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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利文 徐永祥:被忽略的实践智慧:迈向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新方法论

更新时间:2019-03-05 00:18:47
作者: 侯利文   徐永祥  

   内容提要:社会工作本质上是一种专业化的服务实践,实务性强是社会工作专业的一个显著特征,但是我国的社会工作研究对现实的回应性相当有限,因此造成了社会工作的“悬浮式发展”。从西方经验来看,转向实践的智慧启示了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知识成长与领域拓展的想象空间。实践智慧,是指通过实践与研究的双向互动过程而完成知识生产的一种方式,是内在于实践和反思性对话过程中的一种现实建构,在这一过程中实践的参与者和研究者共同完成了对经验的提炼和累积,以及理论的修正与完善。它启迪了社会工作研究的新转向和知识生产的新方法,而参与式行动研究与实践智慧的“功能同构”“路径相合”,就构成了社会工作实践研究以及实践智慧获得的新方法论。

   关 键 词:实践智慧  悬浮式发展  现实回应  参与式行动研究  Practical Wisdom  suspended development  realistic response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一、问题的提出:社会工作的“悬浮式发展”

  

   社会工作作为以利他主义和科学方法为基础的专业助人活动,最早产生于西方国家的社会转型。20世纪20年代,受西方传教士影响,社会工作也一度出现在中国大学的专业设置与教学中,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则是1980年代以后的事情。特别是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开始,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国家战略和制度结构,在“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助推下,短时间内以“文件治理”的方式迅速建立并实现在全国的铺开,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①。从发展历程的角度看,专业社会工作在中国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经历了教育先行,与政府主导社会服务的结合以及注重自身的专业性、独立性建设等侧重的不同;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正在从政府主导下的专业弱自主性嵌入转向政府—专业分工合作下深度嵌入,表现为“嵌入式发展”②及其在此基础上的“张力性成长”③。这一概括较为准确地反映了社会工作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的不同。但也有学者认为,“嵌入”未必获得“发展”,社会工作在“张力”中的“成长”显得尤为艰难。特别是在既有的“国家—社会”关系范式下,中国各级政府原有的治理结构、制度安排和治理逻辑的强有力延续性,保证了对新生社会工作力量包括社会组织的“分类控制”④和“行政吸纳”(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 of Society)⑤,这样专业社会工作的“嵌入”很可能被既有的权力关系网络所吸纳,进而产生外部服务行政化、内部治理官僚化和专业建制化的专业异化⑥。

   实际上,“嵌入式发展”是从宏观历程上对社会工作发展策略的结构性特征概括,而“吸纳控制说”则是从现实逻辑中对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与政府行为策略的动态性过程说明。他们的研究表明了社会工作在中国发展所呈现出的动态性、阶段性以及过程性的特征。延伸来看,社会工作在“嵌入式”策略和政府“吸纳控制”逻辑下呈现为“悬浮式发展”⑦的困局。

   其一,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制度构件,漂浮于既有的社会体制系统,存在排斥与不相容。社会工作以其“社会性”的承诺,被赋予有效应对社会治理领域中的“政府失灵”,实现政府与社会的有序分工与合作,作为自己的制度使命。但现实中作为制度构件社会工作的“社会性”承诺明显与“政治性”的体制系统存在逻辑上的区隔和不相容。这种排斥与不相容是一种事先预设,而非事后演化,进而导致“嵌入发展”成为不可能。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可能是缘起于追求专业性的“排斥”,极易走向“专业主义”和“专业暴力”的极端。现实中就表现为,社会工作对原有的非专业性“社会工作”,比如传统的工青妇组织,表现出了明显的拒斥,或者说是人为设置专业区隔,主动放弃可能存在的融合切口。朱健刚和陈安娜甚至宣称:“专业社会工作若是继续持有‘专业社工是最有资格从事社会服务的专业神话’,为行业设置自我保护的门槛,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原有街区治理体系的排斥和干预。”⑧

   此外,作为社会工作主要载体的社会组织在同质性共存中不得不走向了彼此互斥和竞争的生态,难以形成制度上的合力。作为制度构件的社会工作面临“体制性排斥”。

   其二,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和职业,脱嵌于既有的社会职业分工体系,存在认同和合法性危机。一方面,社会工作作为专业的合法性被质疑,其发问方式通常是,社会工作是一个专业么?(Is social work a profession?)其不可替代性表现在哪里?而在追求专业化的过程中,社会工作也潜藏着不断被专业化所分割的极大危险,最终走向“专业碎化”。正如文军、吴越菲研究指出的:“日趋多元的社会工作理论并未真正带来社会工作的繁荣,反而因未能统一的多元性而产生了专业内部知识传统和服务形态的深刻分歧甚至是对立,继而使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有效性和系统性深陷囹圄。”⑨另一方面则是在社会工作的一路高歌猛进中(社会工作的“春天说”),与其职业化密切相关的岗位设置、激励培训以及职业规划等举措迟迟不能落地生根,社会工作在现代职业体系中的空间谱系与结构布局始终不明朗。其结果就是,学无所用的专业性“悬空”、进无可进的职业性“排斥”以及循而无证的科学性“损失”,所导致的学者对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专业存在不自觉,学生对于社会工作作为未来职业存在不自信,社会对于社会工作作为一个职业存在诸多不理解。作为专业的社会工作遭遇了“合法性危机”。

   其三,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治理创新手段,悬空于既有的社区治理场域,存在主体缺位与边际效益递减。在国家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工作因其内在理念、专业使命与社会建设的耦合而被赋予了重要的治理功能和价值。然而,一方面,社会工作及其主要依托的社会组织在社区场域中的缺位,社会工作的碎片化、分割化和情景化的介入策略严重影响了其治理创新功能发挥,社会工作遭遇“治而无效”的创新性损失;另一方面,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以及不可替代性的阙如,也造成了政府对社会工作作为治理手段所具有的创新性和有效性的边际效应在递减,对其作为重要创新手段的预期在降低。特别在广州等地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中非专业社工机构(包括居委会、基层政府下属的社会组织等)占比的不断增加中可见一斑。而当前“政府购买服务”中存在的“乱象”、社会工作的工具性运行以及治理的技术化策略等都进一步销蚀着社会工作的创新价值。社会工作深陷“服务有效性危机”。

   其四,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国家战略,错位于既有的社会需求结构,存在错位匹配和单向度性。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新生事物,要嵌入社会的文化脉络和运行肌理中,必然要实现外源推力与内生需求的匹配统一。既要实现国家战略“自上而下”的政策推进和社会策略“自下而上”的需求诱发的统一,也要实现国家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上层驱动与社会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底层推动的协同⑩。但纵观社会工作二十多年的发展,国家驱动与社会诱发之间存在明显的错位和断裂。一方面,在国家的强力推动下,社会工作从宏观布局、中观领域以及微观的人才建设等均呈现了欣欣向荣之景,并通过政策文本“自上而下”进行传递。另一方面,社会的发育、社会组织的发展以及相关机制的健全迟迟不能取得实质性突破,进而导致政策文本的下向传递中缺乏具体的主体来进行政策的执行和落地。比如,2017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的意见》中就提出了“积极健全城乡社区治理机制,完善社区服务体系,充分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在乡镇公共服务提供中的作用”,同时要求加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鼓励和引导具备法人资格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社会组织、公益性服务机构,以及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体工商户等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11)。但是,对于乡镇是否已经生成了社会工作孕育的制度环境、社会组织引入的具体政策、涉及的具体领域等显然准备未足。这就是说国家策略的单向度下向传递缺失了来自社会需求结构和主体的承接和转化。因此,在新常态下,社会工作也需要进行“供给侧结构”的改革和优化,进而实现国家策略与需求结构的有效匹配。从这一意义上看,社会工作遭遇了“内源性发展的困局”。

  

   二、趋同性所指:社会工作缺乏对现实的有效回应

  

   社会工作的理论研究和实务探索、学科建设与制度规划,以及功能领域和发展空间等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和拓展。社会工作的介入空间已由城市拓展到了乡镇,社会工作的专业建设也实现了数量和层次的并进,并在与社会治理功能耦合、价值相容的过程中获得了发展中的“政策优先和特权”。毫无疑问,社会工作已经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但与此同时,上述“悬浮式发展”的存在,也说明了社会工作发展中存在的深刻张力与困局。本部分笔者尝试在上述张力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工作发展“热”中的“冷”思考,聚焦于社会工作“悬浮式发展”内在根源的反思,以及社会工作专业性建构可能出路的探究,进而分析两者彼此之间存在的趋同性所指。

   第一,“悬浮式发展”到底是一种特定阶段的实践样态,还是内在地包含了结构理路的再生产?是社会工作发展中的阶段性特征,抑或是发展之后呈现的内卷化困局?或许我们应该重温费舍尔1973年在美国《社会工作》杂志上的发表的《社会工作是否有效:一个文献评论》一文。文章在系统评述当时的研究成果之后发现,社会工作并没有扎实有效的证据来证明其专业服务的效果和不可替代性,甚嚣尘上的反而是专家彼此之间的相互吹捧。进而在批判的基础倡导社会工作要直面其服务有效性的危机。(12)实际上,造成社会工作“悬浮式发展”的原因是复杂的、多元动态的,很大程度上也是不确定的和模糊的。但上述“悬浮式发展”背后也呈现了共同性的所指——社会工作缺乏对社会现实的有效回应。

   社会工作的专业性承诺与地方政府对其作为创新手段认知评价的“边际效应递减”,民众的期望降低。一方面,大量的非专业人士(比如,社区工作者)在从事着“专业性”的社会工作,这就造成了对“专业性”的销蚀以及对专业不可替代性的“挑战”;另一方面,专业社会工作本身的专业化、技术化程度不高,及其专业不可替代的消泯等都大大影响了社会工作的治理创新价值。加之,日益增多的专业技术所导致的不良后果以及专业性过度夸大所造成的对服务对象的排斥等,都引起了公众的日益不满。反过来看,也正是因为缺乏对现实的回应才造成了社会工作漂浮于既有的社会体制、脱嵌于既有的社会职业分工体系、悬空于既有的社区治理场域以及与既有的社会需求结构的不相匹配,进而导致其不能以高度的专业化来获得高度的不可替代性;不能以独立的学科地位来实现社会的认同;不能以高度的有效性来回应现实问题的复杂多变,不能以其在治理中的创新价值来回应政府对其功能的预期。

   由此可见,社会工作缺乏对现实的有效回应性就构成了社会工作“悬浮式发展”的内在根源。“现实回应性”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社会工作的“悬浮式发展”就会由“阶段性特征”演化为“内卷化的困局”以及这一困局的不断再生产。

第二,从社会工作专业化角度看,缺乏对现实的有效回应性也是造成社会工作专业性以及服务有效性不足的主要原因。这一缺乏鲜明地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服务递送过程中专业性建构的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作为服务对象的接受者(使用者)(service user),对怎么服务设有发言权;作为社会工作服务的提供者(service provider),对专业知识生产没有发言权。前者表明服务使用者被排除在服务之外,成为被动地接受服务的“客体”;后者是说实务领域的工作者只是机械地提供服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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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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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 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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