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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启讷:日本的亚洲思维及殖民台湾初期舆论对戊戌中国知识人的影响

更新时间:2019-02-24 21:59:41
作者: 吴启讷 (进入专栏)  
从甲午到戊戌,短短4年间,日本在台湾的所作所为已经展示出它建立“新规则”的企图。日本于甲午战胜后,等不及签订《马关条约》,即于1895年3月进占澎湖列岛并设置殖民统治机构。日军登陆台湾后,以现代化的优势兵力迅速击溃“台湾民主国”,于两年间血腥镇压台湾人,并于1895年6月14日在台北建立总督府,6月17日正式宣告日本在台湾统治的开始(这一天被定为“始政纪念日”,近二十年来成为台独政治势力每年举办怀念仪式的节日);次月即在台北建立以日语日文教育为内容的“国语传习所”(次年即改制为“国语学校”,1897年增设女子部);11月再设置总督府法院。1896年新年伊始,即引进格林尼治标准时间系统;1897年,划分台湾行政区域,设计地方各级行政区和行政机构体系;1898年再度进行行政区划调整,并在台湾西部平原进行了第一次西方规范的土地调查,同年5月创办汉文报纸《台湾日日新报》,7月又设立了针对台湾人的“总督府公学校”基础教育体制和服务于日本殖民阶层的“总督府小学校”制度;1899年再颁布“师范学校官制”,并设计在高等教育层级,禁止台湾人修读政治、法律等科系,只限修读医学、美术等科系的制度。

  

   日本与东亚各区域拥有共同的文化资产及“汉字”“汉文”,日本统治台湾前期,即借由保存“东亚”共同文化、延续汉文,让台湾人接受驯化,接受殖民者的意识形态。

  

   “东亚”一词是日本发明的一种空间概念,但也是一个政治、文化和价值概念,这个概念的传播基本上与日本扩张其霸权同步。在19世纪末即成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东亚的概念被理解为共同的汉字、儒家文化,以及全新世界观下黄种人的共同进步。1910年,台湾人李汉如创办了一本名为《新学丛志》的杂志,发刊词宣称,“我国为东亚雄邦(指日本),将伸长足于宇内,增扩版图,其最关系也在清国,然将以何为外交官之模范乎?再四思维,亦惟吾台湾事务”,(9)清楚地表明了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观,同时显示日本将台湾作为跳板向中国扩张的企图。“东亚”的观念,通常被描述为日本对抗西方霸权的概念建构,但它的出现却首先是为解构中国王朝的天下秩序和华夷观念,继而解构传统亚洲国家的政治边界,再由日本担任欧化的、进步的亚洲中心的理论,在这里东亚的地域虽然与传统中国的天下重叠,但却是日本脱亚论的副产品。(10)

  

   福泽谕吉的思想核心就是以日本为亚洲政治秩序的核心和现代化的领导者,这个观念在明治维新之后,即激励了日本以朝鲜半岛和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政策。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与樽井藤吉、冈仓天心的“大东连邦国构想”“亚洲一体论”的差异在于,后者要求东洋文明的一致性以及东西洋文明的差异,前者要求摆脱亚洲的“恶友”,进入欧美列强的行列;两种主张的共同点则在于,日本是亚洲文明、政治和近代化的唯一领袖,二者都是在明治维新的基础上建构出来的日本中心论。甲午战争后台湾的报刊即将“台湾”称为日本“在东亚的殖民地”。(11)日本在台湾致力于推展“东亚”的概念,1897年成立由日本精英组成的“东亚会”,并邀请康有为、梁启超和康广仁入会。1898年,东亚会与另一个以启发中国人为目标的“同文会” 合并为“东亚同文会”,并于1900年在南京成立东亚同文书院,招收日本和中国学生。1901年《台湾日日新报》刊登《论学者宜用力译书》,鼓励台湾人效法梁启超、章太炎翻译日本引进的西方著作。在此之前梁启超和章太炎都主张中国模仿日本变法的精神,改造中国政治。章太炎在《时务报》发表《论亚洲宜自为唇齿》一文,主张对于汉人而言,“日亲满疏”,甲午战争是日本自救的成果,中国宜理解并联合日本。(12)梁启超也主张联合日本,保存亚洲文化, 增加中国人的学识。(13)此后,《台湾日日新报》上有关“东亚”的概念不断增加,很多文章都强调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地理位置唇齿相依。(14)

  

   1898年之后数年间,《台湾日日新报》所刊登的一系列社论和政论,勾画出“东亚论” 在日本形成的历程以及在台湾散布的轨迹,显示出“东亚论”的主要特质。“东亚”概念所指涉的与其说是地域,不如说是以往由中国为中心的汉字文化圈国家;“东亚论”的物质基础是“汉字”和“血缘”,就当时的台湾和中国而言,是汉字的“同文”以及由徐福、郑成功与日本的关联所建立的和、汉之间的“同种”联结,而“同文同种”足以作为打破国家界限的理由;“同文同种”者应团结彼此,对抗西方的侵略;对抗西方也有赖于东亚的共同进步。显然,“东亚论”后来发展成为“东亚共荣圈”的政治论述,其来有自。台湾因其地理和历史的因缘成为建立“东亚共荣圈”的枢纽,与日本在殖民台湾初期的观念灌输大有关系。

  

   《台湾日日新报》上的台湾本地投稿,则显示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台湾文人越来越多地强调将台湾岛上的传统汉学改造为东亚新学,以维持汉学的生命和延续,同时维系日本与中国、朝鲜、越南的联系。

  

四、中国知识界对日本模式的钦羡


   与日本精英明确而现实的亚洲战略思维相比,同期的中国政界、知识界却长期保持一种浪漫的政治想象。

  

   由初步接触西方知识的中国人所著作的《海国图志》《瀛寰志略》,是中国的洋务─维新派与日本的维新人士共同的“启蒙教材”,但中国的维新派长期停留在对西方的单纯憧憬与浪漫想象之中;相较之下,日本知识界对于西方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中的应用层面有更大的兴趣和更详细的观察,很早即经历了去浪漫化的过程。

  

   曾国藩集团中的李鸿章、郭嵩焘、张斯桂等人在经历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之后,内心对中国传统政治失去信心,对于西欧政治和日本明治维新钦羡不已,他们确信西欧政治模式是人类历史上最理想的政治形态。日本吞并琉球仅5年,即于1884年介入朝鲜甲申事变,但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签署《天津条约》时,竟天真地认定日本“专意于通商睦邻富民强兵诸端,不欲轻言战事,并吞小邦。大约十年内,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15)甲午的教训,并没有让未受到洋务派影响的中国士人脱离天真的想象,反倒促使他们成为主张激进变法的“维新派”,激发出他们从效法日本转向联结日本的想法。维新派强调,他们在甲午之前的主张经甲午一战得到证明。欲将变法付诸实践,其典范和思想资源就是作为亚洲旧文化保存者和新文化开创者的日本。维新派也从对日本的折服心态中派生出主导20世纪中国思维的“新”知识群体。

  

   早在1898年初,梁启超就曾命康党经营之“大同译书局”翻刻、出版樽井藤吉所著之《大东合邦论》,并为之作序。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认为,国家的存在是有害的,有国家就有兵祸,欲拯救百姓,首要之务是废除国家;废除国家的方式有二,一是大邦吞并小邦,另一种是国力相若的国家合并。对于中国而言,国家合并的理想是中、日、美、英的合并,其中第一步是要实现中、日合并。

  

   变法期间,康有为授意杨深秀上书光绪皇帝说,“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16)变法派官员宋伯鲁也上书光绪皇帝云:“渠(李提摩太) 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17)稍晚,刑部主事洪汝冲上书光绪皇帝,提出迁都、借才、联邦三条建议。除建议朝廷迁都荆襄之外,“借才”“联邦”二策也与康有为的“中日合邦”方案有关。(18)积极介入中日合邦、中日美英合邦计划的外国人是基于其本国和个人利益的李提摩太、伊藤博文 二人。李提摩太有借“中日美英合邦”之名,诱使清朝让出军事、财政、外交等权力的动机,(19)伊藤博文的思维轨迹则更是显而易见。(20)在此,维新派核心人物对近代外交和国际法知识的了解有限,对日本人“合邦”主张背后的意图缺乏警觉,奉《大东合邦论》为圭臬,欲将国家主权让渡给日本等国;(21)甚至到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维新派仍未放弃“中日合邦”的构想。1899年11月, 康党“自立军”领袖唐才常在《亚东时报》上刊文,宣称:“日人保支,而有异于英、美各国用心……斯乃天所以成将来二国合邦之局。”这样天真的心态,几乎已经注定戊戌变法的命运。

  

   戊戌之前,几乎所有主张“易服更制”(22)的中国文人都是以日本为典范的。在政治上,宋恕、章太炎、钟天纬等变法思想家,即使在甲午当年,仍强烈主张联日抗俄,“以扶东亚之大局”。(23) 戊戌之后,章太炎赠诗于亡命日本的梁启超:“酾酒思共和,共和在海东”,(24)这里的“共和”,就是章太炎想象中的“王道”日本;宋恕也与来访的日人冈本监辅达成了中日“古为一家”的共识。(25)清末的中国留日青年如周作人等,一到日本,第一个直觉就是恍如“再见汉唐”。(26)再深入一步,如鲁迅,就受到“退化论”和“东亚互动史观”的影响。总之,认定有一个“王道日本”。与维新派相比,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组成的革命派,在改造中国的手段上或有差异,但在看待西方与日本的角度、态度上却一以贯之。

  

   长期浸染在日本“亚洲论”之中的孙中山,面对中国政治议题的最后结论是,要维护“东亚和平”,就要推翻清政府。1912年,革命派和立宪派共建新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与日本互动的结果。梁启超所倡导的民族国家典范在辛亥之后已完全占据知识界的话语中心,可以说,中华民国基本上是以明治日本为典范构建的国家,甚至是以日本的中国论述为典范的国家。日本透过明治维新大幅削弱地方封建势力,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但却向长期实行中央集权的中国推销“地方自治”,这一理念即为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全面接受。

  

   在一些日本人看来,“万事学日本”是为不智。致力模仿西洋的日本政界领袖伊藤博文也觉得康有为等人“万事学于日本”是一种盲目、幼稚的思路;(27)而主张日本不必追随西洋的日本政界非主流派领袖胜海舟,更是当面劝诫戊戌后逃亡日本的康、梁,指出舍弃中国原有的优秀之处,全面模仿日本,是一种愚蠢的行径。他说,中国的政治是尧舜的政治,与日本的立宪政治并不相似。日本并不是(康、梁等)想象的那种“善政之国”,中国有中国的长处,本应发扬光大。(28)但希望依托对日本抱有强烈好感的中国文人进一步渗透中国大陆的“东亚同文会”“东邦协会”等“兴亚”团体,则对康充满溢美之词,只是连他们都对变法派在政治手法上的幼稚与拙劣感到可笑。

  

   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话语霸权之下保持清醒的亚洲人并未消失。1892年,汤震有感于甲申之变,业已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到日本控制亚洲的动机。(29)诞生多位早期朝鲜民族主义者的金亨稷家族,也早已对甲申暗含摆脱对清藩属关系,重构亚洲政治秩序的性质抱持高度期许。(30)汤震与金亨稷家族的立场固然并不相同,但同时都看到了日本的战略目标。

  

   从这个角度看,戊戌是中国精英发自内心地自绝于以自身为中心的“天下”政治秩序,接纳由西方和日本主导的“近代”世界秩序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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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学刊》2018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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