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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启讷:日本的亚洲思维及殖民台湾初期舆论对戊戌中国知识人的影响

更新时间:2019-02-24 21:59:41
作者: 吴启讷 (进入专栏)  

五、结语


   研究日本近代思想的当代学者通常会注意到当时日本的两种现象,一种是厌弃中国的西化论,另外一种是对中国友善、主张帮助中国、联合中国的论调。第二种的代表论点是大东合邦论。台湾被日本占据之后,日本政府在台湾创立了一份报纸《台湾日日新报》,虽使用汉文,也用力倡导大东合邦论,但其背后的动机是要彻底破解中国传统天下秩序和这个体系所代表的价值。不幸的是,大东合邦论成为戊戌变法的正面议题之一,维新派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樽井藤吉的暗示,对与日本未来的合作抱有极大的期待。这个日中合作的愿景中蕴含了两个价值:其一,“东亚”价值;其二,“进步”价值。从历史的角度看,合邦论未必是导致维新失败的主要因素, 但其真正的意义作为是日本思想渗透到中国思想体系的开端。这个开端趋势影响到此后中国的政治和思想世界,包括后来的辛亥、五四,以及五四以后很长时期的西化倾向与西化论述。

  

   1895年之后到1898年这段时间,日本在台湾的所作所为,首先是改变了台湾的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以便与日本本土相对西化的体系衔接,接着立刻去调查台湾的土地。在文化教育方面,在设立“国语”──即日语──学校的同时,创办了《台湾日日新报》。报纸社论和投稿的作者有少部分是日本人,大部分是台湾人,但所有政治和文化的话题都是由日本人提出, 后续的响应都是追随日本人揭橥的话题。1895年日本人接收台湾之际,日本留了两年时间让当地住民选择国籍,多数在台湾的精英回到大陆,留在台湾的识字阶层,往往在中国传统学问上还处在初级阶段。面对这些思想上未设壁垒的人,日本人很快利用教育体系和传播体系向其灌输日本版本的现代化思想,这就是读者在《台湾日日新报》上面看到的“东亚进步”和“东亚和平”一类的主张。这些主张看起来对于中国没有那么多敌意,没有多少是宣示直接侵略中国的,但却在当时台湾人心目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日本人奉行的是进步的价值,是可以带动台湾乃至整个亚洲进步的主张,进而在思想和生活层面接纳这种价值。

  

   1897年以后,日本有一段时间限制台湾人和中国大陆人民的来往。“大正民主期”开始以后, 日本又鼓励一些台湾人到华南来进行交流,甚至移民。这些台湾人到了华南之后,带来了日本这套“东亚”的和“现代化”的叙述,也传播日本在台湾的“现代化”──当然,这不是常人所理解的“现代化”,而是“殖民地现代化”──经验,这些叙述和经验对当时华南的商人和部分知识阶层产生了影响。在这个过程当中,日本人借由发挥“软实力”,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其目标。

  

   在树立台湾“典范”的同时,日本人也向中国直接推销“亚洲论”。“亚洲论”并不赤裸裸地显露军事侵略的意图,而是运用与“文明”和“文化”相关的修辞,提升日本主导亚洲政治、经济秩序的正当性。“大东合邦论”等形态各异的“亚洲论”,就是此后“大东亚共荣圈” 主张的前身。从根本上看,“东亚共荣”理论就是一个以日本为中心,以现代化典范为工具的思想体系。在已经被征服的台湾,多数知识分子都接受了这一体系;在中国知识界,这一体系的核心理念,也曾在几代精英中产生深刻的影响,很多人并未感受到在所谓“日中亲善”“东亚合体”的前提下去保存“东洋文化”,将会使中国文化变成日本文化或殖民文化的附庸。“大东亚共荣圈”标榜从西方威胁中“解放”日本,却使日本自身成为亚洲诸国的威胁。总之,日本人主导台湾舆论倾向,引导大陆知识界的思想转向,都是为了打破传统秩序,推行以日本为主导者的新秩序。

  

   今天回首观察戊戌时期的维新派,可以看到,在接受日本“大东合邦论”的过程中,他们的想象是过度天真的,他们对西方政治和日本政治的理解不足,更缺乏实务经验。这种天真的政治想象,不仅放弃了中国所主导的东亚国际秩序,也延迟了中国人的国族自觉进程。当时中国有些人没有接受日本人的方案,继续推动自己的事情,这些是日本人所不乐见的。因此,日本人乐于在那些损害中国国家建构的政治活动──如晚清革命党的反满运动和颠覆清朝的革命──背后扮演一种协助的、推动的角色,因为其认为反对清朝、削弱清朝的政治要求于日本的长远战略利益是平行的;反之,在有利于中国国家建构的政治活动背后,日本人一定在扮演阻碍、破坏的角色,例如北洋政府的国族整合方案、国民党的以国家统一为目标的国民革命。

  

   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个与“亚洲论”对立的思想体系,它的目标在于在确定中国的主体性的前提下推动中国的现代化。然而,面对自洋务运动、甲午、戊戌,直到五四以来逐渐占据话语舞台的“东洋风”西化论主张,中国民族主义的道路并不平坦。尊奉以“民族主义”为第一要义的“三民主义”、号称“Nationalist Party”的中国国民党依然受到掣肘;即使是在光复台湾之后,仍然无力展开去殖民化工作,在源自日本的“现代化”典范的笼罩之下,只能容忍日本殖民遗产的长期存在。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一直要等到中国共产党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展开与中国实际衔接的政治理论建构和实践,才告别日本人建立的“新”的游戏规则,开始建立自己的规则。

  

   本文注释:

   (1) 活跃于17世纪中后期的日本学者山鹿素行、18世纪后期的本居宣长、19世纪初期的佐藤信渊都进一步阐扬丰臣秀吉的地缘政治主张。佐藤信渊在1823年所著《宇内混同秘策》中,主张依照满洲、朝鲜、支那、西域、暹逻、印度、吕宋、八喇卧亚(雅加达)、爪哇、渤泥以南诸岛的顺序征服亚洲。相关内容可参考佐藤信渊著:《宇内混同秘策》,东京:大同馆书店,1937年。

   (2) 吉田松阴主张:“日本今宜急修武备……割取朝鲜、满洲,并吞中国,所失于俄美者,可取偿朝鲜满洲之地”,是为“海外扩张补偿论”。见渡边几治郎著:《日本战时外交史话》,东京:千仓书房,1938年,第7–8页;山县有朋等人的主张,见《山县有朋意见书》,载大山梓编:《明治百年丛书》,东京:原书房,1966年,第177页;井上清著:《日本军国主义Ⅱ》,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53年,第10 –11页。

   (3) 《大东合邦论》的基本主张是,面对欧洲列强对亚洲的渗透和侵略,日本应当与支那(中国)“合纵”,应当与朝鲜“合邦”,统一建成一个新的国家,名为“大东”,以实现以日本为盟主的三国一体化。樽井的“大东合邦”论,不同于维新前上述佐藤信渊和吉田松阴的武力侵略论,它是以儒家的教化、德治加以包装的、建立在近代种族主义基础上的具有“怀柔形态”的日本侵华理论。它与佐藤信渊的武力犯华论相反相成,形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软硬两种理论形态。但它比佐藤的理论更具欺骗性。其中建立东亚强盛国家以与西方相抗衡的观点,对后来日本的侵华理论影响甚大。樽井之后,“单一种族”论就被进一步发展为“同文同种”论,成为“大亚细亚主义”的理论渊源之一。而后来的所谓“兴亚论”“大亚细亚主义”“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理论主张, 也都与“大东合邦论”有密切关系。

   (4) 相关内容,见尾崎行雄:《支那处分案》第四章“帝国の对清政略”,尾崎行雄著:《支那处分案》,东京:博文馆,1895年,第65–99页。

   (5) 近卫笃麿:《海国の勃兴に关する要务》,载《精神》第47号,1895年1月,第13页。

   (6) 小松绿编辑:《伊藤公全集》卷1,东京:昭和出版社,1928–1929年,第177页。

   (7) 原文内容,参看黄秀政著:《台湾割让与乙未抗日运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45页。

   (8) 卞凤奎著:《日治时期台湾籍民在海外活动之研究(1895–1945)》,台北:乐学书局,2006年,第9–36页。

   (9) 李汉如:《本丛志之目的》,《新学丛志》第三号,台北:新学研究会编辑群,1910年10月25日发行,第4页。

   (10)   福泽谕吉声称“我日本国土在亚洲东部,但国民之精神已摆脱亚洲的固陋,而移向西洋文明……我国不能不等待邻国之开明, 一道振兴亚洲,与其脱离其伍而与西洋文明国度共进退,还不如接引支那、朝鲜”。福泽谕吉:《脱亚论》,载《时事新报》,1885年(明治十八年)3月11日,收入《福泽谕吉全集》第8卷 30,东京:岩波书店,1959年,第427页。

   (11)《协商韩国》,载《台湾新报》,1897年8月3日,第二版。

   (12) 章太炎:《论亚洲宜自为唇齿》,载《时务报》,第18册(1897年2月)。

   (13)《清议报》第1册卷首语,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91年。

   (14)   有关1895年至1912年《台湾日日新报》刊登的一系列东亚论文章的研究,可参阅薛建蓉著:《重写的“诡”迹——日治时期台湾报章杂志的汉文历史小说》,台北:秀威出版社,2015年。

   (15)   李鸿章:《密陈伊藤有治国之才》,载《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7,第8–9页。

   (16)   康有为修改了自己之前的“制度局”提案,改为开设“懋勤殿”。作为制度局被否决后的替代方案,懋勤殿与制度局有一微妙区别:懋勤殿之策主张“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增入了“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戊戌年八月初五,伊藤博文晋见光绪皇帝的同日,康党终于正式向皇帝提出了他们的“合邦”建议。据康有为自述,该提案是康在八月三日拟定,呈递奏折的是与康有为关系密切的御史杨深秀。杨深秀在奏折中说:“臣闻刑部主事洪汝冲所上封事中,有迁都、借才两说,而其最要最要者,莫过联结与国之一条,盖亦深恐新政不及布置,猝为强敌所乘,蹈波兰之覆辙耳……今该主事所见与臣闇合,而其语之痛切尤过于臣,是诚按切时势之言也。昨又闻英国牧师李提摩太,新从上海来京,为吾华遍筹胜算,亦云今日危局,非联合英、美、日本,别无图存之策……况值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在都,其人曾为东瀛名相,必深愿联结吾华,共求自保者也。未为借才之举,先为借箸之筹。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

(17)光绪皇帝在八月初五接见了伊藤博文,但没有就“借才”“合邦”二事做出决策。次日,也就是戊戌政变发生的当日,康党骨干宋伯鲁再度上书,就“合邦”一事作最后的努力。宋说:“又闻俄君在其彼得罗堡,邀集德、法、英各国,议分中国,绘图腾报。……昨闻英国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道其来意,并出示分割图。渠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 祸为福,以保乂我宗社。”宋的奏折,终于将康党“合邦”的具体内容吐露了出来。即:“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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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学刊》2018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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