异、独特,来拒斥普遍、本质和统一,拒斥“元叙事”,拒斥现代世界文明发展的统一性。其主要表现是:以历史和现实中非西方国家“独特”性,来说明他们与“西方国家”社会发展没有关系,也没有可比性;在方法论上以“牺牲”统一性为代价,来证明世界上各个民族和国家,其存在和发展是“互不相干”的。既然是“互不相干”的,那么,“西方中心主义”关于把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特殊,绝对化为世界上各个民族和国家必须亦步亦趋经历的“普遍”道路等观点,自然在逻辑上就是不能成立的。但问题是:目前“西方中心主义”在不少场合下已经改变了其原有的某些表述,通过对各民族或国家差异的认可,来继续延续其影响。而这一点,恰恰是“后殖民主义”语境中“西方中心主义”批判所“遗漏”的[⑨]。

  

   这里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例。勿容置疑的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其本质上仍属于“西方中心主义”,但这种“西方中心主义”形态又与以往的“西方中心主义”形态有所不同,即非常重视“文化的特殊性”。在它看来,文化(即文明的核心)的特殊性是文化的基本属性,决定文化发展的未来;不同的文化在其本质上不仅是不能沟通的,而且还是相互排斥的,

  

   故根本就没有所谓普遍适用的文化发展模式,也没有所谓的文化普遍主义,在现实中只存在“多极的、多文明的世界”;因此,要避免世界各文明间的冲突,就需要:一方面,一种文明的内部在确立一个主体文化的同时必须清除其他异质文化,以通过维持文化同一性获得稳定的文明内部秩序(即所谓保证一种文明内部不乱);另一方面,承认文明的多元性、平等性,铲除普遍主义文化观,以维持不同文明间的均势。从其具有的表述形式来看,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似乎是在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然而,这些带有浓厚的“后殖民主义”色彩的话语表述,实际上是在为“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铺平道路。因此,接下来,亨廷顿在概括何谓西方文明的特殊性时,就开始“重塑”了“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

  

   在亨廷顿看来,“西方文明出现于8世纪,其在以后的世纪中得到了发展,它直到17和18世纪才开始实现现代化。西方远在现代化之前就是西方,使西方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征产生于西方现代化之前。”[⑩]那么,西方文明的“独特的特征”都包含着哪些主要因素呢?他如是说:“古典遗产”(如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罗马法和基督教等)、“天主教和新教”、“欧洲语言”、“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法治”、“社会多元主义”、“代议机构”、“个人主义”(与个人权利传统和自由传统直接相连)[11]。西方文明正是具有了这种“独特的特征”,才能创造出现代性和首先实现现代化,并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对其他文明产生过重大的、有时是压倒一切的影响”的文明[12]。而这些西方文明的“独特的特征”,是非西方国家不可能汲取、借鉴和模仿的,否则,就会出现动荡,所以,把西方文明推及到非西方国家就是错误的,它会使西方文明衰败。经过亨廷顿的上述一番推导,关于民主、法治、自由等不适用于非西方国家的结论就得出来了。在这一结论中隐含两个论断:其一,所有的非西方国家不可能有现代性,当然也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因为,在他们的特殊性中都包含着对现代性和现代文明的抗拒。其二,只要西方国家能够保持住自己的“独特的特征”,就会永远处于世界历史中的领先地位,永远是多极文明世界的中心。

  

   如果说,传统的或“殖民主义时代”的“西方中心主义”,把西方国家的特殊,即民主、法治、自由等的具体表现形态,泛化为民主、法治、自由等的一般,即泛化为世界上所有非西方国家的民主、法治、自由等的具体表现形态,那么,亨廷顿的“西方中心主义”则解构了所谓的“泛化”,使“民主、法治、自由等的一般”又“回缩”到了“西方国家的特殊”,从而也使现代文明和现代性的一般(如民主、法治、自由等的一般)成为了“非西方国家不可模仿的特殊”。这里暂且不论所谓西方国家的“独特的特征”根本不是西方国家纯粹内生的,以及非西方国家在作为现代性一般核心要素的民主、法治、自由等形成和发展中所起的不可替代作用等问题,而仅指出,“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其危害远大于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其根据是:它在逻辑上部分地迎合了“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批判(如强调特殊、拒斥一般,反对普遍主义等),在方法论上部分地“满足”了包括发展中国家普遍流行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甚至民粹主义思潮,故而使“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大行其道,极大地扰乱了发展中国家的思想文化界。例如,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思想文化界所存在的在反对西方国家文化霸权主义过程中拒斥民主、法治、自由等的一般的倾向,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而迄今为止的“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批判,其第二主要局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助长了这一倾向。

  

笔者以为,要超越“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批判的上述局限,对“西方中心主义”加以科学批判,还必须在方法论上把握“西方中心主义”的一般。从方法论上看,无论“西方中心主义”有怎样的形态变化,它都有三个不可或缺的特点[13]:一是,把对西方社会发展一般过程的经验性观察的结果“提升”为一种永恒不变的优越“法则”(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并由此制定出一系列相应的范畴和模式;二是,用这种由一系列相应范畴和模式包裹起来的法则去审视非西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三是,在这种审视中非西方社会被置于历史哲学意义上的落后地位。这里所说的“历史哲学意义上的落后地位”是指:非西方社会在其本质上永远与西方社会有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差距。在一些“温和的西方中心主义”者看来[14],即便有些东方国家(如中国)的发展在历史曾经领先于西方国家,其长处和优点也会被具有强大整合和内化能力的西方国家所创造性地吸收,从而能够超越这些东方国家,其结果就是自近代以来他们一直在世界历史中处于领先和中心地位,而这种领先和中心地位是不会再改变的。这里所谓的“具有强大整合和内化能力”(构成这种能力的主要因素就是民主、法治、自由等传统),就是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永远的差距。因为,东方国家,其社会结构、文化心理甚至种族特点决定了,它不具有像西方国家那样的强大整合和内化能力,故自近代以来只能在世界历史中处于边缘、外围或半外围地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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