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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政治学研究范式的转型:从 “求变” 到 “求治” ———政治学学科史的视角

更新时间:2019-03-12 20:40:13
作者: 杨光斌 (进入专栏)  
经济思想差不多成为空白”。至于说欧洲的政治经济学,即古典政治经济学,整整比中国晚了 2000 年。

  

   第三,如何组织国家。古希腊城邦都是蕞尔小邦,政体即国家的组织形式;  到了罗马时代,疆域广袤无垠了,但并没有发展出把帝国组织起来的今天中央—地方关系理论所讨论的完整体系,充其量只是个人化的代理体制。但是,中 国在先秦时期,一些邦国就实行了郡县制,这是对原始血亲政制的革命,以军 功制代替带有原始社会印记的血亲氏族制。就此而言,西方直到美国独立后才 出现作为国家结构样态之一的联邦制。这一制度, 中国比西方早了2000 年以上。

  

   神权政治时期的政体思想。野蛮人灭亡了罗马帝国之后,欧洲进入了 “中世纪”( 公元 5—15 世纪) ,中世纪的前半叶是神权政治时代,是神权与王权的势不两立的政治史 ( 二元对立政治) 。

  

   野蛮人血洗罗马城,这使得刚刚流行起来的基督教遭到重创,被认为是对基督教的惩罚,因此基督教需要新论述。在新柏拉图主义的拯救人的灵魂的基础上, 奥古斯丁发明了 “上帝之城” 和 “世人之城”,前者的代表是基督教大公教会,后者的代表是“新巴比伦” 罗马,上帝之城最终战胜世人之城。为了抵达彼岸的“上帝之城”,奥古斯丁创造了 “原罪” 说,将人世间所有的堕落、邪恶都归咎于人的 “原罪”,并且原罪是人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洗清的,只有皈依大公教会才能得到救赎。这样,教权高于王权,教会政体高于王制。奥古斯丁将古典世俗政治  学说转化为神权政治理论。到中世纪下半叶,即到11—13 世纪时期,不但王权在与教权的博弈中逐渐壮大,城市市民阶级也开始成长起来, “世人之城” 服膺于“上帝之城” 的信念开始动摇,为拯救神权政治学说,阿奎那适时地将自然主义的亚里士多德学说引入神权政治理论,为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社会结构寻找新论述,自然状态也是神授的秩序。也就是说,壮大的王权、新兴的市民阶级,是神权下的新秩序。

  

   绝对主义国家 ( 早期民族国家) 的政体思想。中世纪的后几百年是西方人所说的    “绝对主义国家” 时期,这一时期教权开始衰落,欧洲政治史的主题变成了“斗争”:   王权与教权之间、王权与各封建贵族之间以及王权与城市市民阶级  ( 商业力量)  之间的斗争。

  

   绝对主义国家的兴起与封建制经济有关联,而后者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那就是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消灭了四分之一欧洲人口的 “黑死病”,既重创了教会政体,也催生了包含着个人自由的封建制经济,因为人口的稀缺使得农 奴变为自由民,比较自由地选择那些报酬更好的封建庄园去劳动。壮大的封建  庄园领主则演变为更有势力的古希腊城邦式的国家,它们彼此之间的战争最终 催生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基于民族身份认同的政治共同体,即早期的民族国家雏 形。在依然存在教会政体的局势下,阿奎那改造后的包含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神权理论为 “世人之城” 所用,也就是所谓的 “君权神圣” 理论———君主统治国家,正如上帝统治宇宙。欧洲的君主制有了教会之外的合法性来源。和教会  政体的斗争以及各封建领主之间的斗争所催生的早期民族国家之所以被称为“绝对主义国家”,是因为这些共同体的权力还非常有限,绝对主义权力只是一种斗争的目标。在这种情势下,最终催生了中世纪之交的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和布丹的国家主权思想。

  

   资本主义时期的政体思想。文艺复兴    “复兴” 的是西塞罗式的共和主义与亚里士多德式的自然主义,这为自然法、自然权利、社会契约等思想的兴起创造了  条件,君权、教权以及贵族权力则渐渐失去了思想与理论上的依据,这一重要变化的最终结果是资本主义政体的诞生。资本主义有两个 “母体”,一个是众所周知的封建制 “社会母体”,一个是容易被忽视的基督教文明这个 “文明母体”,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其实是基督教文明的现代政治转化,或者说是政治的基督教。因此资本主义政体理论的核心只能是洛克讲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即洛克式自  由主义,其实现形式就是洛克在《政府论》中所阐述的议会主权。

  

   资本主义政体似乎符合 “自发秩序原理”。在资产阶级兴起时期,休谟提出了描述资产阶级成长的所谓的  “自动均衡” 思想,在此基础上又产生了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这都是经典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学说。在此基础上,经过两百年的政治发展,资本主义政体才基本定型。18世纪中期,有了以英国政制为基础的孟德斯鸠的三权制衡思想,并被作为蓝图而设计美国的复合共和政体;发明了成文宪法的美国,还在 1800 年发明了现代性的政党制度,政党作为代议制的选举机器角色得到承认; 到19世纪中后期,先是出现了肯定议会主权的密尔的代议制政府理论,接着便是白芝浩的议会制和总统制的比较政治学,以及20 世纪初威尔逊的美国国会政体论。

  

   资本主义政体的成长似乎验证了自然法下的 “自发秩序” 原理,即市场经济—社会结构分化—代议制民主—多党制—竞争性选举—资本民主即资本权力   控制下的民主政治。“自发秩序” 必然是强者的逻辑,并且,在这个逻辑之下, 强者会越来越强,弱者则会越来越弱,这是我们讲资本主义民主就是资本民主的原因。当洛克呼唤财产权的时候,他正在贩奴; 当白人去新大陆驱赶印第安人的时候,合法性也是来自洛克,即所谓的劳动创造财富,印第安人不劳动, 财富就不是印第安人的,该是白人的。这就是自发秩序原理的真正逻辑。民主本来是大众性的,但是被资本俘获之后,社会不平等就是必然的结果,社会主义运动也势在必然。

  

   社会主义运动的政体思想。社会主义思想源远流长,但作为一种自觉的社会  运动,还是产生于第二次工业革命高峰时期的19世纪中叶。社会主义以平等权为基本诉求,因此社会主义民主其实是一种相对于资本民主的社会民主。马克思等经典作家以及其后的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伯恩施坦和考茨基、英国费边社,都是社会主义家族的重要成员。在资本权力主宰的政治制度中搞社会民主,也只能是改良主义的修修补补,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政治,因此才有革命的马  克思主义和改良的马克思主义之分野。

  

   小结:  研究欧洲思想史之变,我们有如下发现:

  

   第一,总的来讲,“变” 是欧洲思想史的常态,一方面是制度变迁导致花样翻新的各种政体思想,另一方面西方人思想中的 “求变” 意识也变得越来越强烈。与其他文明相比,欧洲的政体之所以多变,在某种意义上是由 “观念塑造世界” 这一模式造成的,欧洲的共同体都是 “想象出来的共同体”,比如中世纪初奥古斯丁制造的 “上帝之城” 观念,塑造了近千年的神权政制; 而在中世纪的后期几百年,“上帝之城” 转化为俗世的 “君权神圣” 观念并为绝对君主制服务。可以说,西方社会最初的状况产生了最初的理论,这些理论一经产生便反过来改变西方的   社会现实,从此西方的观念变迁与制度变迁之间就变成了 “鸡与蛋” 的关系,既难分先后,也难以稳定。这是任何其他文明体所不曾有的。

  

   第二,从研究方法上看,2000 年欧洲政治史就是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剧烈变革的历史,不从比较历史即比较政治学的角度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或者政治哲学史,这个领域的研究就不会有什么重大进展。

  

   第三,应该看到,尽管在西方 “变” 是常态,但每一次 “变” 产生的新思想至少能管若干世纪,比如整个希腊—罗马时期都是自然主义政体观, “上帝之城” 统治欧洲近千年; “君权神圣” 主导着中世纪后期;  “国家主权” 之后兴起的资本主义政体,也将近 400 年; 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已经有 200 年的历史,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社会民主也是人类未来的基本方向。因此,这样一个大历史的轨迹告诉我们,思想之变,其根本目的其实也还是为了 “治”,否则革新后的思想也无法有效支配社会几百年。

  

   第四,西方的 “变” 中也仍然包含着历史连续性的方面。在自然主义的政制遭遇危机后,处于危机中的人们选择了期望能拯救他们的基督教,神权政治统治了欧洲; 但是神权不但可以为教会政体所用,也可以为俗世政体使用,这便是

  

   “君权神圣” 之后新兴国家的 “国家主权”,这些都是基督教借助于亚里士多德自然主义理论改造的结果; 一度中断了近千年的自然主义在被基督教改造而得以复兴后,演变为近代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进而催生了基于个体权利的   “天赋人权” 和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的不平等性招致追求平等权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 “天赋” 权利的追求。因此,欧洲思想史中一个重大线索就是自然主义和自然法。

  

   第五,政体变迁有着内在的历史逻辑,而这个 “历史逻辑” 其实就是作为政体基因的社会条件。政体条件论一直是欧洲政体思想的核心,比如亚里士多德就   从未忽视对各种政体所需的各种具体条件的分析; 到了近代,世界被航海技术联系起来之后,思想家们看到各族群的差异,开始强调政体的民族性,比如孟德斯    鸠在 《论法的精神》中大讲民情,密尔在 《代议制政府》中说作为最好政府形式的代议制并不适用所有民族; 在当代,罗尔斯一反自由主义的普世主义的傲慢, 在其最后一本著作 《万民法》中建构了理解那些不具备西方社会条件的非西方社会的政体标准,即不能以西方政体合法性标准来衡量非西方社会政体。政体生长    于社会之中,社会条件之重要性必要性本来就是常识,但是执迷于某种特定制度的学者、政治家往往会忘记这个再简单不过的常识,而盲目求 “变”,结果总是适得其反。

  

二 兼具 “建制派” 与“革命派” 二重性的西方政治学: 从论述自己政体合理性到改变他国政体合法性


   到 19  世纪中后期,西方政治思想史演变为学科规范意义上的政治学,而作为学科的政治学在其诞生之际,研究的对象都是制度现状,并且重点是问题,而不  是制度自信。那时的西方各国不仅政治问题成堆,思想意识领域还有卡尔·马克  思与卡尔·施密特这样差异巨大的批判者; 但是,进入 20 世纪之后,世界政治演变为意识形态政治,大有回到中世纪神权政治的味道,于是,本来是论证自己合  理性与合法性的理论,一下子转变为改变他国政治体制的工具。

  

   1.建制派:  当下政治制度合理性的政治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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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政治学》2018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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