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郇庆治:以更高的理论自觉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

更新时间:2019-03-22 01:14:03
作者: 郇庆治  
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13)。可以看出,这些论述既保留了十八大报告中已经包含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诸多重要论断,同时又增加了他的一些最新阐述和最新提法。尤其是,“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既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核心性观点,也构成了这一篇章、特别是前两个自然段的理论性阐释的基础性论断。概言之,正因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我们所追求实现的现代化只能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具体而言,在笔者看来,它可以概括为如下四个层次或方面:一是生态(环境)哲学伦理意义上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作为基于生态学科学知识(思维)的哲学价值观与伦理态度,它要求我们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相应地,物质性改造或经济性利用自然只是人类生存与生活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二是人类开发利用意义上的自然认知与实践。在现实中,人类作为价值和实践主体——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最主要的,总是要主体性地认知与变革自然界的(也就是以人类自身为中心的),但必须要做到遵循自然规律,而对大自然的任何伤害举动终会反过来伤及人类自身就是最朴素的自然规律(当然也是社会规律)。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只能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为中国长期性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提升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如今我们理应明确追求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其核心内容就是既能够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能够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四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经济社会变革或制度创新要求,就是自觉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最大程度地节约自然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并致力于形成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当然,从当代环境哲学和伦理学的视野来看,这种论证方式的“弱人类中心主义”特征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可以说,与十八大报告相比,十九大报告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理论阐述的最大特点就是作出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式现代化”的简要论证,也就明确回答了许多学者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定位的疑惑(14)。因而,我们不能仅仅凭借其中个别术语(比如“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作出过度的解读或诠释,现实中更重要的是可持续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优美生态环境需要”(通过更多优质生态产品)。

   第二,明确规定了以加快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来引领生态文明建设。在接下来的第3—6自然段中,报告分别从“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四个方面,详细阐述了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间内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或任务总要求。应该说,这四个方面的具体内容,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略的合逻辑展开(尤其是第一个和第四个方面),也是这一篇章的第一、第二自然段所阐述的人与自然关系新观念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观的内在要求,同时也科学概括了中国过去五年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一些新经验、所开启的一些新探索。

   值得关注的是,在“推进绿色发展”中,报告着重强调了“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也就是说,党和政府已经认识到,除了继续推进更多属于生产方式层面的产品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能源结构、绿色低碳循环技术结构的绿色化,培育广大人民群众或消费主体的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生活方式——尤其是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应该成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议题领域或政策抓手。实际上,为了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环保部于2015年出台了《关于加快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的实施意见》,目的就是在积极培育公众的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同时,探索各级政府更为合理有效的柔性公共管理政策的方法路径。因而可以设想,未来五年中,促进绿色消费方面将会有更多政策与法律出台实施。

   在“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中,报告着重强调了“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对应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的主要任务,即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或“蓝天保卫战”,从而实质性扭转大气、水、土壤等领域的严重污染状况,除了应在提高污染排放标准、强化排污者责任、健全环保信用评价、信息强制性披露和严惩重罚等相关制度外,更为根本的是逐渐构建一种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多方参与、分工协作的环境治理体系。这意味着,未来五年中,为了更有效解决突出的环境污染问题,不仅会引入更多的创新性制度机制,而且这些制度机制的协同性也会大大提高——比如在不同行政区域之间或不同议题政策之间。

   在“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中,报告着重强调了“完成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划定工作”,包括森林、草地、湿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等在内的各种政策措施,宗旨是保障和优化中国的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提高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生物多样性,而实现这一点的主要政策抓手就是严格划定与执行生态保护红线。同样重要的是严格保护耕地和严格控制城镇开发范围,而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和城镇开发控制线即是最关键性的政策举措。

   在“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中,报告着重强调了“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等政策议题或内容。可以说,组建新的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监管城乡各类污染排放和行政执法职责,是十九大报告对于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所提出的最明确部署和要求之一。同样重要的是,大面积的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试点,意味着中国已在尝试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综上所述,可以预期的是,以创建绿色经济体系、绿色技术与产业体系、绿色能源体系为主题的绿色发展和以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为核心的国家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改革,将会成为未来五年党和政府主推的生态文明建设攻坚性政策领域。

   第三,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新概念。报告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为保护生态环境作出我们这代人的努力。”(15)

   在笔者看来,一方面,这一提法是对十七大报告所提及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十八大报告所提及的“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承继呼应,并逐渐形成了一个意涵更为系统与丰富的科学概念;另一方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语境下,它更多应阐释为“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新格局”的一种理论与意识自觉,也就是服务于“我们这代人的”保护生态环境努力的绿色政治共识。依此而言,我们显然不能对其作出比如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狭义视角下的偏激性解读(16)。尽管如此,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明确提出,笔者认为,确有必要结合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新理念新论断新观点的学习研读,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等概念作出更加系统性、理论化的概括与阐发(17)。

   那么,相比十八大报告(18),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论述提出了哪些需要系统而深入探讨的理论性议题呢?笔者认为,着眼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宏大语境与话语体系,如下四个问题是尤其值得关注与讨论的。

   其一,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文明思想体系研究。应该说,自十八大以来,学术界关于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的研究已经逐渐展开,并发表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成果(19),但总的来说,这些研究过分集中于对个别论断本身的解读诠释,很少自觉从理论体系的视角加以阐释研讨。因而,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自2005年正式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论断起,尤其是自十八大以来结合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大政方针又作了大量理论思考与政策论述,已经日益形成一个十分丰富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体系,涉及基本理念、目标愿景、战略路径和政策举措等不同层面的复杂内容,亟须做一种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视角下的系统性概括与阐发;另一方面,随着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这一国家战略的全面铺开,加快各级政府的生态文明治理体制改革与创新正成为我国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着力点与突破口,而如何使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文明思想呈现为更加系统科学的理论表述形式(20),不仅是关系到中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方向、力度与成效的根本性问题,也是关系到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大目标是否能够如期实现的根本性问题,必须给予足够重视。

   其二,生态文明建设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方略关系研究。应该说,十九大报告已经把生态文明建设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方略的关系,作了一种清晰的政治定位。那就是,生态文明建设或“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本身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方略的一部分(21)。换言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本身就包含着致力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美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而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就是努力践行与实现这一思想的基本路径。尤其是,通过对新时代基本特征、目标规划、战略部署和重大决策的系统性阐述,生态文明建设已经以一种更加契合或有机的方式纳入一个更加宏大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之中,因而必将使得它在未来实践中的社会政治动员变得更加坚强有力。尽管如此,无论从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实践层面来说,还是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方略的贯彻落实而言,我们都需要从二者关系及其互动的视角作更深入细致的探究。

   其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哲学理论依据研究。一般而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可以从广义或狭义两个层面来理解。从广义上说,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提出的“生态文明观念”、十八大报告所阐述的“生态文明理念”、十九大报告所阐述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观,都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简明概括或表述。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理解是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这一理所当然的大前提之下的。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生态哲学价值或伦理理念的革新(比如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及其制度化实践,是离不开或基于社会主义的根本性制度框架的。否则的话,我们便很难将这些美好理念或设想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也正因为如此,笔者一直强调(22),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一种狭义界定是必要的,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意味着社会主义政治取向和生态可持续性价值的自觉融合。这种理解的理论重要性在于,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科学阐释,不但取决于我们对各种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理念或生态文化理论的主动吸纳借鉴,也取决于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忘本真的坚定继承与大胆创新。其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发展着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可以扮演一种认知中介或桥梁的角色(23)。

其四,生态文明体制构想及其改革的基础理论研究。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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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鄱阳湖学刊》 201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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