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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洪源:哲学何以成为思想中把握的时代——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的重要事件再考察

更新时间:2019-03-26 06:55:17
作者: 杨洪源  
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分别于1979年5月和10月出版, 仅初版就印刷发行5万多册。《国内哲学动态》 (《哲学动态》前身) 也于1979年1月正式复刊,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内部刊物变为公开发行的刊物, 并在其初刊号中对整个真理标准大讨论中涉及的基本问题和主要观点作了系统性的综述。[5]

   从学术问题上升为现实问题, 进而演化为思想解放运动, 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普及, 注定不会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 更不是理论工作者开展若干极具影响力的学术活动便能一蹴而就的。从根本上说, 这场运动的深远影响力绝非只凭一篇文章就能达到, 而是解放思想以保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然需要。在当时, 有的地方直到最后时刻还以“不急”和“看看再说”的态度来对待这关涉思想解放的根本性问题, 甚至还出现了地方性的“两个凡是”。为此, 中宣部召开会议, 提出在实现普遍真理同社会实践相结合, 即实现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相结合的过程中, 力争让思想理论宣传工作走在其他实际工作的前面;提出大力推进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并且把关于它的宣传推广到基层干部和群众中去。在这种情况下, 新华社地方广播组进行了多次讨论, 决定效仿艾思奇《大众哲学》一书, 邀请专业的理论工作者将真理标准问题作通俗表述, 以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听清读懂, 充分了解这场大讨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在当时理论界的重要地位, 以及在推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时发挥的重要作用, 新华社地方广播组的赵慎应和蒋涵箴走访哲学所, 同赵凤岐、夏澍、蒋国田、陈中立、董谊思等人召开会议, 最终讨论确定24篇讲话和每篇不超过1500字的写作方案, 以适应地方广播的特点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接受能力。具体内容包括: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原因和重要意义;真理的客观性;发现和掌握真理的方式;检验真理的标准;检验真理的过程;真理和有用的理论的区别;“句句是真理, 一句顶一万句”的错误性;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解;尊重实践和坚持实践第一;思想解放潮流的不可阻挡性;坚持实践标准的现实意义, 等等。这一通俗讲话在播出后, 立即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极大反响, 最终在广大受众的要求下结册, 于1979年7月由当时刚刚成立的新华出版社出版, 成为该社建立以来出版的第一本书。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通俗讲话”之外, 在此之前 (1978年11月) 还有一个真理标准问题的“理论版”, 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学习》节目广播《理论和实践问题广播讲座》。这个“理论版”将真理标准问题涉及的主要观点系统地整合起来, 分为十三讲播出, 与“通俗讲话”相得益彰, 共同推动了整个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发展。

  

   三、把握哲学表示的时代精神之精华

   综观哲学事件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的作用, 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它们以大众化为切入点,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中国化和大众化的统一, 彰显出真正的哲学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这一根本特质。回顾和反思这些哲学事件, 给我们带来的首要启示是如何正确把握哲学与时代的关系。

   自近代西方启蒙运动以降, 历史进化论的时代观, 即一种线性的时间观念的进步意识, 逐渐成为主流。相应地, 人们把时代看作走向进步的历史环节, 它不仅意味着不断解决问题而与过去决裂的历史进步, 还意味着不断面临新问题而在通向未来的过程中包含的各种可能性。如此一来, 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 就演变为哲学的历史性从而哲学的本质问题。进言之, 追问哲学与时代的关系, 关涉当前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重要前提。只有在追问上述问题的过程中, 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质。否则,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很可能由于缺乏根基而沦为空谈。

   表面看来, 哲学的历史性本身包含着一个内在的矛盾, 也就是真理的永恒性与历史的暂时性之间的矛盾。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 可以追溯至黑格尔。黑格尔认为, 他之前的哲学家大多将哲学的产生归结为人的头脑或神的启示, 与它所处的具体时代无关。作为哲学目的的真理, 由于超越时代而具有永恒性。于是, 就会产生这样的矛盾:若以真理的永恒性为前提, 则真理不会展开为变化无常的范围而形成历史;若把历史“讲述”的东西理解为只在一个时代存在、而在另一个时代被其他东西取代的事物, 那么, 在这样的历史中必然不会发现真理, 因为真理绝不会消逝。

   黑格尔不仅以上述方式表述这个矛盾, 而且从哲学与时代的内在关系出发来消解它。他指出, 哲学在同时代和时代精神的关系上, 表征着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从内容上看, 作为一个时代精神的思维和认识, 哲学在本质上是时代的产物, 要受外在历史条件的支配。思想虽然摧毁了外在的必然性并意识到自身处境, 但还没有达到完全的现实性。在一般情况下, 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只有达到一定阶段才会产生哲学。这种产生同时也是消灭:“当哲学自身产生出来时, 是以自然的阶段作为它加以否定的出发点的。哲学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出发:即当一个民族的精神已经从原始生活的蒙昧混沌境界中挣扎出来了, 并同样当它超出了欲望私利的观点, 离开了追求个人目的的时候。”[6] (P54) 而从形式上看, 哲学作为知识, 即对时代精神实质的思考, 是以这个实质为对象的。而时代精神的实质又是普遍精神在一定阶段上的特殊表现。这样一来, 哲学便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贯穿于一切时代中的普遍精神, 从而能够超越特定的时代, 成为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

   由此可见, 黑格尔是在时代精神的现实性与超越性相统一这个前提下, 强调了哲学的重要性。当然, 这种超越性的限度仍在于解释世界, 是在现实世界已经改变的基础上所作的体系化形式的解释。诚如黑格尔所言, 哲学在教导世界应当如何存在时总是“来得很迟”:“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 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自身之后, 才会出现。概念所教导的也必然就是历史所呈现的。这就是说, 直到现实成熟了, 理想的东西才会对实在的东西显现出来, 并在把握了这同一个实在世界的实体之后, 才把它建成为一个理智王国的形态。”[7] (P14-15)

   借鉴黑格尔的上述理解, 马克思虽然在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上也强调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重要性, 但是突破了黑格尔哲学的局限性, 更注重哲学冲破单纯解释现实世界形成的封闭体系, 实现改变现实世界的作用。如果说黑格尔旨在说明“密涅瓦的猫头鹰”要在“高卢雄鸡的鸣叫”之后才能起飞, 让哲学去把握法国大革命开启的世界历史新时代的精神, 那么, 马克思则认为法国革命的时代精神本身就已经构成一种新的哲学, “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 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8] (P18) 。这种真正的哲学冲破了封闭体系的“外壳”, 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屹立于世。“各种外部表现证明, 哲学正获得这样的意义, 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 哲学正在世界化, 而世界正在哲学化。”[9] (P220) 上述意义上的哲学不再是充斥着各种晦涩语言的封闭系统, 也不再是现实性与超越性相统一基础上形成的静态逻辑架构, 而是开放的结构递换与动态的内容更迭。

   马克思深刻认识到, 在本质上作为人与世界关系的活动的实践, 是重新把握和理解哲学与时代关系的重要环节。这里的实践准确地说是历史性实践, 究其实, 包括哲学在内的人的全部思维及其形式具不具有客观的真理性, 从根本上说绝非理论问题, 而是实践问题。马克思对此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 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 自己思维的此岸性。”[8] (P500) 然而, 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前关于哲学与时代关系的诸多认识, 普遍将其归结为理论问题而不是实践问题, 且存在极度抽象的还原论倾向。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皆是如此, 它们在以哲学的方式观照时代、把握社会历史时, 都先将形形色色的经验事实抽象为物质和意识这两类, 再进行二度抽象。准此产生的建构哲学体系的一般方式是:确立先验的基本原则—选择核心概念或基本判断—作概念或判断间推演—得出结论。这样一个静态的、僵死的逻辑架构, 无疑是对实践的极大限制和阻碍, 因为它把全部实践发展的结果都归结为不断证明既有结论的注脚。其中, 唯心主义只强调主观性或能动性原则, 从观念或自我出发来构建体系, 用它们的发展来规范人与社会的发展, 并以此说明实践。而旧唯物主义则只坚持客观性或直观性原则, 以纯粹的物质为起点来建构体系, 用它的发展来规范人与社会的发展, 以此来诠释实践, 并将认识理解为简单的反映论。

   与上述纯理论化的处理方式和还原论倾向不同, 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在“倾听”实践的“呼声”, 将“哲学与时代的关系同时也是人与其所处的现实世界的关系”, 理解为随着实践的进程而不断改变自身形式的生成过程。除了从实践出发来说明物质之外, 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将人类实践已经达到的范围看作人与社会发展程度的决定因素。实践格局的时代性转换, 将必然导致新的哲学结构的更迭。与之相适应, 哲学的功能和哲学家的社会角色也会发生变化, 即不再局限于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而是真正去改变世界。

   秉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质, “通俗讲话”从实践的维度解答了哲学的历史性问题。它以阐释真理的客观性为起点, 论证作为唯一标准的实践对真理的检验过程就是发展真理的过程, 并以此来否定和纠正真理的永恒性这个错误观点。例如:“凡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看法和想法, 都不能称为真理。这就是说, 真理是客观的, 不是谁想怎么说, 就都能成为真理。”[10] (P8) “我们说, 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是, 这种检验, 往往不是检验一次就能完成的, 而是要经过多次的反复, 也就是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 也就是修正错误、发展真理的过程。”[10] (P24) 这些论点看似通俗浅显, 实则包含着关于哲学的本质的“大道理”。“通俗讲话”通篇贯穿着一条“红线”, 即坚持实事求是和大胆解放思想, 而这是当时的社会实践昭示的时代精神所在。正是基于实践发展的需要, 在思想中把握到了上述时代精神, “通俗讲话”才能产生如此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力。仅凭贴近大众的通俗语言风格, 而没有契合时代精神以适应实践发展的需要, 必然无法达成上述结果。

   历史一再表明, 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大发展的时代。包括“通俗讲话”在内的整个真理标准大讨论, 在把握了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这个时代精神之后, 使哲学事件最终演化为哲学观的变革。它直接影响着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对实践问题的持续关注, 经由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争论、选择论与反应论之争, 开启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建构。后者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巨大变迁过程中, 无疑起到了改革的“开路先锋”和“破冰船”的作用。

时间推续到21世纪的今天,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改革创新也已成为时代精神的核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11] (P4) 此时, 哲学以切中现实和改革创新的面貌出场, 必须紧扣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的历史性实践与指导思想, 这也是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要求和应有之义。众所周知,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 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包含各种不同阶段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人的历史性实践活动会不断向前推进, 从而使得在特定历史阶段中概括、凝练出新理论的重要性, 愈发凸显出来。按照这种理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历史性实践, 其展开过程应当始终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以及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相伴相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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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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