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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利文 徐永祥:被忽略的实践智慧:迈向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新方法论

更新时间:2019-03-05 00:18:47
作者: 侯利文   徐永祥  
而对于服务过程以及过程中的问题不具有反思提炼的主动和敏感,被排除在社会工作服务递送的知识生产之外。这说明,实践对研究的贡献度极小。服务递送两端的主体在研究中处于“失语”状态,而作为“名副其实”的研究者则成为知识生产的单一主体。笔者也是上海现代公益组织研究与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我们在服务项目的评估过程经常就会遭遇服务对象接受者(service user)对评估以及服务工作的严重质疑。“这个服务是妇联委托S机构提供的,但是提供的服务其实并不是目前我们最为需要的。而且每次我们都提出了一些建议,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另一方面,我们自己也在反思评估的过程、遇到的问题与专业评估知识之间存在的差距以及名实分离的严重。“作为评估机构,其实我们做的很多评估,在评估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以及可能的创新,并没有及时有效地转化为社会工作评估的理论与实务模式。最大的感受就是专业知识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但是你会发现现实中完全不是这样子,但是还能怎么样呢?我们也确实没有改变专业知识的渠道,也没有这样的想法。”(13)

   其二,从专业的性质上看,社会工作是实务性(实操性)很强的一个专业,但社会工作研究对现实的回应性相当有限。一方面是现有的理论保持了对实践的相对封闭和固化,多以西方的翻译介绍为主;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工作知识生产的“单向度性”,即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对实务领域经验累积与提炼的高度依赖性,但社会工作的知识生产中作为社会工作知识的使用者在知识生产与建构过程中是“缺位”的。实践经验,是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和依凭(既可以是模式上的提炼,也可以是实务理论的总结),但在现实中实践经验是被忽略或者被遮蔽的。一方面,尽管社会工作学的推进对实践经验具有高度的依赖性,但是来自经验的归纳总结与操作循证严重不足,而且缺乏前后的承继。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实际上我们已经探索出了许多社会工作的本土经验,但是经验一直只是经验;而且你的经验,始终只是你的经验,没有进行更多的理论提升与总结,也没有经验的累进与“循证”。另一方面,社会工作知识生产的研究工作基本是被高校的专家学者们垄断占据的。研究者和实践行动者是分离的(至少是没有有效联通的),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学术研究生产出来的知识与实务操作是脱离的,其知识的生产并不能帮助实务界实现问题的有效解决,这就非常不利于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和本土化。实际上,这也是中国社会工作国际对话能力弱、本土贡献不足的关键所在。

   故此,有研究者主张,“后专业化时代的西方社会工作更加强调知识来源的反思实践性、寻求实务创新和知识生产的分散化,反对学院里纯学术的垄断地位以及专属专业领域划分和垄断,注重学术和实务的联合、跨专业的联合与多种变化过程的概念化”(14),通过社会工作知识来源的多元,以及生产的“双向度性”来建构社会工作的专业性。

   综上,社会工作专业合法性危机既是社会工作“悬浮式发展”的后果,也是其不断“悬浮”难以落地的原因所在,两者在彼此形塑的过程中都指向了“社会工作的现实回应性”这一命题。由此,笔者认为走向实践的社会工作研究,通过社会工作的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与优化,不断强化社会工作对社会现实的回应性就显得尤为迫切了。

  

   三、转向实践:西方社会工作发展历程中的现实回应及其启示

  

   社会工作的悬浮式发展困局以及专业合法性危机中的共同指向,要求我们要不断增强社会工作对社会现实的回应性。实际上西方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就是其不断通过对现实的回应以及需求的发展性满足来建构其专业合法性的过程,也是社会工作专业性不断强化的过程。西方国家社会工作的发展过程是直面社会转型、回应社会需求的过程,而也正是通过对社会现实的不断回应,社会工作建构了自己的专业地位和职业空间。从西方社会工作发展经验中的“实践面相”以及转向之后的“想象拓展”,可以为我们走出“悬浮式发展”困局提供启鉴。

   (一)西方社会工作发展经验中的“实践面相”

   从西方经验来看,西方社会工作发展过程即是对专业性的不断反思与回应中达致的,而“实践面相”则启示了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与知识成长的重要方向,这就是说社会工作的现实回应性构成了其专业性发展的重要力量。

   社会工作缘起于宗教慈善活动,形成于救贫济困的实践,发展演化于现实需求的动态变化中。即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是与现实回应性相匹配的过程一致的。

   众所周知,英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与慈善救济活动密切相关,其专业化的过程就是在不断回应现实贫困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缘起于十四五世纪英国工业化初期的“圈地运动”使大量农民失去了土地,成为城市流民和贫困者。这时一些散布在城市的教会提供了零星的、个体化的救济与施舍。但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贫民出现在城市街头,单靠教会的零散性救助已经不能解决问题。因此,政府开始介入来回应这一问题,其典型的标志就是1601年《伊丽莎白济贫法》正式颁布实施,这也被看作是英国社会工作的源头,也是政府对弱势群体主动承担治理责任的开始。但是随着政府负担的加重以及贫困者的依赖心理,《新济贫法》以及“友善访问员”制度开始出现在贫困治理中,实际上,这些访问员的服务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慈善行为,其入户调查、一对一的服务方式已经很接近于个案社会工作的手法。19世纪中期以来,工业革命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持续增多,并呈现规模化和集中化的趋势,贫困开始在地域上高度集中,贫民区出现。原先的一对一的服务逐渐不能回应现实的贫困集群化。由此,以群体形式提供服务的社会工作形式开始出现。1884年,牧师巴涅特在伦敦东郊贫民区设立首个睦邻组织机构——汤恩比馆。通过招募、培训大学师生志愿者进驻社区,与贫民生活在一起并建立了良好关系,挖掘居民的实际需求,然后依据需求,整合社区资源提供相关服务。这种服务方式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小组与社区社会工作的核心原则和基本精神(15)。

   随着服务对象规模化以及需求的动态变化,社会工作逐渐发展出了个案工作、小组工作以及社区工作等专业方法来应对现实情况的变化,在此过程中其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其对公民需求以及国家意愿的满足程度也得以不断提升。

   美国的社会工作发展也经历了大致相似的过程。进入20世纪,美国的一些高校如哥伦比亚大学开始开设社会工作相关课程,也开启了从学理上探索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历程。1915年费雷克斯纳(Abraham Flexner)提出,“社会工作是一个专业么?”(Is Social Work a Profession?)这就构成了我们认识的起点。与之相对,玛丽—里士满(Mary Richmond)1917年在《社会诊断》(Social Diagnosis)一书中通过与医学研究、诊断以及治疗过程的类比,提出了作为一个专业的社会工作的独特“个案工作”方法,直接回应了费雷克斯纳的质疑,也由此开启了社会工作是否是一个专业的百年论争(16),自此社会工作开始走向寻求其专业自主性、专业地位与专业认可度的征程。而这一自证的过程本质上也是社会工作不断面向实践,回应社会现实需求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即社会工作专业始终通过不断面向实践,解决现实问题,继而建构了自己的不可替代性和专业合法性。

   这一发展历程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其一,权威为本的模式:从“社会诊断”到“经验为本”;其二,循证实践模式:从“经验为本”到“证据为本”;其三,建构主义模式:从“证据为本”到“反思性对话实践”(17)。在第一阶段中,“诊断”依据的是社会问题的具体表征,“经验”虽更多地呈现为个体化的权威经验,但都具有直接的现实相关性,来源于实践,是一种鲜活的、个体化的实践经验。第二阶段的出现就是基于对现实中“专业有效性”的质疑,是对个体化、碎片化的经验性质的不满,进而在实证主义范式的主导下开启的“证据为本”(evidence-based)的矫正。“证据”是建立在经验支撑的干预效果之上,并且“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具有一系列规范化的、程序化的操作步骤(18),不仅保障了经验的相关,而且实现了经验的可比较和循证。第三阶段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实证主义的知识论解构相关,将“实践情景”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置于讨论的核心,主体、日常生活以及行动者的反思实践等再次成为社会工作的关注点。而“实践”或“经验”也被赋予了更多地流动性、多元性以及对话反思性。(19)

   总之,虽发展阶段各异,但不同阶段所呈现的阶段性实践面相以及现实问题的关注与回应是共性的存在。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回应”不仅仅是被动地对现实的“事后反应”,也涵括有积极主动地对“实践智慧”的及时吸纳,在保持与实践和现实的高度开放的过程中实现了其专业性与经验性的融合,这也是西方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带给我们最为重要的启示。

   (二)社会工作实践转向中的“想象拓展”

   从西方经验来看,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过程是伴随着对现实问题的不断回应而达致的,是面向实践、走向实践以及对话实践的过程中实现理论累进的。也正是在社会工作转向实践的过程中,获得了无限的领域拓展和想象空间。

   第一,实践转向畅通了理论与实践的循环,进而实现了社会工作知识生产的“双向度性”,使得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与本土化有机耦合。实践转向一方面将研究者的理论研究过程嵌入到行动者的实践过程中,另一方面行动者也在实践过程中反思了行动干预的价值意义以及局限改进空间等,实际上这就在理论与实践中间建立起了循环的机制和渠道。由此,社会工作的知识生产也有了来自实践的贡献度,实践的发展也在理论的直接指导下进行。正如郭伟和等的研究指出的,“研究者的理论思考,与行动者的行动干预都不同程度地进入对方的领域,发生交叉与对话交流,在此基础上进而可能修正或发展出实务理论,也有可能引导实践发展出新方向。由此,理论和实践不再是一种等级差距的指导和遵循的关系,而是一种辩证发展关系”(20)。这样,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也内在地包含了对本地经验不断提炼与吸纳的环节,由此实现了与本土化的有机耦合。

   第二,实践转向连通了服务使用者与知识生产者,建构了知识验证的完整环路,使得专业有效性得以提升。以往研究“参与”主要指涉的是服务递送过程中使用者对服务的被动使用,相对忽视了他们对服务相关的知识建构与话语生产中“参与”的强调与重视。这就导致知识的生产是与服务使用者无关涉的,而且专业知识的验证没有形成反馈的有效回路,进而导致知识在实践中的运用因为情景的特殊或模糊而呈现了低效或者是无效,这也是造成社会工作“有效性困境”的关键。社会工作在保持现实回应的基础上,通过服务递送主体社会工作者的作用,有效地连通了作为服务使用者的居民(日常生活实践中具体的个人)和作为知识建构生产者的研究者,在一些参与式行动研究案例中服务的使用者本身就是作为研究者而存在的,也有的研究者同时是服务递送者。因此,畅通了服务的递送过程,也建构了社会工作专业知识验证与发展的完整循环,专业有效性的问题得以实现与现实的良好互动。

第三,实践转向强化了社会工作对现实的回应性,匹配了社会需求和专业发展,使得专业的合法性得以保障。西方社会工作发展在与实践相一致的过程中,实现了被动回应与主动反应的有机结合,一方面是对现实问题与需求的事后反应和应对,保证理论与实践的错位结合;一方面则是对可能的问题演化和需求发展进行的事前考量与分析,保障了理论与实践的协同发展。这样既有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与预防,也实现了专业的发展与累进,社会的需求与专业的发展实现了“捆绑”和“关联”。反观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更多是对社会现实的被动反应,或者是对基层社会治理与服务需求的仓促回应(有限度主动),本质上是一种国家自上而下推进的“强制性制度变迁”(21)。(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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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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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 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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