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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雄:文明人的食人焦虑和帝国的纾解策略

——十八世纪初期英国文学中的食人书写

更新时间:2019-03-19 00:53:51
作者: 王晓雄  
从精神分析角度来看,前述阿喀琉斯生食赫克托耳的愿望和欧洲人对尸体医药曾有的迷信(巫术信仰),都是一种盲目的本我力量,此力量想要释放的冲动会带来神经性焦虑,可能促使个体做出应受惩罚的行为,而一旦个体违反“父亲之名”或科学理性的秩序,超我又会制造出内疚、羞耻以及自卑感,并带来道德性焦虑。(24)因此,启蒙时代欧洲人对待食人的态度体现了两种焦虑——畏惧本我溢出的神经性焦虑和忧虑超我惩罚的道德性焦虑——的混合,当这种混合型焦虑产生后,他们便启用防御机制来纾解焦虑,十八世纪初期英帝国小说中惯常出现的食人族,应该是一种投射方式,欧洲“文明人”借助该方式将自我无法接受的特征抛给他者以期消除这类特征。

   但是,为何笛福会借用食人族的形象呢?正如上文所述,其小说对食人族的描述源于耳闻而非亲见,学界也基本将之判为虚构,而当时欧洲人之所以如此执着于此虚构,原因还是在于他们已有的巫术信仰。毕竟,十六及十七世纪近两百年的欧洲药典基本上都对人类尸体的药用价值深信不疑,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的确相信自己发现了尸体医药的良好疗效,这又同时启发了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想象(see Medicinal:9)。因此,尽管十八世纪欧洲人身怀食人焦虑,尚未被完全推翻的已有医药信仰却仍然使他们愿意去相信,世界上确实存在着一个食人的种族。尽管笛福并未在作品中对食人做太多的直接描述,使之成为隐而不露的潜文本,但他依赖欧洲人对食人族的已有构建,把食人行为投射给野人,确立了文明人和野蛮人的二元对立,将食人行为通过文本排除出欧洲文明世界,进而帮助将“受教化的西方人从其异域的野蛮弟兄那里分离出来”(Cannibalism:5),成功地纾解了欧洲“文明人”自身的焦虑。应该说,笛福的这一回避策略最投欧洲“文明人”所好,因而也流布最广。

  

   二、切特伍德、奥宾:圣餐类比和宗教策略

  

   相较于笛福对“文明人”食人的回避,与其同时代的作家切特伍德和奥宾的创作则直接呈现了该主题。虽然切特伍德与奥宾如今已鲜有人问津,但在十八世纪初期他们的作品却相当流行。(25)他们借鉴了笛福作品的主题和风格(26),描摹了不同国家和种族之间的遭遇与碰撞,促进了当时人们对与英帝国相关的各个议题的讨论和理解(27)。笛福研究专家丹尼斯·托德在论述笛福作品时,因为切特伍德和奥宾作品的时空设定与笛福的相仿,作品中也出现了食人因素,遂将二者设为笛福研究的对照组,认为他们用宗教的方式解决了食人问题,但又同时指出,他们过分关注文明人自身,未考虑野人及其被教化的可能性(see Defoes:165-167)。本文则认为,或许正是因为切特伍德和奥宾高度关注“文明人”自身,他们才能将欧洲文化中已有的且已式微的食人元素放大,使之以虚构的形式进入大众视野,在不经意间将其编织入帝国话语中,虽然他们以宗教方式解决食人问题的策略也并未完全奏效。

   切特伍德于1720年出版的小说《理查德·福尔克纳》在情节上类似《鲁滨孙飘流记》,主角福尔克纳因海难流落到加勒比地区的荒岛,遇到了英国水手兰德尔,后者成为主角的精神导师。兰德尔自述早年流亡海岛,身边只有一只母狗和六只狗崽,他在饥饿中杀死了其中一只幼崽作为食物。兰德尔详细描述道:“幼崽不到两个月大,我用发现于船底的木板生火烤熟了它,真是非常美味可口。”(28)但他又同时解释道,杀死如此无害的生物有违自身心性,但为了生存他又别无他计可施。虽然如此,兰德尔仍然杀死了另外四只狗崽,将其中两只用盐腌制,用狗肉喂食了母狗和幸存的狗崽,并评论道:“它们吃得那么痛快,一点也不顾虑这是它们同伴的血和肉。”(Voyages:64)在此,兰德尔促成了动物的同类相食,也预示了小说将要述及的人类的同类相食。兰德尔讲述完往事后便去世了,福尔克纳和其他船员则继续修理船只以便离开荒岛。在一次醉酒后,福尔克纳被飓风吹离了小岛,当他最终回到小岛后却发现,由于留在岛上的船员整整五天没有淡水与食粮,他们在即将饿死之际将兰德尔的尸体挖出来并吃掉了(see Voyages:85-86)。切特伍德将犬类的同类相食和人类的食人行为并置,有将欧洲“文明人”的食人焦虑扩大化的危险,因为小说使人们认识到,所谓的“文明人”在原始环境中同样有着牲畜一般的无法克制的求生欲望。为了规避该危险,小说努力将兰德尔塑造为一个圣人。主角深情地追忆道:“他无矫饰的真诚,无功利的友善,有理性的信仰……言辞可亲、礼貌谦恭、疾恶如仇……总之,他是一个奇迹般的人。”(Voyages:87)同时,小说还借兰德尔之口,将其遗留的手稿称为以耶稣之名抄录自神父的原始文件(see Voyages:88)。至此,通过福尔克纳的事后赞颂以及兰德尔手稿的现身说法,小说成功地将兰德尔与耶稣联系在一起,唤起了读者对圣餐的记忆(see Defoe's:166),如果船员食人事件被转换成天主教式的对耶稣血肉的享用,那么动物式的同类相食欲望就被圣人自我牺牲的光辉所淹没,食人焦虑也就自然得到了纾解。

   不过,将文明人的食人行为和天主教圣餐相提并论的处理方式,难免会让读者联想到天主教圣餐本身所存在的争议。圣餐最初来源于《福音书》中记载的耶稣在逾越节的筵席,他将圣饼递给门徒,声言这是他的身体,又将酒杯递给门徒,声言这是他立约的血。(29)在十三世纪之前,基督徒对圣餐的理解趋于象征意义,但在1215年召开的第四次拉特兰会议上,教皇对圣餐做出了新的解释,声称在圣餐仪式中饼和酒通过神圣的力量渗透进基督的身体,变为了基督的肉和血,这就是所谓的“圣餐变体论”(transubstantiation)。(30)从此以后,西方教会的圣餐便从象征意义变为字面上的意义,并与食人建立起了联系:信徒食用饼和酒,就是在真正食用基督的身体和血液;基督也在最后的晚餐中,进入食物链条,成为了被信徒摄取的客体(see Medicinal:97)。教皇的举措原本意在捍卫教会的势力,但是,将人类的禁忌与宗教神圣的宽恕和救赎力量结合在一起,虽然能够达到部分的正面效果,却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混乱,当时甚至有信徒声称看见圣餐饼流出了鲜血、被扔到沸水中的圣餐饼变成了人肉;同时,在西方教会宗教改革时期,如何解释圣餐也引发了一系列教派之间的冲突、流血事件。(31)那么天主教圣餐和食人之间究竟存在何种联系呢?一些人类学家认为,天主教圣餐的前身是图腾式进餐,而图腾式进餐一般指的是动物献祭,即吃掉作为崇拜物的动物。(32)弗洛伊德则沿用弗雷泽的观点,指出了天主教圣餐与动物献祭及人祭之间的同一性。(33)因此,从人类学角度看,天主教圣餐变体论源自远古时期的动物献祭和食人仪式,在逻辑上与前文提及的“尸体中保留有亡者的生命力量,这种生命力量有治愈性”这个早期现代欧洲医药观点相通。

   针对圣餐变体论和食人之间的同一性,宗教改革者及其后的新教徒嘲讽天主教圣餐的野蛮和血腥:例如,瑞士改教者茨温利认为,以面包和酒为耶稣的血和肉的看法不仅不虔敬,而且愚蠢、荒谬,坚持圣餐变体论的神学家与信徒都生活在食人族里;加尔文派传教士狄来利则将天主教徒与食人族相提并论,讥讽道,他们不仅要吃掉耶稣的血和肉,更糟糕的是,他们还要生吃(see Consuming:116)。新教各教派的基本主张是恢复圣餐的象征意义,摈弃天主教式的字面上的食人意味;在天主教会的特兰托公会议(1545-1563)仍然将圣餐变体论宣布为正统神学立场并对其万般维护之后,新教各派指控天主教“将耶稣降为食物和消化道的存在物,进而贬损了天主教教义的声誉”,并“与之[天主教]划清界限”(Medicinal:99)。相对于天主教而言,新教更具“理性宗教”的意味,在食人禁忌这个问题上,更容易与新兴的理性科学结盟以反对传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笛福代表的是纯粹的新教立场,即,不允许食人这个禁忌存在于自身意识中,而要彻底对之回避、驱散;天主教对圣餐变体说的坚持则沿袭了传统,将食人禁忌纳入了自身内部进行消化,因此,当切特伍德试图用隐含的天主教圣餐仪式来纾解“文明人”食人的焦虑时,该纾解策略带来了反向作用,即,它将圣餐从英国新教徒熟悉的象征意义拉回到了字面上的食人意义,令他的读者非但无法从此类比中摆脱食人阴霾,反而可能在圣餐仪式中重新发现食人的恐怖,并深刻地意识到文明和野蛮之间仅存在着模糊的界限。

   同样求助于宗教的奥宾,其策略则比切特伍德决断得多,她在作品中以信徒的虔敬抗衡食人欲望,虽然她的小说情节也因太过明显的道德指向而显得并不真实。在出版于1723年的《夏洛塔·杜邦女士》中,主角夏洛塔与贝朗格为情侣,由于种种机遇,两人和贝朗格的一位好友一起在加勒比一带海上漂流,当他们的食物断绝后,贝朗格的朋友要求贝朗格“杀死他,吃他温暖的肉,吮吸他温暖的血来维持生命”(34)。贝朗格震惊于该提议,拒绝了朋友的建议,并说道:“我们生在一起,死也在一起,今晚我们已经过了好几个沙滩,毫无疑问就快要靠岸了,现在打起精神来,让我们加倍地祈求上帝,赐予我们恩惠。”话音刚落,一个大浪打来,他们看见一只海豚落在了船上,于是他们吃掉海豚存活了下来。(35)由此可见,在小说提出食人这个问题后,奥宾马上安排贝朗格凭借其宗教虔敬快速做出“文明人”应该做出的正确抉择,并迅速让上帝对虔敬信徒的祈祷做出回应。她并不想让食人问题拖延到小说人物真正濒死的时刻,而是在这个时刻到来之前就以宗教神迹迅速结束危机。或许,即便其笔下人物真到了濒死时刻,奥宾也绝不让食人事件真正上演,而会让他们像贝朗格说的那样“生在一起,死也在一起”。有论者甚至指出,奥宾的创作是情爱小说和旅行小说的混合体,其间还整合进了“尖锐刺耳的基督教道德”。(36)该观点点明了奥宾作品所具有的鲜明宗教道德意图,这种道德意图甚至强烈到了损害小说的真实性这个程度。例如,在《高贵的奴隶》中,玛利亚为避免遭波斯人强暴,祈求上帝给予她力量,并毅然挖出自己的双眼扔向对方,保全自己的贞洁。(37)这是对圣徒圣露西的事迹的忠实模仿,表明玛利亚通过自残(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自食/食人)行为保全个人美德,也同时为自食/食人抹上了一层宗教色彩。

   卡米拉·帕格利亚曾指出,犹太-基督教文化中存在着对言语的崇拜,其对目光的畏惧则构成了图像禁忌的基础;但在希腊-罗马化过程中,基督教逐渐被掺入了异教的拜物癖,如意大利教堂中圣塞巴斯蒂安的被箭穿透的碎块、圣露西暴突的眼球等,而新教却以捣毁圣像开始,反对此种拜物癖。(38)如果说新教继承了犹太教的言语崇拜,要求秩序的简洁和明晰,那么天主教则更多地体现了图像崇拜,强调神迹、圣物和感官的非理性刺激,切特伍德的圣餐类比和奥宾对神迹及圣徒事迹的借用,都体现了天主教的这种倾向。然而,在启蒙时代初期,科学实证精神和新教思想的交融要求一种体现了历史真实的书写(39),天主教对“传奇”的创造(40)则被认为包含有过多拜物的、神迹的、非理性的因素。尽管切特伍德和奥宾都直面了“文明人”食人事件,并将相关材料编织进了小说叙事中,但由于他们作品中的圣餐类比、祈祷得鱼和对圣露西故事的模仿等情节具有明显的天主教特质,或暴露出天主教圣餐和食人之间难以划分的界限,或体现出过于浓重的非理性色彩,他们的新教读者或许会因此认定他们在作品中为食人行为开脱的方式是虚假的,这势必使得他们的作品无法真正帮助读者纾解其食人焦虑。切特伍德和奥宾的作品表明,基于天主教传统的食人焦虑纾解方式是向内的,它只是将焦虑暂时遮蔽于自身内部,却无法避免其不断发酵直至爆发出愈发剧烈的焦虑;笛福的作品则代表了新教纾解方式,即,向外投射焦虑并于外部化解食人因素。

  

   三、斯威夫特:食人系统的揭露和讽喻策略

  

如果说切特伍德与奥宾代表的天主教传统在自身内部化解焦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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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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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外国文学评论》2018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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