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邓文初:从“佛朗机”看大明帝国对西方异域文明的想象模式

更新时间:2019-02-27 00:56:36
作者: 邓文初  

   初识“佛郎机”

   明朝国人对西洋的认知,应从佛郎机算起。关于佛郎机最初进入中国洋面的记载,《明实录》收录了御史何鳌的奏折,说:“佛郎机最号凶诈,兵器比诸夷独精,前年驾大舶突进广东省下,炮铳之声,震动城廓”。奏折中说的“前年”,是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关于这件事,亲历其事、时任广东按察使佥事的顾应祥回顾说:“予代管海道,蓦有番船三只至省下,放铳三个,城中尽惊”。何鳌奏折中说的“炮铳之声,震动城廓”、顾应祥说的“放铳三个,城中尽惊”,在此后张燮的《东西洋考》中有转述,说佛郎机从来不通中国,正德十二年,“驾大舶,突至广州澳口,铳声如雷”,《明史·佛郎机传》根据这些记载道:佛郎机“前岁驾大舶,突入广东会城,炮声殷地”。

   史籍中这些弄得满城惊慌的“炮声”、“铳声”,是佛郎机最初进入广东洋面时的礼节性表示,礼炮致敬,但中华帝国的臣民们似乎并不接受这样“先声夺人”的礼节,多少被其巨大的威力吓坏了,以致引发惊慌。故,当佛郎机人随后获准进入广州城时,代管海道的顾应祥责备他们忽视中国礼节,鸣炮惊人,佛郎机人一再解释,表示鸣炮纯粹是礼节性的敬意表示,一番狐疑才算冰释。

   西洋人最初进入中华帝国的大门,虽然引发了一番小小的误会,但并没有发生所谓的“文明冲突”之类,似乎双方之间还是可以沟通的。如果将这些作为一个象征性事件理解,这个中西接触的开端其实还算是差强人意。

   中国人大约就因为这炮声记住了“佛郎机”,但这个“佛郎机”是火铳,一种明代中国人眼中威力巨大的新式火器,故当时的官方史乘、野史笔记之类,关于佛郎机的记载大多都与这种火器有关。

   如《月山丛谈》记“佛郎机”事:

   佛郎机与爪哇用铳,形制俱同,但佛郎机铳大,爪哇铳小耳。彼国人用之甚精,小可击雀,中国人用之,稍不戒则击去数指,或断一掌一臂。铳制须长,若短则去不远,孔须圆滑,若有歪斜窒碍,则弹发不正。惟东莞人造之,与番制同。余造者往往短而无用。

   《殊域周咨录》也详细描述过其战斗力,说他们在海上用快船,长十丈,宽三尺,两旁架四十余枝橹,周围配备三四十枝铳,每船有二百余人划桨驾驶,橹多人众,即使无风也能疾走如飞。临战时,“各铳齐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号蜈蚣船”。《殊域周咨录》还对佛郎机的制作技术有所交代,说铳管是用铜铸造的,大的有一千多斤,中型的五百斤,小的一百五十斤,铳弹内用铁,外用铅,大的有八斤重;火药制造法也与中国有别,子弹可以远射百余丈,“木石犯之皆碎”。

   在海权争夺胜负几乎取决于武力的时代,拥有如此威力的佛郎机自然令人眼馋,海道副使汪鈜因在冲突中屡屡败于佛郎机,故委托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想法弄到。何儒与佛郎机人有交往,他秘密找在番船上做事的中国人杨三、戴明等,趁夜色驾小船将他们接出。他们熟知火铳与火药制造法,于是“如法炮制”了一批山寨版的。汪鈜以这批佛郎机火铳一举击败葡萄牙人,并缴获大小佛郎机二十余枝,敲锣打鼓献给朝廷,称名佛郎机铳,佛郎机一名就此传播开来。

   或许因这场战功,汪鈜获得提升,嘉靖二年(1523),他迁升吏部,任都御史,依据自己的战场经验,奏称“佛郎机凶狠无状,惟恃此铳与此船耳。铳之猛烈,自古兵器未有出其右者,用之御虏守城,最为便利,请颁其式于各边,制造御虏”。

   嘉靖三年(1524),南京内外守备魏国公徐鹏举也上疏朝廷,请求调“广东所得佛郎机法及匠作”到南京,得到嘉靖皇帝批复。广东当局将何儒等人送至南京开厂从事佛郎机制作(也包括仿制佛郎机人的蜈蚣船,但失败了),后又转道北京,从事大规模生产,汪鈜提出的用之“御虏”的建议得到实施。这些在当时应是公开的,因为何儒进京,甚至连被囚禁在广州的佛郎机人也得到了确切消息,《广州葡囚书简》中收录的一封信就写进了这些细节。

   至嘉靖八年(1529),明廷军事系统已经全面采用佛郎机,且技术上有改良。北边各关隘采用佛郎机火铳,在实战中发挥巨大威力,《殊域周咨录》说:“至今边上颇赖其用”。(汪鈜大约用事心切,对推广佛郎机铳不遗余力,虽佛郎机最后成功普及,但自己也颇受打击,并由此留下一个笑话。史载:鈜奏语颇繁,兵部郎中吴缙见而笑之。鈜怒,黜知铜仁府,或戏缙曰:“君被一佛郎机,打到铜仁府。”)

   当然,佛郎机的传入要远较这个时间早。陈寿祺《福建通志》记载,正德五年(1510),仙游县知县使用佛郎机铳抵御汀漳流寇的进犯;王阳明在正德十四年(1519年)镇压朱辰濠的叛乱时,退休官员、福建人林俊就派人奔袭三千里,送去自制的佛郎机,王阳明还为此撰写《书佛郎机遗事》并赋诗纪念;《筹海图编》记载,远在佛郎机人到广州之前(具体时间不明),就有在番船上做事的通事(翻译)“献铳一个并火药方”——西人在技术方面并没有保守秘密,毕竟他们主要目的是贸易。这些记载至少说明在佛郎机人正式进入广东洋面以前,福建、广东民间就已经能自制佛郎机并在实战中使用了。明史专家张维华在《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中和庞乃明在《明代中国人的欧洲观》中提出,佛郎机铳进入中国有四条路径,其中以闽广商人的输入为主要路径,这说明民间社会对佛郎机技术的掌握要远早于官方。

   如果将佛郎机技术的传播时间做一个简单分析,则能看出,从正德十二年(1517)明朝海军初次接触佛郎机,到嘉靖元年(1522)明海军在实战中使用佛郎机取胜,期间只有5年时间;从嘉靖元年的初次使用到嘉靖八年(1529)年明北方边防系统全部使用佛郎机,时间只有7年。也就是说,从佛郎机最初传入并迅速在明朝军事体系中推广,期间只经过短短十二年。这个时间,足以说明,中华帝国对于技术革新,尤其是军事技术方面的革新,其接纳与创造的能力,绝不后人。

  

   “佛郎机国名也,非铳名也。”

   作为武器的佛郎机,其进入中国并迅速被接受,令人惊讶。但要认知作为国家的佛郎机,则需要远为漫长的时间,尽管,我们现在已经熟知佛郎机指的是葡萄牙。

   显然,这样的倚轻倚重在当时就曾令敏感的官员们震惊。顾应祥(此后升任刑部尚书)为此就一再强调:“佛郎机国名也,非铳名也”。然而,接受其作为一个国家的名称或许容易,但要了解这个国家,有明一代直至清朝的官员、读书人却似乎永远处在“海客谈瀛洲”阶段。

   别的不说,仅以明末清初“名满天下”的顾炎武为例——顾炎武以其通儒地位及历史地理学的专长,在当时就有“博极群书,最明于地理之学”的嘉许——他的见解,多少可以当做一个时代知识人的普遍认知来解读。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载:佛郎机国在爪哇南,古无可考,从来不通中国,“其地正相对古之狼徐鬼国,分东西二洲,皆能食人。爪哇之先鬼啖人肉,即此国也。佛郎机亦与相对云。永乐十年九月,喃勃利国王马哈嘛沙遣使贡物,或亦婆利之更名。但皆疑似,无他证据,姑附于此”。

   顾炎武著述此书时代,在崇祯之后至康熙间。就以康熙初年计算,其离佛郎机人进入中国海域也已150多年,然而这位以历史地理考证著称的大学者,竟然仍然无法确认佛郎机国名究竟是什么,其国家究竟在何处,而在这部著名的历史地理著作中只能“姑妄言之”。

   顾炎武还引用明朝官员奏章等,说佛郎机“先年潜遣火者亚三假充满剌加国遣礼使臣,风飘到澳,往来窥伺,熟我道途,略买小儿,烹而食之。”他并补充《月山丛谈》中的记载,以强化这种说辞:

   其人好食小儿云。在其国惟国王得食之,臣僚以下不能得也。至是潜市十余岁小儿食之。每一儿市金钱百文,广(州)之恶少掠小儿竞趋之,所食无算。其法以巨镬煎滚沸汤,以铁笼盛小儿置之镬上,蒸之出汗尽,乃取出用铁刷刷去苦皮,其儿犹活,乃杀而剖其腹,去肠胃,蒸食之。居二三年,儿被掠益众,远近患之。

  

   对于这段绘声绘色的烹食小儿的野史,顾炎武并没有加以辨别,而是一再强调佛郎机人喜食小儿,以至于广东人“多掠小口往卖之,三山、罍滘、背底水等乡村,以至诸澳,拐诱恶少日繁有徒,甚至官军商纪亦与之交通”,仿佛广东已经形成一个替佛郎机人贩卖小儿为美食的巨大市场,官军商民都牵涉其中!一个拥有强大火力却野蛮无比的食人族佛郎机国家形象,跃然纸上!

   然而,这种认知绝非因为顾炎武的学识不够或个人偏见,而是由于这是当时国人的共同认知。中华帝国关于佛郎机的想象,事实上至近代以来也没有多少改变,甚至,某位研究明清中西关系史的专家,在其所译史料中,明明接触到葡萄牙人对“喜食小儿”一事的解释(他们说,葡萄牙人确实从广东人手中买过小孩,但那是作为人力资源,而非食物;当时广东人中间也普遍贩卖小孩,葡萄牙人的过错在于违背了当地的风俗,由此引发谣言),却在某条注释中特意表示:“葡人很野蛮”,他们在来中国之前已经知道非洲、印度与亚洲某些蛮族部落的食人癖好,所以,“在屯门等地或因缺乏肉食,购买中国儿童为食,并非不可能”!

  

   “文明图式”的内与外,异域想象的模式

   为什么对于异域文明会有这种野蛮时代的野蛮想象?尤其是,像顾炎武这样被认为具有某种科学精神的学者,都无法逃脱这种认知困境,这样的问题其实是很值得深思的。

   顾炎武这部书的编写时间,起自崇祯末年(崇祯十二年1639年开始),结束时间基本是在康熙初年。其自序云:“崇祯巳卯,秋闱被摈,退而读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他隐居山中八九年,读了史志之类的书千余部,一万二千余卷。顺治十四年(1657),他将家产变卖,决计北行,“游览天下山川风土,以质诸当世之大人先生”,北游中他以骡马载着书籍,到一地则取书籍所载与实地所见对证,以实地考察来证实文献所载,但也随时修改典籍中的错误。全祖望在《亭林先生神道表》中表彰道:“其后周游西北且二十年,遍行边塞亭障,无不了了而始成。”其实证精神在当时的读书经生中可谓异数,似乎与西方近代以来强调实证的科学精神异曲同工。

   当然,他的行旅所至重在西北,东南一带尤其是南洋一带并未涉足,佛郎机就更不用说在何方了。因此《天下郡国利病书》写到佛郎机时,他从小所受庭训“著书不如抄书”的传统就起作用了,我们现在知道,这一部分基本上是照抄《殊域周咨录》的文字。也因此,这一篇就保留了传统文人对于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想象与认知。

   限于客观条件,他无法亲自考证,但何以一个具有严格实证精神的学者,会把这些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甚至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传闻,编入一部严肃的史地著作,这究竟说明了什么?

   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得首先突破对实证精神的误解。以为顾炎武这种漫游考察就是科学的实证精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顾炎武的载书漫游,乃是对文献的证实,是经学时代的“我注六经”思维的延续,其对事实的检验与考察,仅仅是表面的、技术性的,其思维的深层,还是受制于经学思想。这从顾炎武在抄录《殊域周咨录》的同时也将其编排体系一并继承下来可以看出。《殊域周咨录》将当时所知的外部世界,按照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体系编排,佛郎机被列入西戎之中,与苏门答腊、锡兰、苏禄、忽鲁谟斯、云南百夷、天方国、哈密、吐鲁藩、赤斤蒙古、火州、曲先等放在一起。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也把佛郎机纳入上述的南蛮序列,附在他单列的《交趾西南夷备录》中。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5251.html
文章来源:一枚石头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