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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乘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改革开放以来的英国史研究

更新时间:2019-02-22 23:45:31
作者: 钱乘旦 (进入专栏)  

   经济社会史方面,侯建新关于中世纪晚期英国农民问题的研究和他创办的《社会经济史评论》已成为世界史学科重要的生长点和史学园地,天津师大也成为这方面研究的学术中心。刘景华关于英国城市史的研究、张乃和关于法权与中古社会的研究,都为中世纪到近代早期的英国史研究开辟了新领域。

   阎照祥的英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别开生面,20年中,他以一人之力撰写了《英国政党政治史》《英国政治制度史》《英国贵族史》《英国近代贵族体制研究》《英国政治思想史》等5部著作,总字数超过150万。他在这些著作中提出不少独到的看法,是中国学者中对英国政治制度史做了最广泛研究的一人。

   首都师范大学的英国史研究向来有两大传统:一是戚国淦开辟的都铎王朝史研究;二是齐世荣创建的当代国际关系史研究,其代表性论著分别收于《灌园集》和《齐世荣史学文集》中。他们的学术传人也一直在这两个方向上开拓,推出了许多有影响的作品,其中包括刘新成的《英国议会研究:1485-1603》,徐蓝的《英国与中日战争》,陈曦文的《英国16世纪经济变革与政策研究》,郭方的《英国近代国家的形成》,赵军秀的《英国对土耳其海峡政策的演变》等。

   南京大学是英国史研究的又一中心,蒋孟引教授曾在这里开创了中国的英国史研究。40年来,这里曾推出一批重要的学术著作,包括钱乘旦、陈晓律的《在传统与变革之间》,沈汉的《英国土地制度史》,陈祖洲的《通向自由之路:英国自由主义发展史研究》等。刘成、刘金源、闵凡祥等更年轻的学者也都在各自领域推陈出新;迄今为止,南京大学相比于其他院校历史系,仍拥有人数最多的英国史学者。

   由于篇幅限制,这些介绍必然是挂一漏万,未提到的亮点一定很多,比如梅雪芹的环境史研究和向荣的近代早期社会现象研究都别具一格。拿今天的英国史研究和40年前的英国史研究作比较,不仅其研究范围广,而且其研究课题深,现在的研究大量使用一手档案、利用大量的英文著述。今天可以很骄傲地说:外国史研究有大量档案可以利用,其数量绝不亚于中国史。现在培养研究生,出国查资料司空见惯,而互联网的出现更提供了使用档案的便利性。回想30多年前我从国外回来,带回整整40箱复印资料,大部分是档案;而现在去英国,只需要带一支扫描笔就可以带回无数的史料。变化如此之大,确实令人感叹!

   尽管说40年的成就是明显的,但不足之处也需引起足够重视。也许最大的隐忧是:太好的条件反而使一些青年学生不肯用功、不下死功夫了。互联网和电子化给研究工作带来便利,却也提供了偷懒的途径。“鼠标写作”成就了下载,也使抄袭更为容易。史料越多,用史料的人也许越少;有些人宁愿在“百度”上阅读,而不是看书看史料。现实世界越丰富,坐“冷板凳”就越枯燥,然而学历史若没有那“十年冷板凳”的功夫,又确实学不好。隐藏的危机不仅是英国史的忧虑,也是历史学科的共同问题。

   研究生的培养有一些缺陷,其中之一,就是忽视通史学习。通常,硕士生一进校就开始写论文,两三年时间其实只学了一个课题。博士阶段仍旧如此,这就使学生的基础知识不够,毕业后很难有新的进展。因此我们看到:有些很有才气的学生毕业之后反而不发展了,原因就在于他的基础不宽厚。所以我会提倡:读国别史的学生要从读通史着手,我的导师当年指导我,要我读的第一批书就是5本不同的英国通史。

   在历史研究的认识论方面有一个严重问题需引起高度重视,就是“碎片化”。现在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课题越小越好,不要理论,只要史料。不少学术期刊(甚至著名期刊)也以史料注释为选用的唯一标准,而不看论文的理论价值和观点独创性。我认为这种倾向需要纠正,一篇好的历史学论文,既要有史料,更要有观点,没有观点的史料堆积只是一些“碎片”。

   最后有一个现象不值得提倡,就是学生发表论文,导师也署名,这对学生和导师是一种“双赢”。而我认为提高到学风的高度看,是不妥当的。严格地说,导师的职责就是指导学生,由导师指导写出的论文,不能看作导师的论文。如果导师要列名,可以用“指导教师某某某”这种方式,以标明导师的工作只是指导。只有当一篇文章确实是双方合作完成的,才应该共同署名。理工科的论文都会有导师列名,但导师的位置是固定的,在那个位置上的署名必定是导师。文科论文更是个人的劳动,即使是导师,也只起了指导作用。

   最后,我希望中国的英国史研究拿出更多有独创性的作品,把中国的研究成果推向国际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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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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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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