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赵鼎新:时间、时间性与智慧:历史社会学的真谛

更新时间:2019-02-24 22:03:29
作者: 赵鼎新 (进入专栏)  

  

   第三,如果某种文化行为的确来自传承,那么我们需要问,这一文化是怎么传承下来的?文化不是基因。一旦失去了制度载体,任何一种文化在社会上的影响都会衰退甚至消亡。儒家文化在古代中国何等强势?然而当作为儒家文化载体的科举和宗族制度被废除和瓦解了,儒家文化对今天中国人的影响也因此大大削弱。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我们在做纵向比较研究时千万要避免把向往古代、鞭挞现代,或者是推崇现代、贬抑古代作为目的,因为这往往会把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引向各种误区。历史并不是以你我的目的而发生和发展的。

  

   (三)循环时间指导下的研究

  

   循环史观是在犹太教兴起之前每个文明都产生过的一种古老时间观。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古代人所能看到的大多数现象,从日落日出,四季循环到代际交替都呈现着循环性。在西方历史上,循环史观盛行于基督教诞生前的希腊罗马。近代西方人一旦处于悲观,循环史观就会回潮。比较典型有尼采的循环史论和斯宾格勒在一战后提出的以四季交替作类比的文明兴衰论。【见Nietzsche (2001) 和 Spengler (1980)。】

  

   循环史观也影响着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比如,奥尔森认为利益集团对政治的控制力会随着一个国家承平日久会不断增强,从而成为国家衰亡的重要原因(Olson,1984)。特钦(Turchin,2003, Turchin and Sergey Nefedov,2009)从伟大的伊斯兰教学者,社会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1332-1406)的观点出发,提出前现代帝国势力消长受到两个周期性因素的作用,一是凝聚力周期,即一个国家精英的凝聚力会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而增强,凝聚力大的国家会在国际竞争中胜出,然而承平日久又会导致该国家精英凝聚力的降低和国家力量的衰败,并被一个凝聚力正在增强的国家所取代,如此以往则形成周期;二是人口和政治周期,即人口增长导致政治动荡和战争,战争导致的人口下降带来了政治稳定,政治稳定又带来了人口增长。此外,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统理论(Wallernstein,1979,2007),以及保罗.肯尼迪 (Kennedy,1987) 的大国兴衰理论也都有一定的循环史观的意味。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一旦去掉进步史观后也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循环理论。

  

   在各种史观中,循环史观问题比较小。可是西方学者提出的历史循环原因都很单一机械,认为各种历史“循环”现象的背后存在着某种固定的原因。其实,历史发展既不构成固定的原因造就的机械性循环发展,也不构成没有变化的重复性循环。这一点本文在讲解笔者的时间观的时候会做更深入的讨论。

  

   (四)进步(终极)时间及其指导下的研究

  

   进步史观虽然在近几十年的西方历史学界不再流行,但是它长期以来占据着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并且在当今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等领域仍然有着很大的影响。

  

   进步史观源于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圣经史观 (Melzer, Weinberger and Zinman,1995)。比如,奥古斯丁在圣经史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历史发展的阶段论,认为历史会经过相应于上帝创世纪的六个发展阶段,而后终结于被上帝救赎的第七阶段 (Augustine,2003)。弗洛尔的约阿欣(Joachim of Fiore,1135–1202)把历史分为三个时代,每一时代会被三位一体的某一位格所支配。依此理论,历史依次经历圣父的旧约时代和圣子的新约时代后,会进入圣灵时代 (Reeves,1969,1999)。

  

   启蒙运动前后,欧洲的思想家变得越来越自信。他们不但认为人类能通过理性来了解这个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并且有能力通过理性来设计一个美好的未来。虽然宗教在启蒙时代经常会被等同于“落后”,但是圣经史观却在启蒙时代以世俗进步史观的形式得到了光大。各种世俗进步史观中,比较著名的有科学主义进步史观、自由主义进步史观、黑格尔进步史观、社会达尔文主义进步史观等等。进步史观同时还继承了圣经史观中的阶段论,比如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把历史分为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康德把历史分为野蛮、迷信和理性时期;孔德把人类的理性发展分为神学、形而上学和实证三阶段。

  

   必须指出,进步史观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某些类型的进步史观给了强者在蹂躏和欺负弱者时一种道德优越感而不是良心负担。比如,进步史观使得19世纪英国和法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在面对“落后民族”时都采取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立场(Pitts,2005)。

  

   第二,它是文化和种族歧视、偏见以及对其他群体不尊重行为的源头。比如,笔者曾经接触过几位援藏人士,在对他们的献身精神由衷敬佩的同时,我也不得不说他们在描述西藏文化时常常带着一种进步主义视角,或者说在谈到藏族文明和宗教时会带有一种“先进”族群面对“落后”族群时的优越感。如果我们采取这样的态度的话,我们不但对藏族文化不可能有深入了解,而且很可能会在给藏区真心诚意带去大量物质好处的同时,留下一堆藏民对汉人的成见。

  

   第三,持有进步史观的学者在做研究前往往都会对时间有一个明确的或隐蔽的道德假设,即历史进程会把我们带入美好的未来。他们研究目的则是为了论证某一美好世界理论在经验上的正确性。比如,为了验证历史发展五阶段论的正确性,中国史学界曾经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 “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上作了大量的研究。可是,虽然古代中国有各式各样的奴隶,但却从来就没有过像罗马帝国一样以奴隶劳动为经济基础的奴隶社会。明清商品经济的确很发达,但是明清的政治/意识形态结构却完全排除了中国自发产生工业资本主义的可能(Zhao,2015)。还比如,“第三次民主浪潮”时期西方学者在自由主义进步史观的推动下作了难以计数的研究。比较著名的有英格尔哈特(Inglehart,1997)的现代文化到后现代文化的转型研究,福山(Fukuyama,1992)的历史的终结的观点,以及大量的以人均GDP和教育水平等指标为自变量来预测一个国家民主转型可能性的定量研究。当然,这些研究带来的往往只是对历史的误解。需要指出,进步阶段论史观在当前中国仍然十分盛行,以至于不断有学者提出各式各样的大而不当的“阶段论”。

  

   第四,进步史观指导下的政治具有很大危害性,因为它给了政治家和他们的追随者撞了南墙还不肯回头的精神。如果说第三次民主浪潮所引发的恐怖主义和难民潮在内的各种乱象是自由主义史观给人类带来的危害的话,那前苏联的肃反、红色高棉大屠杀则是机械僵化的进步史观带来的危害。

  

   (五)多元史观及其指导下的研究

  

   在进步史观指导下书写的历史与事实之间的出入往往很大,并且进步史观指导下的政治带来的也往往是灾害。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历史学开始逐渐从对历史规律的寻求转向对历史意义的追求(Cannadine,2002; Stone,1979;Tosh,2006),从以政治史为核心的历史研究转向多种议题的研究(Burke,2004)。多元史观逐渐在西方变成主流。多元史观内部门派林立、标签各异。但针对本文的主题,多元史观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历史不存在进步也没有目的,每一个历史都是它自身的历史。持多元史观的西方社会科学家往往会强调历史人物、历史转折点、分水岭事件和历史意外等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影响(Abbott,2001; Sewell,2005)。它在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和各种进步史观方面产生了十分积极的意义。同时,多元史观引导了历史学家去研究各式各样的历史,为我们积累了大量的知识。但是,多元史观至少存在着两个问题。

  

   第一,随着历史知识的日益丰富,我们对时间的理解变得日益破碎,造就了一个只长知识不长智慧的年代。比如当代西方历史学被分割为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军事史、思想史、科技史、教育史、宗教史、文化史、艺术史、文学史、性别史、法律史、人口史、移民史等各个领域,并且每个领域的内部又有更细的分割。历史学的研究议题在变小,议题覆盖的时间段也在变短。在这一趋势下,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不再有全局观,并且因为偏狭地强调自己领域的特有材料和视角对于理解历史发展的重要性而经常展开摸象的瞎子之间的论战。比如对于经济史专家来说,世界经济发展乃至于工业资本主义是否能在某个地区发生完全取决于经济史专家所关心的一些诸如人口、资源、技术、经济发展水平、生活质量等指标是否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Huang,2002; Pomeranz,2000),殊不知工业资本主义在欧洲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欧洲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欧洲国家的性质,在于欧洲自宗教改革后天主教逐渐出现了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在于商人所掌握的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力量,而不在于各种经济指标。而对于中国来说,明清时期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人口数量无论其高低都与工业资本主义无关(Zhao,2015:chap.13)。

  

   第二,也是最根本的问题,这类研究很难回答这样的诘难:既然历史没有规律,我们研究它还有什么意义?毕竟,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不能仅仅是出于好奇。诚如美国著名历史学理论家苏威尔所说(Sewell,2005:49),当历史学家“愉快地把结构决定论扔到一边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结构的改变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历史虽没有什么终极目标,但却还是有许多结构性规律。

  

   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西方世界出现了所谓的“第三波历史社会学”的提法(Adams, Clemens, Orloff,2005)。但是第三波历史社会学并不是一个具有明显一致性的学术方向。除了对于结构决定论的不满外,除了强调历史社会学研究要“讲事件”(eventful)之外,第三波历史社会学在时间观上基本上与在文化、历史和语言转向影响下的多元史观同步,或者说它只是西方盛行的多元史观的一个变种。

  

   时间/历史到底具有什么规律?或者说我们应当如何在社会学的结构/机制叙事和历史学的时间序列叙事之间建立有机联系?以下是笔者在这方面的一些探索。

  

二、时间/历史的结构


人的行为有结构性特征,而历史又是人创造的。人的某些结构性行为特征势必会以多种微观和宏观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型塑历史形态。寻找时间的结构可以有若干途径,但是从人的结构性行为特征出发应该是一个最为重要,同时也是较为可靠的路径。我们知道,人和猿在行为方式上比较接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5217.html
文章来源:《社会学评论》2019年第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