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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昊晗:父母以其未成年子女房产设定抵押行为的效力

更新时间:2019-03-01 00:37:10
作者: 夏昊晗  

   【摘要】 未成年人为其名下房产所有权人,不宜将父母出资购买而登记在其名下的房产认定为家庭共有财产。父母抵押该房产的行为,应推定为非为子女利益,除非相对人确能证明系为子女利益。非为子女利益的抵押行为不属于无权处分行为。父母的追认亦无从令子女自行实施的非为其利益的抵押行为生效。现行法给未成年人提供的救济有限,一概认定抵押行为有效缺乏正当性。宜将非为子女利益订立的抵押合同定性为超越对法定代理权之法定限制的无权代理行为,于此并无表见代理适用的空间,唯子女成年后的追认可令其生效。

   【中文关键词】 非为子女利益;抵押;追认;强制性规定;无权处分;无权代理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未成年人通过继承、赠与等方式取得房产所有权的情况激增。父母出于各种考虑将房产登记在其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情况也日益普遍。由于房产抵押贷款最受银行欢迎,父母以其未成年子女名下房产设定抵押的现象遂大量涌现。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认定此种抵押行为的效力?[1]虽然《民法通则》18条第1款和《民法总则》35条第1款明文规定:非为被监护人利益,监护人不得处理(处分)其财产。[2]但是,对于何种行为系“为被监护人利益”,监护人“非为被监护人利益”处分其财产行为的效力又该如何认定,现行法并无明文。该问题在司法实务上遂成为一个日益突出却又异常棘手的问题。[3]就目前所见,最高人民法院就此问题制作了一份复函和五份裁判文书,其中所体现的裁判见解殊为不同,基本可以反映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裁判分歧现状。本文拟结合学理对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些相关判决进行评析,并对相关的法律适用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二、法律适用的歧途

  

   在认定父母以其未成年子女名下房产设定抵押行为的效力问题上,最高人民法院在不同案件中所采用的理论构成并不相同。其中的法定代理人追认有效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论和无权处分论在法律适用上可谓是误入歧途。

   (一)法定代理人追认有效论

   在未成年子女系限制行为能力人,而父母和未成年子女又共同于抵押合同签字的情形中,最高人民法院所采取的裁判思路是,适用《合同法》47条的规定,[4]认为抵押合同因法定代理人追认而有效。

   1.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裁判

   在“杨育霖、鞍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案”中(以下简称“杨育霖案”),[5]限制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杨育霖之父母以三人共有之房产为第三人的借款设定抵押,三人均于抵押合同上签字。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抵押合同是杨育霖对房产份额的自行处分,并非是法定代理人处分限制行为能力人财产的代理行为,进而将其父母的签字视为法定代理人的追认,从而根据《合同法》47条认定抵押合同有效。

   2.法定代理人追认有效论的误区

   在上述“杨育霖案”中,对案涉抵押是否系“为被监护人利益”,最高人民法院未作进一步的审查。言外之意似乎在于,对限制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所实施的法律行为,父母作为法定监护人行使同意权或追认权时无需受《民法通则》18条第1款和《民法总则》35条第1款“非为被监护人利益不得处分其财产”的限制。这一猜测在“白耀威、李素敏与辽宁葫芦岛连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北支行抵押借款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案”中得到了印证。[6]在这一涉及父母抵押限制行为能力之成年子女房产的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指出,监护人并不是直接代理被监护人行使权利,而是对其行为的确认,不属于监护人滥用代理权处理被监护人财产的情形。

   揆诸《民法总则》19条和第35条、《民法通则》18条第1款和《合同法》47条的立法宗旨,最高人民法院的此种意见有待商榷。为保护未成年人利益,《民法总则》19条和《合同法》47条均规定,限制行为能力人除了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外,实施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父母依照此规定对未成年子女抵押其房产的行为表示同意或者进行追认,实质上构成处分其未成年子女财产的一种形式,在本质上与父母自己处分未成年子女的财产并无不同。既然如此,此种同意或追认行为自应受《民法总则》35条第1款和《民法通则》18条第1款规定的限制,即:非为未成年子女利益,不得同意或追认其自行处分自己财产的行为。因此,未成年人所实施之对其自己不利的法律行为,纵然获得其父母的同意或追认,也因与该两条保护限制行为能力人利益之立法精神抵触,不得认其有效。[7]

   应予注意的是,如果认为父母作为法定代理人的追认行为无须受“非为未成年子女之利益不得处分其财产”的限制,那么父母和相对人通过父母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签字的方式,可以很轻易地规避《民法总则》35条第1款和《民法通则》18条第1款所设定的限制,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立法目的势必完全落空。

   (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论

   最高人民法院的另外一种裁判思路是,以《民法通则》18条第3款规定了监护人不当处分被监护人财产的救济措施为由,认为父母非为子女利益处分财产对抵押合同的效力并无影响。

   1.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裁判

   在“黄韵妃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天安支行、昶皓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上赫股份有限公司、黄恒燊、温小乔一般担保合同纠纷申请再审中(以下简称“黄韵妃案”),[8]最高人民法院即采取此种裁判思路,认定案涉抵押合同有效。案涉抵押房屋系父亲黄恒燊出资购买,登记为黄恒燊与其未成年女儿黄韵妃按份共有。后黄恒燊、温小乔(母亲)以该房屋为前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所借款项提供抵押,黄韵妃在抵押合同上的签字系温小乔代签;二人并向银行出具了不损害未成年人利益的声明。最高人民法院认定抵押合同有效,其所持理由主要为:黄韵妃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母亲温小乔以监护人的身份代其签订抵押合同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即便监护人温小乔代黄韵妃签订抵押合同的行为损害了黄韵妃的利益,《民法通则》18条第3款也仅规定由监护人来承担相应责任,而非由此否定合同效力并由合同相对人承担责任。[9]

   2.未成年人救济的非充足性

   在“黄韵妃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表明,即便父母的抵押行为损害未成年子女利益,未成年子女亦只能要求其父母承担责任,而无权主张抵押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似乎倾向于认为,《民法通则》18条第1款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10]违反之并不导致行为无效,而之所以可不认定为无效,原因在于《民法通则》18条第3款已经给未成年人提供了救济渠道,此时当然应该优先考虑交易安全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的此种见解影响了诸多法院的判决。[11]我国台湾地区学界通说亦认为,“父母非为子女利益所为之处分对第三人仍属有效,惟父母应依委任之规定,对子女负损害赔偿责任,既可保护交易之安全,复可防止父母滥用处分权,保全子女之利益”。[12]

   问题是,支持最高人民法院此种见解的前提并不存在。现行法虽然为未成年人提供了救济渠道,但是缺少保障未成年人财产权得以实现的保障性措施和程序性规定,不足以充分有效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从现行法律规定来看,当父母非为其利益处分其财产时,未成年人的救济途径有二:一是,根据《民法总则》34条第3款(《民法通则》18条第3款)的规定,要求父母为侵害其合法权益的行为承担责任或赔偿损失。二是,根据《民法总则》36条(《民法通则》18条第3款)的规定,主张撤销其父母的监护人资格。这两种救济方式均有其局限。就第一种救济方式而言,囿于诉讼行为能力的限制,[13]未成年人唯有待成年后方可能通过诉讼途径向其父母索赔,显然缓不济急。考虑到父母子女之间的血亲关系,未成年人成年后也几乎不可能这样行事。[14]这也是为什么在司法实务中,未成年人往往采取请求法院认定抵押无效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何况,父母以未成年子女之财产设定抵押之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往往难以认定。[15]依据通说,父母以与处理自己事务为同一之注意义务管理未成年子女的财产即为已足。[16]父母实施抵押行为是否违反该注意义务,殊难判断。就第二种救济方式而言,鉴于父母子女关系,加之国家监护不足,若无其他特殊情事,有权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个人或有关机构以抵押损害未成年人财产权益为由申请撤销的可能性恐怕微乎其微,[17]毕竟此时撤销父母监护人之资格对未成年人未必有利。何况,在父母非为子女利益以其房产设定抵押的情形,能够据以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事由应为《民法总则》36条第1款第3项所规定之“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然是否满足此要求,亦难以决断。虽有判决支持之,[18]但是否妥当,尚不无斟酌余地,若无其他特殊情况,仅剥夺财产管理权也许更为妥当。[19]此外,撤销父母的监护资格对于未成年人所遭受的损害也不过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职是之故,一旦认定抵押行为有效,很可能导致未成年人利益不可逆地受损。[20]因此,以未成年人可以根据《民法通则》18条第3款寻求救济为由认定父母非为其利益设定抵押的行为有效,间接将《民法通则》18条第1款定性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有待商榷。

   但是,并不因此意味着,许多地方法院以抵押行为违反《民法通则》18条第1款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为由认定其无效的作法值得赞许。[21]借用朱庆育教授在分析《公司法》16条时的说法,“问题的关键其实不在于何种定性更为准确,而在于,在效力性与管理性强制规定二分格局下的讨论,根本就是错置找法路径。”[22]如前文所述,《民法通则》18条第1款或《民法总则》35条第1款之违反,属于逾越法定代理权的法定限制,构成无权代理。所涉合同固然可能无效,但非因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无效,而是因为未得到未成年子女成年后的追认。[23]

   (三)无权处分论

   最高人民法院尚有一种裁判思路是,先将抵押行为定性为无权处分,然后考察是否构成善意取得。

   1.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裁判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福州办事处与张景宗、雷珊珊、张瑱瑱、厦门正丰源保税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请示的复函”中(以下简称“张瑱瑱案”),[24]最高人民法院就此问题首次表态。在该案中,张景宗以自己及其九周岁女儿张瑱瑱的名义购买房屋,其后以该尚未办理登记的房屋为第三人的借款提供抵押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抵押合同上张瑱瑱的签字系由张景宗代签。一审法院认定抵押合同无效,其理由之一为:张景宗擅自处分未成年人财产,损害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25]二审法院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此案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最高人民法院以张景宗是张瑱瑱的法定监护人,张瑱瑱是未成年人,无法向其征询意见为由,认定银行有理由相信张景宗具有对该房屋的处分权,尽到了注意义务,主观上是善意无过失的,进而根据《民通意见》第89条关于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规定认定抵押合同有效。[26]

但在“朱某1、南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中(以下简称“朱某1案”),[27]最高人民法院虽然依然采取无权处分的裁判思路,但在认定相对人是否构成善意时,态度突然逆转。在该案中,父母和儿子共有房产,父母以该房产为父亲担任法定代表人之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所负债务提供抵押。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法定监护人虽然有权代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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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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