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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荣芳:新型夫妻共同财产:婚姻期间的养老金权益

更新时间:2019-02-25 23:37:47
作者: 张荣芳  

  

   养老金权益是指依据现有的养老保险制度,公民参加养老保险体系后依法请求给付养老保险待遇的权利(包含在退休制度下劳动者通过累积年资获得的退休金权益),范围涵盖养老金请求权、期待权和可期待利益。养老保险为被保险人在年老、残疾永久性退出劳动领域时提供所得替代,保障劳动者长期性所得丧失后的生活风险。其运作方式是,被保险人在工作或者获得收入期间,将其部分劳动报酬以保费的方式缴纳给保险人,待其永久退出劳动领域后依法向保险人请领待遇。养老保险待遇的请领条件包含两个方面:年龄或者身体残疾无法提供劳动的状态,以及累积缴费或者从事职业劳动达到一定的时间。前者属于养老保险的风险事故,后者是养老保险待遇的等待期,主要基于养老保险待遇给付的长期性特点设置,目的是解决参保人的道德风险和平衡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只有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被保险人才有权请求保险人支付养老保险待遇。如我国社会保险法规定,养老保险的被保险人领取养老金的条件,除了达到退休年龄之外,还需要累积缴纳养老保险费达到15年。在养老保险关系的有效期间内,参保人的养老保险权益分为三种状态。第一,参保人缴费达到最低缴费年限,并且符合了给付年龄或者满足其他给付条件,有权请求保险人支付养老保险金。第二,参保人缴纳养老保险费的年限(或者累计的年资)虽然达到了法定的最低年限(如15年),但未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或者没有发生法定的其他情形)。参保人不能请求保险人提供养老给付,只有等待年龄条件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条件成就后,才可以依法请求支付养老金,其请求给付养老金的权利处于一种期待状态。第三,参保人参保缴费,但缴费年龄未达到最低年限,其对保险团体还不具有待遇支付请求权,即使发生保险事故,也不能请求支付养老保险金。参保人对养老金享受一种期待的可能性,可以通过继续缴费(或者累积工龄),将养老金期待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期待权;也可以因法定原因退出养老保险团体,请求退还已经缴纳的保费或者转移给其他拟加入的保险团体。所以养老金权益分为三个阶段:满足等待期间且达到法定给付条件(届满退休年龄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可以行使养老金请求权;已满足等待期间但尚未达到法定给付年龄,享有养老金期待权;保险开始至满足等待期间前,具有养老金期待的可能性。[10]

   养老金的请求权和期待权是参保人在法定养老保险关系中针对保险人的给付请求权,是权利人履行了法定义务后的对价,与私人财产权无异。社会保险作为一种风险预防制度,与商业保险的运作方式相同,参保人以缴费的方式将风险转移给保险人,在其发生保险事故时请求保险待遇给付。不同的是,社会保险不是依照参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约定构成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而是依照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确立双方的权利义务内容。在参保人履行了养老保险制度规定的最低缴费义务之后,被保险人只要发生了法定的事故(退休),依法享有支付养老金的请求权。不论是一次性支付还是分期支付,该请求权的内容确定归属明确,与权利人对私人主体的财产请求权无异。对履行支付义务的保险人而言,该义务是具体养老保险关系的内容,更是他们代表国家履行政治承诺,保障公民老年安全的体现。养老金期待权与请求权的区别,仅在于权利人行使权利的条件未成就。该状态下,权利人已经履行了养老金请求权形成的最低条件(缴费的最低年限),保险事故一旦发生,该期待权就转化为现实的请求权。

   将养老保险请求权和期待权视为权利人的财产权,纳入宪法保护范围,是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的普遍做法。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1980年做出一项标志性判决,肯定被保险人基于社会保险立法所取得的法定年金保险期待权,性质上虽为公法上的给付请求权,仍受基本法第14条财产权的保障。[11]依据德国现行宪法实务的做法,年金请求权与期待权得作为财产权保障标的的要件包括三个方面:具有财产价值之权利地位;基于自己的给付;具有生存保障的作用。[12]早期欧洲人权委员会的见解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相同,肯定缴费式社会给付,亦即被保险人缴纳保费、进而取得之社会保险给付受公约第1号议定书财产权之保障。[13]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规定,财产权利受到法律正当程序的保护。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正当程序的财产概念范围相当狭窄,主要包括财产法通常定义的不动产、动产、金钱和证劵。1970年以后,最高法院基于福利社会的“新财产”概念,极大扩充了正当程序的适用范围。“新财产”包括社会福利和公共职业等社会馈赠,从优惠变成财产,对它们的剥夺受到“正当程序”的限制。[14]在日本,年金能否作为财产纳入离婚时夫妻财产分割的范围,早期法院的判决一般将其作为离婚后当事人的生活状态或者财产分与的基础加以考虑,未作为财产。[15]其后,在具有扶养性质的财产分与上,出现命令将丈夫所支领的年金,以定期金给付的方式支付妻子的判决。对于未来可以取得的年金请求权,也出现几则判决。[16]2004年日本国民年金法、厚生年金保险法等法规修改时,导入离婚时年金分割制度,明确规定年金夫妻共同财产。我国台湾地区通过宪法解释确认了社会保险给付的财产性质,其“司法院”释字第434号解释确认“在社会保险给付中,关于养老、死亡两项保险部分,类似终身保障型之定额保险,养老给付之本利,类似全体被保险人存款之累积,非承保机关之资产,被保险人缴足一定年限保险费后离职时,自然有请求给付的权利”。[17]

   至于可期待利益,因为其并未满足养老保险法关于缴费最低年限的要求,能否转换为期待权还有待于参保人持续缴纳保费或者累积年资,在参保人因为离婚需要核算其利益时,可以通过核算参保人已经缴纳的养老保险费来确定其数额。就像参保人因为客观原因需要提前退出或者转换保险团体,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有义务依法移转已经缴纳的保险费用一样。

   养老金权益具有财产属性,是权利人永久退出劳动领域后本人及其受扶养人赖以生活的物质基础。在夫妻关系存续状态下,养老金是夫妻生活的来源,即使一方死亡,遗属年金也是保证另一方生活的基础。婚姻关系一旦解体,从事家务劳动往往没有养老金,或者只有微薄的养老金,长期从事稳定的职业劳动的另一方则可能累积高额的养老金。如何认可家务劳动的价值,平衡夫妻双方的利益,这不仅直接关系到从事家务劳动一方当事人的老年安全,而且会影响其婚姻自由权的实现。

  

   三、婚姻期间养老保险权益的归属:法定夫妻共有财产

  

   (一)确认家务劳动者的养老金权益既是人权保障需要也是平等保护原则体现

   工业革命后,离开土地的劳动者以自己的劳动换取工资以维持本人及其家人的生活,在其因为疾病、年老、失业等原因暂时或者永久失去劳动能力或者劳动机会时,仅依赖个人的能力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现代国家将这些问题视为社会风险,赋予公民在遭遇社会风险时享有请求国家提供安全保障的权利,即所谓社会基本权利,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除了在各国宪法内或多或少获得肯定外,也在一些重要的国际公约中得以见之。[18]为了实现公民的社会保障权利,我国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社会保险法则确立了分别覆盖职工和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由于没有劳动收入,绝大多数家务劳动者只能加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体系,而获得的居民养老金无法满足其老年生活的基本需求。

   家务劳动者照顾家庭、养育子女、辅助职业劳动的配偶一方,在成就家庭其他成员工作业绩的同时,也为社会养成新的劳动力,其价值和功效对从事职业劳动的配偶一方和整个社会而言,都应当受到肯定和认可。法律一方面应当认可职业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凝聚了家务劳动一方的成果,在婚姻关系解体、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和分割上同等保护双方当事人;另一方面应当为家务劳动者构建等同于职业劳动者的风险保障制度,使他们可以从职业劳动配偶一方的劳动获得相当的预防能力,避免他们在丧失劳动能力和失去配偶照顾情形下老年生活陷入困境。

   (二)离婚配偶的老年安全预护措施:离婚配偶年金或离婚年金分割

   养老保险权益是归个人所有还是夫妻共同所有,与国家的养老保障制度和夫妻财产制度相关。现代各国将养老保险权益纳入夫妻共同财产范围的原因,主要为了认可家务劳动的价值,平衡家庭主妇与职业劳动一方的养老利益。所以,针对国民享受养老保障的法律资格基础是属于缴费型或者属于财产调查型,[19]居民老年安全保障方式不同。收入调查型养老补贴的权利资格来源取决于收入,属于国家解决贫困问题的措施,夫妻不论如何分工均不影响其离婚后的养老利益差异。缴费型养老保障就是国家通过养老保险的方式预防老年问题的措施。因为其与缴费或者工作年资关联,凝结权益人个体的劳动成果,可能涉及在离婚的配偶之间合理分配的问题。这里需要考虑各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在认可家务劳动价值、平衡配偶双方的养老权益方面的做法。有的国家规定职业劳动者参保缴费,为本人累积养老保险权益的同时也为配偶累积,使从事家务劳动的配偶(包括离婚配偶)作为独立的养老权益享有者,不论在婚姻关系状态下、还是在解体后,老年安全都不完全依赖另一方的养老金生活。在这种情形下,夫妻个人累积的养老金无需在配偶之间进行分配。如美国社会安全制度所提供的退休给付在法院实务上并不认为是婚姻财产,依据社会安全法(Social Security Act)老年遗属失能给付第201条的规定,这部分给付不能分配,对于离婚配偶权益的保障通过提供离婚配偶年金实现。如果前配偶同时符合以下要件,则有资格领取与现配偶同额的社会安全给付:(1)前配偶与年金领取人结婚超过10年;(2)年龄在62岁以上(达到退休年龄);(3)年金领取人已经开始领取年金(如果未开始领取,需年龄在62岁以上符合领取资格,且两人已离婚2年以上);(4)前配偶未再婚。[20]

   以职业劳动者为核心建立的养老保险制度,并未考虑离婚后配偶一方的老年保障。发端于德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其社会家庭结构是男方工作获得劳动报酬,以支付本人及其受扶养家人的生活开支。社会政策的有效性是奠定在一种理所当然的家庭状态上,这种状态正当化了女性无薪从事家事和教育工作的义务。[21]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作为共同生活体,相互之间存在扶养与被扶养的权利义务关系。当事人通常以就业、储蓄、投资等多种形式获得财产,作为共同生活的基础。这其中包括为了预防老年风险而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即使在劳动者死亡之后,其遗属还可以依法享受遗属津贴。在婚姻关系因离婚而解体的情形下,从事无薪劳动或者非全日制工作的低薪劳动的配偶,既无扶养对象,也未累积养老金权益。此时,夫妻一方生活限于困难的情形,不在社会保险承担的风险范围内。因此各国年金保险制度建立之初,多未明文规定离婚时社会保险提供之老年、失能给付应作如何处理,亲属法对此亦未规定。[22]

随着女权运行的兴起和权利保护制度的完善,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许多国家修正相关制度,将养老金权益纳入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德国在1976年民法修正时于第1587条以下新增“离婚年金权利分配”相关条文,[23]并于1983年制定“离婚年金权利分配制度特殊情况适用法”,形成一套复杂而完备的离婚年金分配制度。[24]德国纳入离婚财产分配范围的年金权利包括基于公职人员、企业职工等身份以及以保险契约一方当事人的身份所享有的年金、给付期待权以及期待可能性。具体包括:(1)基于公务员忠勤服务关系或者公务关系取得的退休金及退休金期待权;(2)基于法定年金保险体系取得的年金请求权和年金期待权;(3)基于其他类似老年及失能预护制度取得的给付、给付期待权或者期待可能性;(4)基于企业年金制度取得的给付、给付期待权或者给付期待可能性;(5)基于保险契约取得的年金请求权或者期待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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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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