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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内在逻辑

更新时间:2019-03-17 19:06:52
作者: 刘伟 (进入专栏)  
(24)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原因是要素配置扭曲,是体制机制障碍。”(25)因此,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能够有机统一发展、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能够更加充分地体现“新发展理念”的本质特征。

   其五,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中发展的质态根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最大的不同,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需求管理的着力点是消费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在于生产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生产端入手,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26)而生产者的具体含义至少可以包括四方面:一是人——劳动者,即提高劳动生产率,造就充实的劳动者大军,提倡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二是人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企业,即提高企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造就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企业,特别是实体企业;三是企业与企业的集合——产业,即提高产业素质和结构优化及升级程度;四是产业与产业的聚集及区域布局的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需求管理政策的落脚点在于总量效应,即总需求量的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脚点则在于结构效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供给侧改革“不能忘了‘结构性’三个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27)既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是生产者,目的在于提高效率,那么,宏观上生产者效率是否提高,主要体现在结构变化效应上。结构变化是效率变化的结果,产业组织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等等的变化均可以在效率的差异上得到解释,而结构的变化才真正关系到经济质态的变化。“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28)以结构变化为政策和改革落脚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更具意义。

   事实上,我们围绕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围绕提高整个国民经济供给体系质量所实施的一系列战略,包括创新型国家建设、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等,都是以提高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为基础的,而这正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因此,必须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国民经济诸多体系协同推进的过程,在贯彻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基础上,需要一系列政策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是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二是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三是要积极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布局;四是要着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提高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国际竞争力;五是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保障。这些举措既需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也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在要求。

  

   四、需要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怎样的宏观经济环境——稳中求进总基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稳’的重点要放在稳住经济运行上,确保增长、就业、物价不出现大的波动,确保金融不出现区域性系统性风险。‘进’的重点要放在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上……”(29)怎样实现稳中求进?重要的在于处理好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关系。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需求管理创造宏观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主要是通过调节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等来刺激或抑制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是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增长。”(30)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是以需求管理为主还是以供给管理为主,应视不同国情而定,但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31)这就要求统一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即统一短期与长期调控,总量与结构调控。一方面,需求管理若失控,或需求膨胀,经济增长过快,进而导致严重的通胀,那就不需要也不必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企业面对市场抢购环境不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或是需求疲软,经济萧条,进而失业压力巨大,那就不可能也不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困难在于过剩产能化解中的就业矛盾,在失业压力很大的宏观条件下难以加大供给侧改革力度。另一方面,即使以需求管理为目标,保持适度增长,进而在通胀率和失业率之间保持均衡,以适度增长维持短期均衡,但若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失衡的深层动因得不到克服,不仅短期总量的均衡难以长期维持,而且最终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会导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窗口”关闭。正如我国现阶段通胀率以3%以下,城镇登记失业率以4.5%以下为政策目标,据此经济增长率应在6.5%左右,进而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宏观经济环境,但问题的根本在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否则不仅深层次失衡动因难以克服,总量均衡也不可能长期维持。(32)

   因此,“稳中求进”是宏观调控的总基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我们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33)它是统一总量与结构、短期与长期、增长与发展、发展与改革所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要求。

  

   五、需要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怎样的制度条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为什么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原因是在新的发展阶段上难以转变发展理念,难以转变发展方式,无以适应新阶段上的新变化、新挑战。为什么难以实现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转变?重要的不仅是认识上的问题,而且制度创新滞后,缺乏改革的动力,难以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效统一和提升。一是经济制度创新和改革的关键是资源配置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能否真正实现市场竞争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管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34)二是法治体系建设和法治精神确立。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因为市场经济贯彻的是法权原则,采取的是契约形式,无论是维护法权还是保护契约的权威性,都要求法治。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对于经济生活而言根本在于保护市场主体的“私权”,规范政府主体的“公权”,即“私权赋予,公权约束”。三是现代化政治领导体制和治理机制的建设,根本在于凝聚最广大人民的共识,形成最大公约数,代表广大人民最大的根本利益。这样才能在最大程度上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来推动市场经济和法治经济的建设。没有政治上的凝聚力,没有治理机制和能力上的最大“公约数”,是很难克服现代化市场经济和法治化历史进程中遇到的“特权”阻力的。四是道德秩序方面的培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道德秩序受到严重冲击:一方面是来自纵向的历史演进,传统的以“忠诚”为核心的自然经济的道德秩序发生了动摇,现代的以“诚信”为核心的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尚未形成,道德领域可能出现既不讲忠诚也不讲诚信的放纵;另一方面是来自横向的外部冲击,现代化转型必然是开放的,来自外部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必然冲击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传统,而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往往又缺失文化上的自信,进而形成道德秩序上的无序。

   由此,经济制度上政府与市场关系扭曲,市场失灵;市场在资源配置上难以有效发挥作用,政府替代市场,政府集权进而政府应当履行的职能缺失,政府失灵。法治建设滞后,对市场主体“私权”缺乏保护,对政府“公权”缺乏约束,使之可以滥用。进而,经济制度上政府官员集权,形成“寻租”(权钱交易的可能)。法治体系上缺乏约束,政府权力可以不受约束而滥用,企业不能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获得机会(市场失灵),只能通过与政府谈判获得,“寻租”自然成为普遍,对公权缺乏约束,“寻租”的冲动自然形成现实。从而,资源配置既无公平也无效率,因为脱离市场公平竞争原则,按“寻租”强度配置资源,不可能有效率,权钱交易普遍,不可能存在公正。这种条件下特别需要政治治理上的纠正,但政府本身普遍陷入“寻租”便不可能形成政治核心凝聚力,难以真正代表社会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诉求。所以,公平与效率的实现便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道德的力量,依靠人们在道德上的自我约束,但这一阶段恰恰又是道德容易出现无约束、无序的时期。因此,“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历史的真实。

   我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贯彻新发展理念,需要建设现代经济体系;推进现代经济体系,需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求稳中求进的宏观经济增长环境,更要求全面深入的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则至少包含经济、法治、政治制度和道德秩序,而转型社会恰恰在这些方面面临一系列的“陷阱”。诸如经济制度和法治体系缺陷所导致的“中等收入陷阱”,政治制度和治理机制上的缺陷所导致的“塔西佗陷阱”,道德精神秩序转型所导致的“道德无政府主义陷阱”。作为大国,我国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中国梦过程中,还存在国际关系上的“修昔底德陷阱”,等等。(35)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要注意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要注意防止“塔西佗陷阱”等。

   正是基于此,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明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贯彻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同时(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决议),我们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全面从严治党,中国的政治核心力量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党自身的建设(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形成“四个全面”战略总布局,成为新发展理念下“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目标实现的基本方略和制度支撑。同时,在非正规制度的精神领域明确并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以克服转型期可能出现的道德无序;以“一带一路”建设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而为应对“修昔底德陷阱”贡献中国的智慧和方案,将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统一为有机整体。

  

   六、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根本目的何在——以人民为中心

“人民是阅卷人”。贯彻和实践新发展理念的根本目的是什么,亦即为什么发展。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涉及发展的根本动因,而且涉及发展的根本动力。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及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追求的“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36)人民推动发展,人民共享发展。一方面,“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37)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方式和目标作为有机统一体,而不是相互分割,更不是相互否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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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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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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