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杨光斌:论政治学理论的学科资源——中国政治学汲取了什么、贡献了什么?

更新时间:2019-03-12 09:38:49
作者: 杨光斌 (进入专栏)  
而真理则是用来解释和回答现实问题的,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研究重要人物的重要思想也就罢了,问题是,很多文章简直是莫名其妙,发掘一些人物或人物中的细枝末节,不但没有实践的价值,即使在纯粹的知识意义上,也不知道意义何在。笔者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学术顾问十多年,对此感受很深,很多文章的题目就让人感叹。我时常想,西方的年轻学者如果博士论文聚焦于王阳明的甚或孔子的A思想、B思想、C思想研究,他还能找到工作吗?

   由于思想史的研究路径严重地偏离了“亚里士多德传统”,不去从比较政治发展或政治共同体建设的路径去研究政治思想,因此能够被称得上发现性的研究成果极为有限,从而也难以对政治学理论的建构贡献什么。用房宁研究员的话说,“中国政治学大量的研究活动,还是在温习和整理普通政治学知识之中打转转,真正能够研究和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专业性知识还不多。”[6]只有把中国政治学放在学科范畴内对照,才能理解这个判断并非没有根据。

   (二)中国政治学有历史社会学研究吗

   很多学者感叹中国政治学根本谈不上历史社会学研究。因为中国政治学界虽然熟悉“摩尔学派”“梯利学派”,曼的历史社会学,但几乎无人传承其衣钵,因为基于大历史或比较历史的研究,显然比读几本圣贤书更具有挑战性,但是如果去做了就会更有学术价值与理论收获。

   中国历史学有从历史研究中得出以史为鉴的规律性总结,但这显然不是从历史研究中得出政治社会理论的历史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有点非直接关系的是罗荣渠关于比较现代化的研究,其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一元多线”的现代化史观。如果把海外华人学者的研究划为中国政治学的范畴,许田波从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与国家形成,类似“梯利学派”,即以中国历史来验证“战争制造国家”。赵鼎新以研究大历史见长,提出了“儒法国家”的概念,用于分析中国国家的起源和变迁历程,应该是一种典型的历史社会学研究。

   笔者10年前在比较历史研究中提出了“政党中心主义”概念,自认为是历史社会学作品。笔者认为,社会科学脉络是制度变迁或国家建设历程的理论化总结,英国、美国在建国历程中以商人集团为核心力量,这一大历史经验必然是所谓的社会中心主义即个人中心主义,其假设就是自然权利、社会契约论等。法国、尤其是德国的国家建设历程,因为官僚制居主导作用,结果就是德国特色。但后发国家普遍需要的国家中心主义,其假设是国家高于社会,即亚里士多德式命题:没有整体就没有部分。无论是社会中心主义还是国家中心主义,都不能回答后发国家依靠政党建国的大历史,俄国、中国以及很多后发国家,事实上都是政党建军、建国、建政的历程,这个大历史事实上在理论上就是政党中心主义,其理论假设是谁来组织国家、人民性如何实现等。[7]人民主体性不会自动实现,需要有代表性政治力量去组织人民实现自己的权利,这个政治力量必然是作为整体性而非部分性的政党,政党是“民本主义”的意义而非英文中部分(Part)的意义。

   相比较社会中心主义,政党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并没那么强烈,但它是一种更加清晰线索的历史存在,因为社会中心主义刻意抹去了国家建设中的国家、政府的力量,显然具有非历史性。这一刻画历史进程的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党史-党建研究中得到更多的重视。

   “国家建设”正在受到更多中国政治学人的重视,但是我们不能从人物研究出发去研究“国家建设”这个历史社会学话题,否则就很容易以当下观念、甚至个人研究者的观念套在所研究的人物头上,去裁剪历史,把实实在在的、无比复杂的“国家建设”变成了虚幻的、非历史的意指。历史社会学研究“国家建设”的路径是在比较历史中研究关键点(包括关键人物和关键事件)而得出理论,即在历史研究中产生理论,在历史研究中修正研究者自身的观念,坚决反对把自己的观念强加在历史进程中的国家。所谓的“施派”就是用研究者的观念去剪裁历史,不喜欢保守的“施派”的自由派切莫走上“施派”的套路,但很难避免,二者在套路上很近似,但都与历史社会学不搭界。

   综上可见,中国政治学中的历史社会学刚刚起步。没有历史社会学研究的政治学理论就等于没有历史根基,没有历史经验支撑的政治学理论显然是不坚实的,甚至是没有灵魂的辞藻堆砌。这种堪称空白状态的原因,显然是因为历史社会学研究难度太大,周期太长,成本收益上不合算。对此,中国政治学人就得追问自己有无学术使命感了。

   (三)中国政治学的现实政治研究贡献了什么政治理论

   比较中国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和历史社会学研究,中国政治学的现实政治研究可呈现的研究成果似乎多一些,但并不值得骄傲,甚至存在堪忧之处。很多人依旧在用产生于西方本国政治的概念去剖析中国政治,去指导比较政治研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政治研究变成了类似思想史研究。也就是说,在一些人那里,中国政治研究和比较政治研究,是为了验证来自特定国家特定历史经验的特定命题,这样的套路就很难谈得上贡献了什么。为此,中国政治学一些学者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去化解西式民主的迷思。政治学理论上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工作,其实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理论贡献。

   1.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的方向问题。作为知识增长点的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尚无生产能力,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比较政治学兴起的时候,正赶上了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因此跟随美国一道变成了比较民主化研究,一开始就丧失了学科自主性,而不是研究比较政治学最根本的问题——国家建设,而国家建设中的诸多问题显然不只是政体转型问题。因为失去了自主性意识,研究者把几乎所有的制度变迁当成了“民主转型”问题,而且很多国家根本没有建立起来所谓的民主制度,其制度变迁也被视为民主转型。

   民主化确实是过去几十年的世界政治现象。但是,作为理论来源的现实政治研究,恰恰是检验、证明或证伪既有理论的好时机,而不是用既有的民主化理论去解释现实。比如,在研究被称为“第四波民主化”的“阿拉伯之春”以及“颜色革命”的过程中,笔者提出“选举式民主”演变为“党争民主”的政治逻辑,党争民主需要“同质化条件”,强调社会条件比民主本身更重要[8]。

   如果说“国家建设”是历史社会学性质的国家政治发展道路问题,将政治道路稳定化的则是作为权力关系总和的政体研究。作为政体的民主化研究,涉及的只是权力关系中的一个面向: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纵向民主,而这个纵向民主与其他权力关系比如民族关系又是什么关系?与宗教又是什么关系?与非正式的权力关系即文化是什么关系?单向度的民主化比较政治研究可谓是真正的“无问西东”了,因此才招致“转型学的终结”。

   对于比较政治学而言,对人民而言而非对学者本人而言,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国家治理。国家看上去都是现代性的,政体看上去都民主化了,但国家治理为什么依然有天壤之别?国家治理是各国老百姓头等重要的大事,但可能不是具有“此时此地”情怀的学者的兴趣。

   笔者认为,如果说国家建设是比较政治学的总体性躯体,政体则是骨骼,国家治理则是流动的血脉,由此而构成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逻辑链条才是坚实的、可信的。目前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掐头去尾,不去研究国家建设问题和国家治理问题,只聚焦于政体转型研究,而且政体研究只是关注其中的一个面向。这样的政体导向的研究既缺少历史性,又没有“人民性”。

   无论是本国政治研究还是比较政治研究,失去“人民性”关怀的政治学研究都是没有意义的,有了“人民性”,才可能形成自主性、主题性的政治学话语体系。

   2.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政治学理论贡献。民主和治理是过去30多年国际社会科学中最流行的两个关键词,中国政治学基于中国历史文化、现实实践,基本建构起来自主性话语权,当然不同的民主理论之间、不同的治理理论之间依然有交锋,这很正常,但是西方话语一边倒的局面基本被扭转。

   第一,关于民主理论的研究。协商民主是一个外生性概念,但却在中国开花结果。大量的研究回答了为什么协商民主是中国独特的本土性民主模式,而且中国政策产生过程中的决策模式就是基于协商而达成的共识型民主。这个民主模式的政治共识,化解了“竞争性选举”的民主迷思,是一种相对于“自由主义民主”的“民本主义民主”,或者说是一种相对于“代议制民主”的“代表型民主”,具体形态则是相对于“选举式民主”的“协商民主”,其结果是相对于“无效的民主”的“可治理的民主”。在民主理论研究中,“群众路线”被新解为“逆向政治参与”。

   第二,关于国家治理理论的研究。治理理论是公民社会理论的衍生物,伴随着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而流行开来,是一种“去国家化”的政治理论。这种理论对于社会治理而言无疑有一定的价值,但有几个国家的社会是“公民社会”?非公民社会里流行治理理论,实践证明只能招致问题,很多国家并没有因为这个“好概念”的流行而在政治上发生更好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是与生俱来的治理主义者,但是国家治理而不是去国家化的社会治理。因此,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命题,其中国家治理能力是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对此学术界提出了“国家治理范式”、治理的前提是统治、“国家治理能力的一般理论”等,中国政治学基本上摆脱了基于公民社会的治理理论话语体系。

   第三,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政治理论不但是学理之间的论争,也事关政治观念、政治智慧的碰撞。“中国模式”是在“历史终结论”的一边倒的语境中提出的,仅在这个意义上,其政治和理论意义就不证自明,尤其是当“历史终结论”的倡导者福山不再坚持历史终结了,而且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替代性模式的时候。主张“中国模式”的学界内部也有争论,即对中国模式到底如何概括,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中国模式的核心是其政治模式,政治模式的核心是政体;政体不但是如何组织权力,而且是权力关系的总和。中国的政体是民主集中制,是一种相对于代议制政体的混合型政体,党政关系、中央-地方关系、国家-社会关系、政治-市场关系,都体现了民主集中制。所有现代政体其实都是混合型政体,但大多数国家是制衡型混合制,中国是领导型混合制。

   中国政治学人总体上是理性和务实的,他们关于基层治理的研究、地方治理的研究、政策过程的研究,都有国际级的学术成果,只不过英语霸权遮蔽了他们的贡献。很多人认为,英语世界对于中国政治的研究水平,已经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同行。

   3.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有国际问题研究而无专门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观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帝国主义论等,最有影响力的政治理论命题是“三个世界”的划分。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国际政治学的兴起,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扑面而来,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三大主义”即结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如前所述,建构主义是一种哲学方法而非理论,结构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都是对现状性世界结构的肯定性论证。因此,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流行的这些理论,事实上是在用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去看待国际问题乃至看待中国对外政策,把中国当成美国去分析,使得很多人在外交政策观察或研究中(有的谈不上研究,只能说是观察)带有严重的价值承诺,比如在中东问题上、在朝鲜半岛问题上,这些误导了中国的对外政策研究,也误导了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更谈不上有助于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

中国作为一个唯一存续下来的大型古文明体,在对外关系上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先进的观念,然而这些被很多学者置于脑后却以西方理论观察中国和世界,其问题早晚会暴露出来,业内不少人士也多有不满,因而提出了“中国气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具有“中国气派”的国际关系理论无疑就是赵汀阳所论证(注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5483.html
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