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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周来:从美国的经验看政府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

更新时间:2019-02-22 19:39:18
作者: 卢周来 (进入专栏)  
简称DARPA),国立卫生研究院,国防部和能源部以及其他部门和机构,联邦政府会进行或资助进行基础和竞争前研发,并承担私营部门不愿意接受的初始风险”,基础和竞争前研发也就是“从0到1”、“把钱变为知识”的科研活动。

  

   在20世纪,美国的重大科技创新大多源于政府主导的基础研究。像雷达、激光、夜视、卫星、通信、计算、超导、核能、航空航天、数码成像、纳米技术等等,这些技术的基础研究都是由政府资助的。另外,像线性规划、博弈论、社会网络、学习型组织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也都是由政府资助的,更不用说互联网最早的雏形“阿帕网”(ARPANET)。

  

   比尔·盖茨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曾经说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政府几乎定义了所有领域最重要的研发,而私营部门其实是无所作为的。”有些人只强调企业才是创新主体,政府在创新活动中并不重要。我认为这是片面的,国家的角色是太重要了。

  

   美国国防部门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它有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布局、发现、辨识和培育具有潜在军用价值的前沿性战略性颠覆性技术,带动全局的科技创新。美国国防部下设10个研究机构、10个实验室,负责布局一些重大的科研项目。还有美国国防部下属DARPA,它的主要任务是发现、辨识和培育那些颠覆性的前沿技术。美国国会在一个关于科技创新的报告中说,DARPA 鼓励、资助并管理军界、工业企业界和学术界的研究项目。该局取得的重要成就包括推动了互联网、隐身战机、小型化全球定位系统技术、无人机、平板显示技术和“大脑-计算机”接口技术的发展。报告结论认为,“旨在促进战后美国创新的最卓越政府机构当属五角大楼的DARPA。虽然这只是一种稍微夸张的说法,如果没有DARPA 富有远见的研发资金,可能世界上就不会有硅谷的存在”。比尔·盖茨讲过:“我仔细研究过,DARPA用钱效率非常高,比私营部门的效率高得多,我建议政府给它两倍的项目,给它四倍多的钱。”最近的动向是,美国于2015年成立了国防创新实验小组(后改称“国防创新小组”),任务是更快地对创新活动作出反应,更快地从民间找一些“黑科技”并应用于军事领域。

  

我国政府和企业在推动创新中的作用


   2018年,美国对我国两个重要的信息高技术企业实施打压,即中兴与华为事件,这两件事引起了国人的高度关注。我们认为,这标志着西方国家对我们的打压,已经从“当量”时代的“核讹诈”,进展到“比特”时代的“芯片讹诈”。在热战或机械化战争时代,各国比的是“当量”,所以核武器是霸权国家进行军事讹诈的最重要利器。现在是信息化时代,比的是基于信息体系的作战能力,芯片在其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现代高科技战争,20世纪90年代,日本出了一本书《日本可以说不》,声称美国先进导弹中的各类核心芯片,多数必须依赖日本,这引起了美国朝野普遍恐慌和高度重视,刺激美国进一步推行系统的支持半导体产业的政策。

  

   我们都知道,一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必定是战略性的,它面对的是国际竞争。我们不仅仅是对“卡脖子”的关键技术必须下决心依靠自己的努力实现突破,而且还要更好发挥国家和政府在推动自主创新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们强调,要更好发挥政府在推动科技创新中作用,并不是否定企业在创新体系中的主体作用。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企业在开发性研究以及在推动新技术新产品的市场实现中扮演了主体角色。美国的一份报告写道:“企业(私营部门)的重点在于研究与开发中的‘开发’,事实上也本应如此。私营部门擅长采用成熟技术或接近成熟技术并将其转换为具有商业利益的产品。而其在可实现长期回报的‘种子’研究方面并不擅长,直接原因在于周期太长,投入太高,不确定性太大。”所以,企业与政府需要在创新链路上不同环节进行有效分工,共同推动创新浪潮。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美国政府出台了基于技术成熟度的创新管理模式。(图1)

  

图1 美国创新管理模式


   从图1可以看出,在技术成熟度1(基本原理发现和报告),到技术成熟度6(原型机的验证),主要都是由政府进行投资。当技术成熟度推进到4(即部件技术或子系统技术得到验证)这个阶段,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可以开始介入。而企业的投资,一般都是在原型机验证已经成功以后,将这一成果交给企业进行转化。这一阶段的研发也是企业最擅长的。对于一个动态的体系性创新过程而言,基于不同技术成熟度的管理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我们需要借鉴的。

  

   企业在创新中的特殊重要性在于,它构成了协同创新的最后一环,同时又是下一轮创新活动的起始环。没有企业的参与,技术将无法完成转化,知识转换不了钱,创新链路无法完成。也正因为知识转化不成钱,政府也就没有钱去进行新一轮的基础研究投资,新的创新环路也无法起步。由此,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太重要了。

  

   “中国芯”无法发展成为主流,最关键的就是商业化没有完成。我们已有几家主要的芯片研发单位,技术成熟度大约是4到5级,但是缺乏企业将技术进行商业化。

  

   “龙芯”在部分国家重大装备中的应用,实际上已经打了成千上万个补丁,越来越好用。实际上,微软不也是在用户应用的过程中发现诸多问题、不断打补丁才逐步成熟的吗?如果我们从那时起就坚决上龙芯,基于龙芯开发软件,投入应用,开始时用户体验度可能不好,但是慢慢通过打补丁和不断升级,我相信现在也会一样好用。关键是要先用起来。

  

   企业要有社会责任。有的高科技企业已经有了很高的知名度,也占领了相当的市场份额,但由于在核心装备和元器件上长期习惯于依赖国外进口,关键领域被人卡住脖子、甚至失去经营主权,没有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有的高科技企业在卖产品的时候要求国家与用户支持民族产业,当需要它去支持国产自主技术时,就高喊“市场决定”、“遵循国际通行规则”,这显然说不过去。下一步,我们一定要利用规模庞大的国内市场,发挥本国市场定义产品和标准的权力,通过政府采购“首台套”政策、强制性标准的工具,以及产业供应链安全评估制度,扩大国产技术和产品的规模化应用。即使刚开始性能低一点,也要把自己的产品用起来,在应用中逐步完善。

  

   在国家的创新体系中,政府应该是一个“农场主”的角色,它负责选择与培育种子,负责土壤与耕种的环境。国家科研机构应负责育种与育苗,也是全程的“技术人员”。企业主要负责后期的管理与“收成”,而且负责把“收成”转化为下一轮耕作的资本,把知识变成钱。国防部门是农场主的“代理”和最重要的“帮办”,承担“育种”,又负责全程的引导、调度和指引。

  

   (作者系国防大学教授;此文是作者在2018年12月23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召集的“我国科技体制与自主创新座谈会”的发言稿;来源:原载于《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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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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