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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永胜:利益拓展与战略守度

更新时间:2019-03-01 00:31:13
作者: 唐永胜  
所以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多次公开宣示,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⑦从这一判断可以得出,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本身就是战略自觉的反映,努力实现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国家发展与世界发展的相互促进,这也是全球政治对大国责任的历史界定。

   这就需要以共同的利益需求为基础,以解决共同面对的全球性安全挑战为牵引,以合作对冲和消解冲突,努力发展新型的国家间关系,其中尤其包括大国关系,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借重、相互协调、相对稳定、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的基本框架,保持全球战略稳定,从而也可以在较大程度上缓解和在大国实力上升过程中所必然遇到的来自国际体系和传统霸权国家的惯性束缚和压力。适者生存也符合今天的国际政治,习近平指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⑧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尊重客观现实的自主选择,也关系到国家前途的探索和实践,并最终体现于国家发展模式和安全模式的创新。“中国不仅要在实践方面妥善处理好面临的各种安全挑战,而且要在理论观念方面为世界做出具有引领性的贡献”。⑨国际关系是一个共同进化的过程,越是在全球化进程遇到困难的时候,越是要把目光放得远一些,把暂时的困难当作战略调整的契机,推动中国与世界更为积极的战略互动,中国是维护国际安全和促进世界繁荣的和平进步力量。

   在和平发展条件下的利益拓展,需要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手段的综合协调创造性运用,在军事领域也是如此,需要全新的理念和措施。在新的形势下,在努力提升核心战斗力的同时,非战争运用将是中国军事力量运用的重要形式,也是应对多样化安全威胁的主要手段。因此,要从战略高度强化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加强专业力量建设和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开展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能力。同时还要积极开展维和、护航等国际性非战争军事行动,全面提高参与国际安全合作和军事联合行动的能力。而海外军事力量运用已经成为国家和军队面临的时代性课题,也是一个全新课题。因此,首先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一切以国家利益的需求为指引,积极探索军事力量海外运用的新方式。其次要大力提高军事力量海外运用的能力,要在战略规划、预案设计、指挥体系、编制体制、装备发展、情报信息和国际法规运用等各方面下功夫,切实拓宽我军海外行动的领域和范围。海外行动涉及的环节众多,实施条件复杂,是提高和检验我军核心战斗力的良好机会。军事力量运用还要加强与国家外交、经贸和文化等各方面工作的配合,要为军事力量的海外运用做好各项保障工作,加强各领域和各部门的合力,全面提高维护国家利益拓展和履行国际责任的战略能力。

  

   三、慑止可能的全面对抗

  

   中国持续快速发展得益于较长时期以来努力适应国际局势,顺势而为,尤其是借助全球化的发展进程,而反过来中国发展也日益产生广泛深刻的国际影响,其本身也构成国际变局的一个重要内涵。中国要努力巩固在全球战略格局中的地位,越来越多的国家利益需要在国际联系中得以实现,这也意味着中国与外部世界进入深度互动磨合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美关系变得更为重要,一方面,中美之间互相需要,是各自实现利益的重要相关方;另一方面,中美关系调整中存在更大的张力,相互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甚至会进一步积累,处置不当甚至会对中国国家安全带来颠覆性影响。现实依然复杂严峻,中国需要保持足够的定力和耐心,保持战略的有效性,坚持合作与制衡并重,防范和慑止美国或美国主导的同盟集团挑起严重冲突甚至全面对抗,引导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不能偏离基本稳定的发展方向。

   以2017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为标志,美国已将战略重点从反恐转向大国竞争,首次将中国列为对美国安全的首要挑战国家。⑩随后美国国防部发表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以及《核态势审议》报告更是突出对中国的敌性判断,试图开启具有冷战色彩的大国竞争模式。中国须认清美国对华政策可能发生的重要变化,未雨绸缪,立足长远,精准用力,力阻美国对华遏制企图得逞,甚至将其消解于无形,确保中国发展进程不被打断。

   大国之间力量对比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中美之间结构性矛盾趋于上升,但这种矛盾与冷战时期美苏矛盾具有很大不同,与以往大国权力对抗更存在本质差异。大国零和博弈很难在今天的国际背景下得以展开,竞合关系已经成为大国关系乃至整个国际关系的主导性因素。何况,当前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面临着诸多社会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才是急需解决的关键性问题。美国及欧洲一些国家内部的政治分裂达到了自二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这种政治分裂根源于金融资本无限度扩张条件下产生的严重社会分化。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矛盾也在加深。即使到今天,尽管由于全球政治发展出现了权力扩散的趋势,美国仍然是国际体系的主导者和最大的受益者,然而特朗普政府却好像受尽了委屈,高举“美国第一”的民族主义旗帜,重新审视与西方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其实质是要改变过去盟主应尽的义务,转而以盟国利益为筹码,试图建立与盟国之间的所谓“平等经济关系”。这些重要变化将使美国与盟国的关系变得复杂且不确定。而且,西方国家之间还出现了“文明冲突论”与“多元文化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重大认识分歧,加上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矛盾继续扩散和深化,这些矛盾和冲突都将严重削弱西方的凝聚力和干预国际事务的能力和意愿,导致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出现更大的混乱。

   在纷乱的世界和严峻的挑战面前,美国仍可能基于传统思维纵容甚至挑起某些危机和冲突,继续对中俄等大国实施牵制和防范。但总体而言,要想维护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增长,应对全球性非传统安全问题,离不开大国之间更广泛更充分合作。所以,存在结构性矛盾并不意味着必然导向严重的对抗和冲突。竞争不掩合作,合作中伴随竞争,在未来可预见时间里都将是中美关系同时也是大国关系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对中美关系发展既提供条件也起着制约作用。合作会遇到限度,但冲突也不可能单向发展,美国包括日本等国家对华实施防范遏制难以收到预期成效,零和博弈更是将受到极大制约。然而,在多维的世界事情往往并不按单一逻辑简单发展。(11)中国致力于民族复兴,利益拓展依赖于自身进步和国际共赢,在根本上并没有挑战美国利益。

   尽管存在诸多困难,在总体上还是应努力扩大中美合作空间,与此同时也须综合施策以制衡和消解来自美国及其同盟体系的围堵和挤压,为中美关系理性发展创造条件和提供机制框架,目前主要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冲突控制机制。冲突控制机制可以有效防范和及时处理突发事件,避免事态严重恶化走向失控,进而对双边关系造成难以挽回的影响。为预防由于不确定因素增加而导致中美之间爆发严重危机,双方应在现有“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基础上,就中美危机管理中涉及的安全问题进行更为广泛深入的交流和沟通,推动双方就相关程序规则等操作性技术性问题展开多层次持续的交流磋商,完善危机管控体系。

   二是推动达成中美相互之间的战略保证。一方面,中国可以向美国作出承诺,中国的战略目标并不是挑战美国全球利益和领导地位,也不实行军事对抗政策,而是基于满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民族复兴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明确要求美国提供不损害中国核心利益、不搞军事对抗的战略保证,阐明这不仅有利于中美关系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也有利于为世界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条件和动力,有利于美国更好地发挥世界领导作用。推动中美之间达成战略保证不可能一蹴而就,其间可能充满着诸多困难和挑战。然而,无论过程和最终结果如何,这种努力和互动都可能对冲美国国内那些对华政策强硬派推进军事对抗的努力。因此,不论中美关系尤其是军事关系出现什么障碍,防务方面的交流磋商都应该坚持继续下去。而在国际安全领域,可不断拓展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包括国际维和行动、打击海盗行动等领域,通过致力于解决共同关切问题,缓和传统领域可能上升的对抗。

   三是创造条件迫使美国最终调整对台政策。台湾问题是对中美关系发展具有特殊意义的风向标和试金石。只要两岸统一没有纳入不可逆转的政治谈判进程,台海方向对于中国的生存和发展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特朗普执政后,在台湾问题上不按常规出牌,明确表示美将根据“一中政策”维持与台关系,承诺依据“对台关系法”满足台湾合理防卫需求以吓阻来自大陆的威胁。对此,一方面要立足最困难情况预先有准备。“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阴谋”。(12)另一方面,要使美国充分意识到,借助台湾问题不可能阻止大陆发展的进程,台湾战略价值的降低也是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并把握时机迫使美国调整对台军事政策,使美台军事关系失去原有的战略意义。

  

   四、发挥地缘优势,建设性经略周边

  

   周边是中国国家利益拓展的重要地区,构成中国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依托。但同时,各种矛盾也在这里比较集中体现出来,而所谓第一岛链更是中国与美国及日本之间的战略竞争和磨合地带。中国周边局势发展当然存在不同的方向。一种可能是,中国与相关国家关系经过持续交流发展,经济和政治联系日益得到强化,地区秩序积极发展,地区治理取得进展。但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深层次互动反而带来矛盾增加,甚至出现严重的波折和动荡,使本应是利益拓展重点地区的周边,反而变成阻碍各国发展和合作的冲突地带。中国周边政策当然要争取前一种前景,同时须极力避免后一种可能,探索出与周边国家良性互动的相处之道,推进地区安全治理,使周边真正成为利益交融和合作发展的地区。

   在总体上,睦邻友好互利合作是地区国家对华关系的主流,中国地区环境总体有利向好,自身地缘优势正在逐步发挥出来。如近期南海局势出现一定程度的缓和,没有发生严重动荡,中菲、中越关系也在发生积极变化,当然这与相关国家共同努力紧密相关,也与中美两个大国在南海已达成某种战略平衡具有很大关系。同时也必须看到,受历史经历、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域外大国因素等影响,一些国家对华依然存有疑虑和担忧,奉行大国平衡战略,配合甚至拉拢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大国加强在地区的军事存在,对华实施制衡。这为大国在中国周边设棋布子、实施战略围堵以及通过炒作地区争端施加压力提供了条件,中国面临的地区安全形势更加复杂。所谓“印太战略”就可视为美国联盟体系的延展,防范中国的意味十分明显。近年来,美国逐渐将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从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战略,到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当作“战略竞争对手”,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性将进一步显现,军事摩擦或有增加。预期未来,虽然中美两国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美国仍将利用全球霸权,挑动和纵容一些国家和力量对中国崛起制造麻烦,甚至可能间接参与对中国的军事冲突。中国如何有效经略周边和破解周边安全难题面临着重大挑战。

对于中国在周边遇到的困难,应该有全面而清醒的研判。尽管与有关国家存在利益冲突,美国也会制造军事摩擦,但在总体上,周边这些困难属于民族复兴进程中的伴随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可归于发展中的问题。对此,一方面要予以高度重视,有效应对并积极筹划布局,强化危机管理能力,或冷处理,或热搁置,或寻机解决,一旦爆发危机,可迅速按照既定预案相机处置,至少做到不吃亏,并将危机事态及影响压缩在可控范围,以避免危机升级恶化;另一方面,还是要建设性参与和引导地区事务,同时还须保持战略的基本稳定和可持续性,尤其应避免四面出击,立足长期博弈拓展战略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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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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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关系研究》 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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