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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青仁:社会动员、民族志方法及全球社会的重建

——墨西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与启示

更新时间:2019-03-08 00:14:27
作者: 张青仁  

   内容提要:在对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世界体系的抗争过程中,包括墨西哥在内的拉美国家倡导文化多样性,积极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并将其视为改变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地位、重建全球社会的政治工具。在多层次族群运动持续发生的背景下,以人类学者为主体的保护群体使用民族志方法审视具体社群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社会动员明确其作为族群身分的象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民众多层次的社会政治运动结合,将知识分子对文化传承的认知和民众的日常生活相联系。墨西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更多体现在认识论层面上对遗产群体文化认同与自觉的培养,在传承策略上更依赖于传承社群的自我参与,而非一种表现为权力介入、自上而下的机械传承,这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 键 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全球政治  族群运动  文化认同

  

   为了保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我国于2004年成为《公约》的协约国,此后全国各地开展了一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2011年,我国颁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体系。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不少基于基层经验的田野调查也反映出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上的不当。①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保护目的、保护主体和保护措施等核心问题,学界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争议。

   作为一项国际性的文化保护实践,他国经验的借鉴成为破解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困境的重要路径。目前,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经验的探讨多集中于日、韩等发达国家。②然而日韩等由单一民族构成的属性使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表现为全球化进程中处于强势的现代民族国家对本民族传统的弘扬和推广。这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弱势、濒危性文化传统保护的初衷以及我国发展中国家、多民族文化传统的国情大相径庭。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最初起源于拉美国家。印第安文明的悠久历史、漫长的殖民历史形塑了拉美诸国多样性的文化传统。19世纪至20世纪,拉美多国先后摆脱了殖民者的统治,建立了独立的民族国家。20世纪50年代后,处于发展边缘的拉美各国遭遇了全球化的猛烈冲击,本土多样性的文化传统遭到严重破坏。拉美多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护文化多样性的运动。正是在玻利维亚、墨西哥等国的呼吁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才开始对全球文明的多样性予以关注,最终促成了《公约》的诞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源头的属性使得拉美多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认知和保护措施上积累了突出的经验。多元共生的文化传统、全球化进程中的弱势地位、同是发展中国家的属性亦使这些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验有着较强的借鉴意义。基于此,本文以拉丁美洲的墨西哥为个案,通过对墨西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概念认知与实践路径的分析,以期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借鉴。

  

   一 墨西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与现状

  

   漫长的殖民统治形塑了墨西哥多元的族群结构和文化传统。独立后,墨西哥将民族国家的源头溯源到本土的印第安文明。然而,以白人和混血的梅斯蒂斯族群为主体的执政阶层并没有摆脱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束缚,他们将少数族群的印第安人视为国家分裂的潜在对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同化是墨西哥文化政策的基本理念。

   1921年,墨西哥政府成立了印第安族群文化和教育部(Departamento de Educacióny Cultura para la Raza Indígena),1926年成立了同化印第安文化乡村学校部(Departamento de Escuelas Rurales de Incorporación Cultural Indígena)。③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卡德纳斯当选总统后,正式设立了印第安事务部(Departamento de asuntosindigena)和国家印第安研究所(Instituto Nacional Indigenista)。④虽然墨西哥政府声称设立这些机构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本国多元的印第安文化,但大量基于实地调查的研究表明,通过统一的教育将印第安人改造为墨西哥现代民族国家的公民是这些机构设立的主要目标。⑤

   194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墨西哥城召开了一次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文化多样性的概念,并对同化和文化多样性的关系予以阐释。大会执行主席曼努尔·顾阿尔·维达尔(Manuel Gual Vidal)认为,教育是提升弱势群体的重要方式,但统一的教育亦是同化的表现,会对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产生损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应该对世界各地异质的、多样的文化传统予以保护。即通过教育在多元文明间建立联系、避免冲突的同时,亦须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人类文明的独立性、完整性以及多样文明形态的差异性⑥。第二届美洲国家印第安会议(II Congreso Indigenista Interaméricano)于次年在秘鲁的库斯科召开,对美洲印第安文明的保护成为此次会议讨论的热点。⑦接连召开的两次会议促使墨西哥政府改变其文化同化的政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在国家印第安研究所的统一部署下,不少印第安人聚居的基层社区都建立了印第安协调中心(Centro Coordinadores Indigenistas)。墨西哥政府力求通过协调中心的设立,改善印第安族群的生存环境,对印第安文化传统予以保护,推动印第安社会的发展。⑧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对拉美国家的影响日益加剧。经济发展的困境使拉美多国意识到虽然摆脱了殖民统治,但全球资本的运作使其仍然受制于发达国家。在新自由主义改革陷入困境的情形下,包括墨西哥在内的拉美国家掀起了反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左翼运动。文化多样性也成为左翼运动的旗帜,并借此实现了深度传播。

   1982年,世界文化政策会议(La Conferencia Mundial sobre las Políticas Culturales,MONDIACULT)在墨西哥城召开。这次会议发表的《世界文化宣言》再一次强调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并直接促使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提出。⑨此外,拉美多国对文化多样性的认同亦使墨西哥意识到文化多样性在构建拉丁美洲国家统一认同上的重要意义。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强调开始贯穿于墨西哥对拉美国家的外交政策中。⑩1999年,墨西哥政府在瓦哈卡举办了国际文化政策的非正式会议,邀请拉美多国文化部长出席,主张拉美各国必须实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政策。(1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公约》后,墨西哥政府于2004年8月召开了第二次美洲国家高级文化官员会议,组织拉美多国集中讨论《公约》。此后,墨西哥与法国联合发布了《文化多样性保护宣言》。墨西哥国会通过加入《公约》议案。在正式成为《公约》的协约国后(12),墨西哥政府修改了宪法,将文化多样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纳入国家宪法。在施政理念上,强调必须把文化作为政策执行和社会发展的战略要素,一大批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的机构在国家的支持下得以发展。诸如墨西哥国立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院(Instituto Nacional de Antropología e Historia,INAH)、墨西哥国立历史学与人类学学院(Escuela Nacional de Antropología e Historia,ENAH)、印第安语言研究所(Instituto Nacional de Lenguas Indígenas,INALI)及墨西哥社会人类学高等研究院(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y Estudios Superioresen Antropología Social,CIESAS)等科研院所成为墨西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坚。此外,墨西哥各地的社会组织和力量也纷纷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机构和团体,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在遗产保护的理念和保护措施上积累了丰富经验。

  

   二 反霸权的文化路径:墨西哥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义的认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如此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社区、群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口头传统和表演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五个类别。(13)

   墨西哥学界对于遗产的属性认知是多元的,除了认同将遗产视为文明发展的静态实践外,他们亦强调遗产作为标志族群身份的差异性文明形态的属性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赋予遗产概念相当意义上的权力属性。因此,墨西哥学界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遗概念的定义关注了遗产作为文化资本的静态价值,也强调了作为“社会过程”的遗产在所属社群中的重要作用。但教科文组织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遗产的“社会过程”的反思却是不够的。(14)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出的背景是包括拉美在内的弱势文明形态遭遇资本主义文明体系的破坏与碾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遗产属性的定义并没有强调这一点。进而有学者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定义表达的是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的共识,而失去了这一概念本身具有的关键性的权力批判的维度。(15)

   之所以会产生这一批评,与包括墨西哥在内的拉美国家发展的历史密切相关。拉美国家的现代化是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在当地建立殖民统治,强制输入基督教文明、切断印第安文明发展的过程。正是这一漫长的殖民进程,形成了当前拉丁美洲以基督教文明为主、印第安文明为辅的文明形态。虽然拉美多国从19世纪起便建立了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但全球资本体系的控制使得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仍然表现为基督文明的渗透与破坏。另一方面,殖民者的长期统治亦使得以资本主义文明为核心的中心与边缘、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理念影响到拉美国家的统治阶层。在大部分拉美国家中,独立后以混血的梅斯蒂斯族群为核心的统治阶层对“落后”的印第安族群长期实行同化政策,由此导致印第安文明不断衰退。

   文化多样性概念提出后,墨西哥学者援引这一概念呼吁改变联邦政府的同化政策,强调对印第安文明的保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新自由主义改革所导致的困境使得拉美多国对其生存境遇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他们意识到,“我们今天生活在几年前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拉丁美洲,与五百年前受到经济统治和奴役的拉丁美洲没有什么两样。就像只有三十年历史的城市民众运动与广泛的、旷日持久的印第安人抵抗运动也没有什么两样”(16)。进而,全球化渗透下基督教文明对混合的拉美文明的挤压使得他们意识到,“拉美文明模式的起源不是为了自己而创造的,而是来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全球资本主义历史体系的潜在的或者已经出现霸权中心……拉美文明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是一种边缘的、被奴役的文明”(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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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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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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