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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宏:情境犯罪学与预防刑法观

更新时间:2019-03-03 01:02:07
作者: 黎宏  
以美国为中心而展开的犯罪论的新动向是,否定历来的犯罪原因论和对策论,追求“犯罪学中的反潮流式转型”。

   对传统犯罪学发起第一波冲击的是“标签理论”。[25]这种理论认为,犯罪并非“环境”和“素质”的产物,而是社会互动的产物。当个人被对其生活具有决定意义的他人(如教师、警察、邻居或者父母)贴上标签,认为其是犯罪人或者越轨者的时候,犯罪人便产生了。[26]因此,“标签理论”否认所谓本质上的犯罪行为,认为犯罪是第三人从特定规范的立场出发,对他人行为贴上越轨行为(犯罪、非法行为)标签的结果。由于作为社会反应的贴标签行为使偶尔越轨的人沦为经常性的越轨者,因此,标签理论认为,产生犯罪的真正原因在于司法机关自身,分析越轨行为的发生机制是犯罪学的主要课题。[27]

   对于传统犯罪学来说,标签理论堪称一场革命。因为,其所提出犯罪并非特殊环境或者素质者的专利的见解,实际上否定了犯罪概念的客观性、绝对性,而赋予了主观性、相对性的色彩,这实际上是说,任何人都有可能犯罪;同时,其所提出的“司法机关拥有太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容易滋生选择性执法”的见解,不仅具有犯罪学上的重要意义,对于刑事法学特别是刑事立法和司法也有震撼。在此之后,犯罪学研究中便引入了明确犯罪概念和非犯罪化、司法过程中的歧视对待、回避贴标签的替代等问题。

   标签理论盛行于上世纪60年代,尽管其在否定特殊素质和环境产生犯罪、批判本质的犯罪行为、提倡犯罪的相对化方面有发人深省之处,但在完全无视犯罪人的素质和环境成因、认为“犯罪的成因在于司法机关的强化社会控制”上过于极端,也没有得到实证检验,因而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迅速衰退,[28]相反地,复活传统犯罪学的兆头开始出现。这就是下文中所述的情境犯罪学。

  

   三、情境犯罪学的内容与意义

   对传统犯罪学发起第二波冲击的是情境犯罪学。该学说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流行至今,对包括我国在内的治安管理等具有重大影响。[29]情境犯罪学继承了标签犯罪论的基本宗旨,认为任何人都可能犯罪,犯罪人和非犯罪人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只是在有无犯罪机会方面存在差别;即便是良好公民,只要有适当的环境和机会,也会实施犯罪。因此,不给犯罪提供机会,就是最好的犯罪预防。[30]其中又有多种学说:“理性选择理论”认为,每一种犯罪类型都有符合特定目的的构成要素,选择实现犯罪目的的人会用有限的理性做出决定,做决定的过程受到他们的知识、技术以及情景因素的限制,因而在刑事政策领域中提出强硬的犯罪镇压模式以及提出环境设计的犯罪预防模式策略;[31] “环境犯罪学”认为,犯罪多发生于特定的环境即状况和空间,为了防止犯罪,就必须发现这种环境,营造能够阻止犯罪的新环境。因此,这种见解将目光紧盯在有可能发生犯罪的环境场所、有可能扩大犯罪被害的地理场所、或者发生犯罪危险较高的建筑物等犯罪多发的地点上,倡导“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CPETD)。[32] “生活方式犯罪学”则认为,在具备具有实施犯罪行为动机的人、存在能够适当搬运的对象物、没有对该对象物进行保护或者监控的装置,这样三个条件时,发生犯罪的概率极高。因此,预防犯罪的最好方式,就是不给行为人提供犯罪机会。[33] “破窗理论”则认为,如果放任环境中的不良现象存在,就会诱使人们竞相效尤,甚至变本加厉。[34]因此,建设社区的祥和气氛,防止地域环境的恶化,有利于预防犯罪。总的来说,情境犯罪学所暗含的潜台词是,可能犯罪的人和不可能犯罪的人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因此寻找潜在的犯罪人只是一厢情愿;情景或机会是所有犯罪行为的基本条件,虽说仅有机会并不一定能促成犯罪,但没有犯罪的条件或者机会,即便是有可能犯罪的人,也不至于实施犯罪。因此,创造出不利于犯罪的物理或者心理上的恶劣条件,加大实施犯罪的难度和风险,增强区域居民的连带意识和防范意识,减少犯罪风险,就能有效地预防犯罪。[35]

   和历来的犯罪原因论相比,情境犯罪学在以下几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提供了一种新的预防犯罪思路。古典犯罪学是通过刑事司法体系事后施加刑罚的方式来预防犯罪,而当今的情境犯罪学则主要是通过在日常生活中不给罪犯提供机会的方式来预防犯罪。通过刑事司法体系来预防犯罪,必然会加大死刑执行力度或者延长自由刑,引起严刑峻罚的后果。这不仅会增加刑罚执行中的经济和人权成本,而且在犯罪原因不明的情形下,严刑峻罚是否具有预防犯罪的效果,也并不一定清楚。相反地,主张不给行为人提供犯罪机会的情境犯罪学则不会太加重行刑的经济和人权成本,即便会增加一些罪名,但也不会像古典犯罪学派一样采用严刑峻罚的方式。

   第二,放弃对终极犯罪原因论的探寻,转而寻找容易诱发犯罪的条件即犯罪原因链条中的中段因素,具有现实可操作性。传统犯罪学痴迷于终极犯罪原因的研究,在罪犯本身的素质以及所处的环境当中上下求索;而当代的情境犯罪学则认为,寻找终极犯罪原因的努力是徒劳的,即便能够查明该原因,也难以提出现实可行的对策,与其进行没有实际意义的犯罪原因假设,不如退而求其次,在现有的条件之下,想方设法减少诱发犯罪的机会。因为犯罪本质上是行为人与周围的人、物即环境之间的行为互动,只要制造或者设置不适合犯罪的情境,犯罪自然会在互动的过程中减少。因此,改善微观环境,便能预防犯罪。在这种“没有机会,就没有犯罪”的思路下,人们不再追求犯罪的终极原因,也不奢望通过改善社会、经济结构,或者通过矫正犯罪人的人格、改善犯罪人的家庭乃至社会大环境来消灭或者减少犯罪,而是通过增加犯罪风险、降低犯罪报酬、减少犯罪刺激等较小成本的方式,以取得减少犯罪的较大收益。

   第三,讲求学科融合。情境犯罪学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学科融合。正如很多文献所指出的,情境犯罪学,在起源上,犯罪学者以外的人特别是建筑设计师有很大的贡献。1961年,美国学者Jane Jacobs出版《美国大城市的死亡与生活》一书,对于当时大城市的规划与设计走向垂直化、郊区化腐蚀社区生活方式加以抨击,为未来的“环境设计规划预防犯罪”理念奠定良好基础。1971年,建筑师C.Ray Jeffery撰写《经由环境设计预防犯罪》(crime prever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一书,提出建筑物的安全装置、门锁、街灯以及相互守望等均能减少犯罪。1972年建筑师Oscar Newman提出“防卫空间”(defensible space)概念,提倡以特殊的建筑设计,如限制或者减少逃跑路线、增加监控、减少匿名等,以打造安全空间,降低犯罪的机会,以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36]这样,犯罪预防是警察的事情、犯罪学是犯罪学者的专利的固有观念开始崩溃了。之所出现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刑事司法体系对于预防和减少犯罪有其极限,犯罪的发生,“情境”(situation)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只要消除存在于生活环境中的犯罪机会,便会有效防止犯罪之发生,而在这一方面,建筑师、治安志愿者乃至犯罪被害人本人所发挥的作用,甚至比传统的警察等司法人员的作用更大。

   第四,改变了传统的刑法学的观念。尽管传统的刑法学以及犯罪学也提倡预防犯罪,但从现行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历史来看,事先预防犯罪制度并不是十分完善,相反地,事后惩罚犯罪制度却非常完善。如现代的刑事司法制度,几乎都是为了在事后惩罚已经犯罪的人而设立的。所谓预防犯罪,仅限于对已经实施犯罪的人进行刑罚处罚的反射效果而已,其并不是刑法的直接追求目标。但是,惩罚是古老的、效果不佳的犯罪对策,预防才是现代犯罪对策的本质和核心。如果说惩罚犯罪是基于报复心理,而不是针对犯罪原因所作出的理性选择,那么预防犯罪则是基于减少犯罪的社会效果需求而直接针对犯罪原因的理性选择。情境犯罪学最大贡献是,让人清楚地认识到,刑罚针对的是罪行,并不是产生犯罪的原因,所以刑罚只能解决犯罪人与被害人(包括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问题,而不是直接解决犯罪减少的问题。犯罪的减少,要靠犯罪发生前的预防和犯罪发生之后对犯罪人的再犯罪的预防。这就是情境犯罪学的宗旨。[37]

   情境犯罪学自上世纪80年代末进入我国,之后主要为社会治安所采用。我国近年来,重大暴力犯罪案件发案率下降,社会治安好转,很大程度上就是和情境犯罪学的广泛应用有关。如对菜刀、汽油等有可能被用于犯罪的日常生活用品的交易严格审查;对乘坐飞机、火车、地铁等交通工具以及进入特定场所进行随身携带物品的检查;公共场所广泛设立监控摄像头并明文提醒;住店、开户、购买手机等要求使用身份证等,这些实际上都是情境犯罪学在日常生活中应用的体现。在不对社会制度、司法制度、生活环境进行大幅度变革就能取得实效的情况下,可以说情境犯罪学是一种有魅力的犯罪学说。[38]

  

   四、情境犯罪学对预防刑法学的促进

   尽管没有明确地使用“情境犯罪学”的概念,但类似的学说却在我国上世纪90年代中旬便已存在。我国学者储槐植教授在上世纪90年代中旬就提出了“犯罪场”的概念。其所谓犯罪场,是“存在于潜在犯罪人的主观体验中,促成犯罪原因实现为犯罪行为的特定环境”。[39]这种观点和情景犯罪学的见解不谋而合。但遗憾的是,该书并没有从犯罪原因论变迁的角度对此进行深刻阐释,刑法学者也仅就储教授据此所推导出来的“严而不厉”、“刑事一体化”的观念显示了极大的热情,[40]但对这种观念背后的理论支撑,特别是其与刑法学之间的逻辑关系并没有予以相应的理论关照。这显然不符合储教授的初衷。[41]究其原因,可能与犯罪学与刑法学之间的关系理解有关。因此,笔者认为,在论述犯罪原因论的变迁对刑法学的促进问题之前,有必要先探讨犯罪学与刑法的关系问题。

   (一)犯罪学与刑法学的关系

   早先,有见解认为,犯罪学与刑法学之间处于二律背反关系,即“随着犯罪学的发达,相应地,刑法学的存在空间就越来越小,最终甚至会归于消灭”。[42]这是因为,犯罪学和刑法学属于两种在方法论上完全不同的学科。犯罪学认为,万物皆有其因,犯罪也不例外。犯罪学的任务就是找到这种原因,然后有其他学科对症下药,便能消灭犯罪。相反地,刑法学则认为,犯罪是行为人自由意思的选择,在行为人能够选择合法行为却基于自由意思选择了违法行为时,就应当受到刑罚的谴责。如果说犯罪是原因支配的产物,则自由意思当然无从存在了;相反地,若说犯罪是行为人自由意思的选择,则其当然不是原因支配的结果。按照这种理解,犯罪学与刑法学之间在方法论上注定是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万幸的是(对犯罪学来,也许说不幸),目前的犯罪学并未达到对所有的犯罪都能对症下药的程度。不仅如此,从当今我国的现实来看,刑法学的研究方兴未艾,而犯罪学的研究却日渐萎缩,甚至到了有刑法学者提出“使犯罪学回归刑事法学,使犯罪学在刑事法理论中找到安身立命的根基”[43]的程度。

从本文的立场来看,认为犯罪学与刑法学之间属于二律背反关系是过于形式化的理解。一方面,人具有自由意思并不意味着人绝对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换言之,犯罪学的发展并不排斥刑法学的存在。的确,只有认为人的意思受因果法则的支配,才可以说包括刑罚在内的犯罪对策具有存在价值。在此意义上讲,即便说人有自由意思,但该种意思也只能是受“因果法则支配”的相对的自由意思。这并不意味着,自由意思必须完全受制于因果法则。人在为素质和环境所决定的同时,作为理性的存在,也能自主地完善自己的人格,并利用外部条件来实现自己的追求。这种因势利导地利用周边环境、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本身就是“意思自由”的体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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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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