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周淑真: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

——基于内涵要义、演进逻辑与结构关系的分析

更新时间:2019-02-25 23:05:17
作者: 周淑真  
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它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10]

   从中国政党制度历史的起源和发展分析可见,一定历史条件下历史具体体现的是制度的不完美状态,在历史发展基础上的创新,就是新时代政党制度的题中应有之意。从这一意义上讲,习近平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论述,使具有近70年历史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跟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步伐,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政党制度结构多重关系的比较辨析

   当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产生发展,既离不开政党和政党制度一般概念本质的规定性,同时在产生土壤、制度结构、运行方式和功能作用等方面又有自己的特点。

   政党与政权关系方面。世界各国政党都是围绕着夺取政权、维护政权和参与政权而进行政治活动的。在西方国家,国家政权是各个政党竞相争夺的“标的”物,不论是总统制国家或议会制国家,抑或是半总统半议会制国家,政党必须按照国家宪政体制的规定参加总统选举或议会选举,夺取政权轮流执政或继续维持政权是政党的根本目的,政党惟有通过一国的选举制度才能参与、执掌或影响国家政权。从政党—政权的关系看,选举是在竞争性政党制度下,把选票转换成权力来源或者是议会席位的过程。西方国家主要政党轮流执政,选票第一,发展到现在,不少国家的政党制度为政治选举的强力所扭曲,遇到许多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一方面,各政党都把争取选举的胜利看作是头等大事,竞选制胜靠的是选票,选票握在选民手里,因此政党和参选者得千方百计讨好、迎合选民,说他们爱听的话,做能令他们高兴的事,而国家、社会的整体或长远利益被政党和候选人束之高阁。使得该做的事不敢做,该制止的事不敢制止,影响政党纲领主张的质量,2010年以来愈演愈烈的欧洲债务危机,就与政党用执政资源为自己争选票有关。政客为了拉选票竞相开出各种直接和间接的福利支票,耗尽了国库,使国家成了寅吃卯粮的债务依赖型经济,即通过借新债还旧债的方法来解决经济和财政问题,最终还是要老百姓来埋单。南欧国家相继出现的债务危机就是这样形成的,美国居高不下的债务危机某种意义上也是这样形成的。从政治角度来看,这是民主“短视化”结果。另一方面,由于选举时迁就选民或许下不能兑现的诺言,政党上台执政后不负责任,执政党软弱无力,形象受损,老百姓不满意,就会在下次选举中对执政党进行惩罚,投票给口号更响的在野党,这样就会导致政治走马灯现象严重,哪个政党执政都不能解决问题。在野党对执政党的决策总是为反对而反对,导致政府无力、无能,穷于应对眼前事变而难有长期规划,政府施政缺乏安定环境,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难以有效推进。同时,分权制是西方政治制度设计的核心逻辑,分权蕴含着权力的相互制衡,通过“以野心对抗野心”对政治家滥用权力进行约束,但分权也造成了政党在所有重要问题上包括提名、选举和执政期间分化的取向,造成党内系统的碎片化。

   在中国的政党与国家政权关系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形成和演进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执政党,还是对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实行领导的政党。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并以理论阐述的形式写在宪法的序言中。2018年,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更是在宪法条文中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由于政党制度结构功能所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国家权力系统的运作起中心作用。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各政党的地位只有执政和参政的区别,而没有在野党的存在。因此,执政党作为国家和社会的核心力量,强大而稳定,担负国家、民族发展的重任,施政既能着眼于当前,也能制定实施长期的战略规划;它既能保障执政党和政府实现集中、统一领导,又能使民主党派在公共权力的运作、对执政党和政府有效监督以及在现代化建设中大展宏图;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其参政目的不是为了取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而是为了保持政党之间的政治张力,激活党际互动的活力,以促进中国共产党更科学、更有效地执掌好国家政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能避免一党独裁所造成的万马齐喑、扼杀社会健康政治力量的弊端,也能起到避免多党竞争所导致的相互倾轧、政治动荡、社会分裂混乱局面的作用。

   政党与政党关系方面。政党之间的关系是政党制度内含的重要政治关系。竞争是西方政党关系的本质和主流,决定了政党之间处于对抗对立的关系。这种相互竞争严重影响了政党之间的团结与合作,政党参选变成政党之间的恶斗,各个政党或参选人用种种手段抹黑攻击对方,不遗余力。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从两党内部的初选开始就是“乱”字当头、意外频发,最后进行角逐的希拉里与特朗普两位总统候选人则是争议不断,令人大跌眼镜。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希拉里与特朗普比拼的重点不是用政策差异吸引选民,而是“互黑”的手段。在多党制中,每次选举时大党盘算自己的“联合潜力”,小党盘算自己的“勒索潜力”。政党关系在每次选举中总存在很多变数,它取决于政党对政体自身及政体内其他政党的态度。总的来说各党都以使对手失去竞争优势作为本党的行动目标。即便选举期过后,政党为反对而反对的现象普遍存在。在美国,通过近年来关于枪支管制、债务危机、政府关门等国会与总统对立的事例,人们可以看到背后的两党对立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影响。

   制衡和监督本来是民主的必要条件,但建立在政党竞争之上的制衡与监督带有严重的政党偏见,容易失去对事物判断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往往是“你赞成的我就反对,你反对的我就赞成”,致使制衡与监督变成了相互间的攻讦与掣肘。在英国议会制的两党制中,反对党的特殊作用被称作“早期报警系统”,它承担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监督执政党及其政府行为;二是一旦执政党出现重大失误,随时准备替代执政党上台执政,并在政党制度运行机制中通过反对党组建“影子内阁”而实现。这种监督本应是针对执政党的执政行为,但由于政党间的利益对立,它往往流变为政党间互相攻击、互相拆台的工具。“即使在那些政党有着相当共识的政策领域里,公众感受的通常是政党间存在的某种分歧。在英国下院,执政党议员与反对党议员面对面就座,象征着一种对抗精神,它强调的往往是政党在有关政策目标方面存在的根本分歧。”[11]在三权分立的美国,如果总统所属的政党在议会里只占少数,则执政党的许多政策(哪怕是很好的政策)难以推行,因此必然影响政府的施政效率。在多党制国家,如果没有一个党获得议会多数席位,那么获议席较多的政党须与其他政党磋商,从而产生能掌握议会联合多数席位的总理。在这样的多党制中,第一大党不仅要面对议会内反对党议员的质询,同时也要面对来自政党联盟内部友党的监督,多党制往往意味着在现有的宪政体制所确立的权力划分之上,附加上另一层的权力划分。因此多党制的政府一般比较软弱。在推行多党制进行政治选举的许多落后国家和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的落后和民族矛盾、宗教派别、语言地域等政治亚文化的普遍存在,各种社会势力对社会政治规则缺乏基本的共识。选举只是各政党夺取权力的途径之一,顺利当选固然好,若落选则不承认失败,拒绝接受现实,并动员支持者以各种方式抵制、抗议、扰乱社会秩序,甚至不惜发动政变,引发新的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在这些国家,政党间的关系机制既不能为全体公民提供共同的政治参与渠道,也不能为政权提供合法性来源,更无益于社会的稳定。社会结构文化的复杂多样必然产生和深化政党之间的分歧,而政党之间的恶斗又引发大规模的群体冲突,撕裂社会。最突出的例子是强人政治结束后的伊拉克和埃及,流血冲突和社会暴乱此起彼伏,政治动荡未有终期,“阿拉伯之春”变为“阿拉伯之冬”。随之在中东国家持续多年的叙利亚内战,极端宗教势力“ISIS”兴起,残酷的战争导致大批难民的产生,逃难流亡到欧洲的难民又给欧洲国家的社会经济带来极大的冲击。

   “多党合作”是当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具体形式,它的第一要义表明在当代中国存在着多个政党,即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其次表明政党之间是一种通力合作的友党关系,而非如一般多党制存在的对立、竞争和对抗关系。所谓合作,是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之间为达到共同目的,彼此相互配合的一种联合行动。政党之间成功的合作需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一是一致的目标,即共同致力于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民生幸福、社会和谐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共同的目标;二是统一的认识和规范,各政党在共同目标、实现途径和具体步骤等方面有基本一致的认识,在联合行动中遵守共同认可的社会规范和政治规范,即互为支撑、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不以你下台我上台相互轮替为目的;三是相互信赖的合作气氛,各政党之间相互理解、彼此信赖、互相支持的良好气氛是有效合作的重要条件,政党之间的协商、人民政协的协商等协商民主方式是达成合作氛围的有效途径;四是具有合作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政治基础,这个政治基础就是民主革命长期合作的历史、共同协商建国的历史记忆和新的国家制度结构下曲折发展的荣辱与共。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基本态势,是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石。在中国政党制度中,执政党与参政党以合作、非竞争、互利共赢、稳定发展为基本价值取向,政党之间是一种合作、共存的友党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执政与参政的关系。与西方政党关系相比较,中国的政党关系有如下优势: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突破了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的传统政党类型,创立了一种合作型的政党制度形式,各个政党之间的关系不是“相竞相轧”,而是“相增相长”;二是突破了以执政为目的、以竞争为手段的政党政治模式,创立了在多党合作基础上的复合形式、立体结构的关系格局;三是突破了以议会党团为中心的政治参与方式,创立了一种执政与参政有机结合、领导与合作内在统一的政党执政参政方式;四是突破了以选举为唯一形式的民主政治,创立了一种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民主政治实现形式。

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方面。这一问题实质上关系到政党的社会基础。社会基础是政党生存发展的基本要素,社会大众的支持是一切政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不可否认,任何社会都是由不同的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所构成的,正因如此,才需要不同的政党去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诉求。西方政党是在议会民主的政治体制内产生的,在性质上都归属于体制内政党,竞选的结果决定政党能否进入议会。西方政党都把参加议会选举当作党的活动最重要的内容,由竞选、选民投票及各党得票率的高低、来决定一个政党是否进入议会,在议会里是多数党还是少数党,在议会中所能发挥的能效和作用等。也就是说在西方国家,选民的支持构成了政党执政参政的合法性基础。政党为了赢得大选,必须加强与民众的联系,政党为了在选举中获胜,其提出的政策主张应该要最大限度合乎民意、代表民意,其所代表的选民构成了该政党的社会基础。一般说来,经济生活是人们一切生活中最基本的需要和基础。社会结构的变化对政党的社会基础产生决定性影响。当代世界在现代化过程中由于经济利益的区别,分化成了多个带有社会界别特点的社会阶层。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有相应的社会群体特征,这种多元化多层次的社会结构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加上近些年来逆全球化和极端主义的盛行,在经济生活之外的宗教、文化、甚至语言和地域的区隔和矛盾,都成为影响政党社会基础的重要因素。当部分群体缺乏通畅的利益表达渠道时,极右翼民粹主义的极端化政党必然产生。当前,世界各国传统政党衰落并不断分化,宗教性政党和极右翼政党等新的类型政党不断出现,极右翼政党在德、法等国登堂入室进入议会或进入总统的第二轮选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5234.html
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 第7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