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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发祥 王杰:中国社会工作的话语体系构建

更新时间:2019-03-05 00:21:05
作者: 杨发祥   王杰  
则标志着社会工作被吸纳到政府的制度框架中。社会工作从实践话语到专业话语再到政策话语的嬗变,展现了西方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我国的社会工作自西方引进,率先由政府、高校接受,进而向社会推广,是一个自外而内、自上而下的过程。传承与断裂、融合与区隔的二律背反,成为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的两大悖论。

   1.社会工作话语体系与历史传统的断裂

   西方的社会工作起源于宗教慈善实践。随着英美等国的工业化迅速发展,失业人口增多,城市中涌现大量贫民,教会开展了大量的慈善活动,牧师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托马斯·查默斯(Thomas Chalmers)牧师提出“程序指引”救济理论,索里牧师创建第一个慈善组织会社,巴尼特牧师创建第一个睦邻组织汤因比馆。同时,社会工作与宗教思想有深厚的渊源,宗教思想成为社会工作的重要思想基础。基督教中关于博爱、明爱、意志之爱转化为社会工作的重要价值观,“助人自助”社会工作理念也正是来自《圣经》。早期的社会工作者大多是基督徒,他们从事慈善服务,多少有一些献身与自我救赎的意涵。宗教思想滋养了社会工作,对于社会工作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当社会工作移植到我国的土壤时,社会工作与其历史传统出现了断裂。如何重塑适应中国本土文化的思想根基,成为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的重要任务。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我国历史中既有广博的助人思想,又有丰富的助人实践。在社会工作出现之前,我国已经有“行政性的、半专业的”社会工作,即传统的民政工作。1064年,司马光首先提出“民政”一词,距今将近千年。“民”包括“庶民”“黎民”“百姓”,指大多数的人,“政”即众人之事,其特质在于“公”“公共性”。“民政”的实际工作对象包括社会、国家生活中的任何一个人。(19)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民政工作以不同形式展开。1978年,民政部正式成立。民政部门承担了社会服务中的大多数任务,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和思想工作,在联系群众和服务群众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民政部门的工作理念和实践经验,在处理一些实际工作中成为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随着政府对社会工作的推动,很多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开始参加各类培训,学习社会工作知识,提升专业技能。然而,民政工作的工作理念与工作经验,还未引起社会工作足够的重视,甚至被认为不专业而受到排斥。社会工作与本土思想资源和实践经验的链接,成为打破话语区隔不可回避的关键议题。

   2.社会工作话语体系与民众生活的区隔

   近年来,政府和学界大力推动社会工作发展,但社会工作观念仍停留在政界、学界和社会工作从业者的圈子中,普通公众的知晓率较低。社会工作话语体系脱离普通民众生活,“悬浮”于民众之上。受“家丑不外传”“万事不求人”“官为民做主”等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在遇到问题时,往往倾向于求助于亲戚和朋友,对社会工作机构尚缺乏信任。在我国的很多地区,社会工作尚未进入民众的视野。作为一种服务民众需求的专业和职业,社会工作的开展,必须获得民众的理解和信任。近年来,社会工作发展较快,但民众对于社会工作的知晓程度仍有不足。民众对社会工作的认知还存在偏差。社会工作者被认为是“居委会工作人员”“志愿者”,甚至被当作“干杂活的”“免费劳动力”等。对社会工作认知偏差的普遍性,折射出社会工作还没有融入民间的话语体系,尚未形成生活化的表述并建立可感知的、生活化的职业形象。

   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话语中心日益多元化,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话语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在这种背景下,将社会工作话语体系建设完全寄望于政府与高校,进行自上而下的推广、宣传,不考虑民间话语对社会工作如何言说,是不可取和不现实的。社会工作存在多维话语空间,不同空间之间存在区隔。社会工作使用的术语,很多从其他学科中借用而来,再转译为中文,未必契合我国的本土语境,势必影响社会工作的民间传播。如“案主”一词,在我国本土语境中并无此概念。“案”字原意为“桌子”,引申为“涉及法律的事件”,“案件”“涉案”等词又一般与负面事件或负面情绪相关联。以“案主”称呼服务对象,会引起服务对象的困惑、警惕,甚至反感。实际上,社会工作者也有所顾忌,在与服务对象交流时,很少使用“案主”一词。“诊断”“介入”是从医学中借用过来,其背后是将服务对象当作病态和有问题的人,社会工作的“治疗模式”已经受到质疑,需要审慎沿用这些术语。这些“专业”术语,是西方社会工作及其他学科话语对中国社会工作话语的投射,既模糊了社会工作的本质,又加大了社会工作话语与民众话语的疏离。

  

   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主导力量与实践力量

  

   创造和控制社会工作工作者专业的力量、主动寻求帮助或被动转介的案主力量、改变社会工作所处社会环境的力量,是构建社会工作的三种主要力量源泉。(20)在我国,社会工作者、政府、服务对象,共同构建了社会工作的主体。(21)

   1.政学两界主导下的社会工作话语体系

   政府与学界是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构建主体。在教育先行和借鉴西方社会工作的过程中,我国社会工作的专业话语带有明显的西方印记。近年来,为了强调专业化,学界倡导建立追求科学性、专业性的“社会工作学”,兴起了以“证据为本”“问题为本”的社会工作实践,以求取得相应的专业地位。然而,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政府对社会工作的诉求与学界有所不同。政府希望通过引进社会工作,回应目前的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带有一定的实用主义目的。在政府的政策话语体系中,社会工作被描述为一种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机制。政府秉持工具理性发展社会工作,这决定了政府关注社会工作处理问题的有效性。政府鼓励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服务,但对社工倡导、反抗、社会行动等专业特征有较为严格的限制。在政府购买服务中,招投标、过程性评估以及结果性绩效评估往往成为政府引导社会工作的重要抓手。

   政府与学界之间互动与协同合作,促进了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构建,为本土社会工作话语构建提供了一种可能路径。一方面,社会工作的官方话语以专业话语为基础。政府大量借鉴了社会工作的专业话语,政策话语中一些新提法、新概念、新表述,均来源于学界的总结与提炼。另一方面,学界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智力支持。政策话语的一些新提法、新概念和新理论,如“三社联动”“社会治理”等,又需要学界和实务界加以阐释与检验。当然,政府与学界对于社会工作的解释还有一定的分歧。在中国社会工作话语的体系构建中,社会工作行政性和专业性之间呈现出一种持续的结构性张力。

   2.社工实务界的失语和服务对象的遮蔽

   与政学两界对社会工作话语的主导相比,社工实务界和服务对象似乎是失语和被遮蔽的。现阶段,社会组织自我链接资源的能力有限,政府是最主要的资金提供方。资源的有限性与不稳定性,增加了社会工作机构的危机感,加剧了社会工作机构之间的竞争。为维持生存,有些机构主动向政府示好,模仿官方政策话语,以便更好与政府对接。政府中的某些话语在社会工作实践中被广泛使用,社会工作机构讲究绩效、效率、成本,着力于包装、营销,醉心于模式和体系的打造。这种示好,使社会工作机构更容易获取资源,也使社工机构失去独立的话语权力,导致政府与社会工作机构之间的非对称关系。由于社工实务界缺乏话语权力,他们不得不一方面依靠政府的政策扶持来获得自身职业发展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依靠高校的理论支持来证明行业发展的合理性。(22)社工实务界在与学界的交流中,由于在社会地位、知识储备等方面的客观差距。专家被定位于指导、培训的角色,实务界往往无法与之平等对话。对于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构建,社工实务界“忙于生计,无暇去讲”“能力有限,无力去讲”“人微言轻,讲了没用”。尽管在各种会议场合,一些社会工作机构制作并发表了一些案例集,但社会工作实务者的声音经常被忽略。

   社会工作是服务于弱势群体的,但在社会工作话语的体系构建中,却出现服务对象的缺位。一方面,服务对象被动地接受社会工作服务,其需求被政府定向供给,被学界科学定义,被社会工作者动情诉说,其自身缺少独立发言的机会。在服务方案的制定中,服务对象很少参与其中。缺乏主动选择的能力。政府、学界、实务界各有自己的利益与立场,社会工作服务总是存在主观选择。某类社会工作服务可能获得更多偏好,某些弱势群体的利益也有可能被忽视。社会工作服务的单向决定,意味着服务对象在大多时候只能被动接受,缺乏主动争取和选择的机会与权力。另一方面,在社会工作评估中,服务成效被抽象为指标、量表,真实、生动的服务对象却被忽视了。在对科学、客观的追求中,评估管理工具愈发精致,最为核心的人却在社会工作评估中渐渐消失。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是由多方共同构建的,而由于各方权力的不均衡,使社工实务界和服务对象的话语被遮蔽了。

  

   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的可能路径

  

   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指出,“立足现实,提炼现实;借鉴国外,跳出国外;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创新话语,创造特色”(23),是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路径选择。社会学者要以一种顶天立地的精神。把追求前沿与深入基层结合起来,把世界眼光和草根精神结合起来。(24)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构建,应该既有本土特色,又有国际视野;既能关怀现实,又有理论高度;既能连接传统,又不局限于传统;既能被政府、学术界所使用,又能进行生活化传播,成为民众普遍接受和理解的理念。

   1.增强主体意识,提高社会工作话语权力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西强中弱”的世界格局发生变化,中国学术界的自信心大为增强。在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构建中,我们要增强“主体意识”,弱化“边陲思维”,打破西方的话语霸权和话语制约,主动发出中国的声音。近年来,社会工作从业者数量迅速攀升,为中国社会工作发声准备了客观基础和主观可能。我国社会工作与社会建设、社会体制改革这些宏大叙事相关联,远远超过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之所及,迫切需要新的理论视野。如果我们能在这样的宏大议题上有所创见,对全球专业共同体是一个贡献,也弥补了社会工作宏观视野不足的缺陷。(25)世界社会工作的某些理论难题,或许可以在中国实践中得到解答。在国际交流中,中国社会工作要“走出去”,积极在国际舞台上交流经验,也要“引进来”,敢于当东道主,承办国际性社会工作大会。2017年社会工作亚太区域联合大会在我国举办,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次成为国际社工大会的东道主,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工作的国际交流,提升我国社会工作的话语地位。

   中国社会工作的话语体系如何发挥作用并获得影响力,是需要社会工作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解决的问题。作为一个实践导向的专业,社会工作的助人成效与服务对象的认同,是衡量社会工作话语体系影响力的基本标尺。社会工作必须立足现实,研究现实,参与改变现实,对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做出积极回应。对于如何开展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社会工作是有发言权的。问题在于社会工作者是否做好了准备,是否有话可讲,讲出来的话是否能让人信服;社会工作能否针对中国的社会问题提供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能否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能否进行卓有成效的社会干预。因而,社会工作者必须下一番苦功,广泛调查,深入思考,才能得出有解释力的判断。一方面,社会工作从业人员应把握机会,顺势而为,在重大危机事件中敢于挺身而出,发挥专业作用,发出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要深入人民群众,踏实肯干,用心服务,让社会工作更加可感和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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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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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文摘》2018年第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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