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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毅:东晋“易象妙于见形”之辩及其意义

更新时间:2019-02-22 01:05:47
作者: 王晓毅  
一般是没有记录的。南朝人刘峻能看到的,只能是著作或论文。历史文献中没有殷浩关于易象的论文,更不可能有论战记录。

   其二,认为刘注引文具有“贵道贱器”的思想倾向——“变化之道居于易象之上”,属于玄学义理派,故为殷浩所作的说法,同样不能成立。退一步讲,即使玄学家的特点是“贵道贱器”,在刘注引文中也看不到这种哲学倾向。如果按朱先生的理解——易象与形器属于“器”的层次,刘注引文无疑是“贵器”。当然,该文的特点是认为“易象”与“形器”不同,易象反映了许多同类事物的共性——“一形兼未形之形”。即《说卦》对八卦性质的解释:“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巽为木,为风,为长女,为绳直……坎为水,为沟渎,为隐伏,为矫輮……”揭示每类事物共同规律的八卦,与形器并不在一个层次,易象蕴含的内容更丰富。因此刘注引文说:“故尽二仪之道,不与《乾》《坤》齐妙;风雨之变,不与《巽》《坎》同体矣。”

   刘注引文并不复杂,具有一般易学常识或古文水平者阅读这篇文章,都会自然得出其学术主题是说“易象比形器更高明”的结论,即“易象妙于见形”。显然,刘注引文是孙盛的《易象妙于见形》无疑,这也是绝大多数学者为什么持此观点的原因。朱先生是易学大家,为何出现这种不应该发生的错误呢?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高级错误”,其价值是引发后人的思考,对深化魏晋易学研究有重要价值,但必须置于东晋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中才能理解。

   “易象妙于见形”论战发生的咸康六年(340年)前后,是东晋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王导、庾亮先后逝世,创建东晋王朝的第一代士人——中兴名士即将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的子弟,东晋王朝的第二代士人——永和名士即将闪亮登场。“永和”是晋穆帝的年号(345-356年)。永和名士早在咸康-建元的十年间(335-344年),就已经是活跃于东晋清谈场上的主力军了,只是政治上还没有处于中心位置。永和元年(345年),在褚裒为代表的玄学名士拥戴下,司马睿的小儿子司马昱“录尚书六条事”,从此主持朝政达27年之久。司马昱政治上平庸无能,却是个清谈狂热的追捧者。在他的大力引荐下,大清谈家殷浩出山任扬州刺史,实际上主持朝政,也是玄学的领军人物。(15)在他们的推动下,永和时期玄学清谈达到了鼎盛。《世说新语·文学》记载与魏晋清谈有关之事61条,其中发生咸康-永和时期的近40条之多,囊括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名士。司马昱的相府、殷浩的官邸,是玄学名士频繁聚会的清谈场。其中最重要的谈客,除了司马昱与殷浩外,就是王濛、刘惔、谢尚,正是当年参加“易象妙于见形”论战的玄学人物。孙盛是这里的常客。《世说新语·文学》记载,在殷浩官邸,殷浩与孙盛之间发生了一场论战,论题不清,但场面极为激烈,他们拒绝用餐,挥舞麈尾辩论了一天。“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煗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客遂至莫忘食。”(16)这表明此时的儒家人物,已经利用清谈与玄学家进行思想交锋了。孙盛能进入这个高级的清谈圈子,说明他有相当的学术实力,并且熟悉玄学家的基本理论。

   尽管永和玄谈出现了高潮,但学术创建不多。自郭象哲学诞生后,魏晋玄学面临的理论课题——名教与自然的矛盾已经得到了解决,玄学理论的发展一时难有重大突破。东晋时期,玄学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被广泛认可,包括许多儒家人物,也大量吸收了玄学理论。例如孙盛撰文《老子疑问反讯》《老聃非大贤论》攻击老子与《道德经》,实际上是攻击玄学,而他立论的哲学基础,就是郭象玄学。永和名士玄学清谈的内容多为阐述前辈玄学家的思想,基本上没有新奇之处。孙盛之《易象妙于见形》引发了激烈争论,是一个学术亮点,反映了象数与义理之辩在东晋时期的新进展。

   《周易》是魏晋玄学最重视的经典之一,也是魏晋清谈的重要论题,与《老子》《庄子》并列,称为“三玄”。诞生于曹魏正始年间的王弼《周易注》,否定了以卦气说为理论基础的汉代象数易学,开拓了以社会人事解释《周易》的义理易学新思路。诞生于东晋后期的韩康伯《系辞注》,以王弼义理易学为本,使之与象数融合,为玄学的义理易学划上了比较圆满的句号。问题是,从王弼到韩康伯的一百多年里,两晋时期义理易学的发展变化过程,今人并不清楚,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困难在于,除了王弼与韩康伯的论著完整流传了下来,其他玄学家的易学著作几乎全部散佚,仅靠后人的辑佚文字,很难还原历史真相。(17)玄学清谈中保留的关于易学清谈的文字,对还原这一时期思想变化的轨迹,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些文字大都是对某次论战过程的描述,所涉学理内容非常少。《世说新语·文学》刘注引文,是两晋易学清谈最有思想内容的文字。

   从刘注引文的内容看,仅仅是复述《系辞》与《说卦》中关于易象与形器关系的学说,没有标新立异的创建。问题是,如果一篇没有新意的文章,为何引起了东晋思想界的关注,将当时最重要的玄学名士卷入,成为易学清谈中心话题呢?其内容肯定是挑动了魏晋玄学义理易学的敏感部位,其论战焦点是什么呢?这是易学史研究不应回避的问题。然而,研究这个问题并非易事,不仅需要研究者具备易学专门知识,还要熟悉魏晋思想史尤其是魏晋玄学。因此,一般研究易学史的学者,大都不愿碰这个“鸡肋”,往往采取了简单“略论”或“绕行”的态度。朱先生在其四卷本190万字的学术巨著《易学哲学史》中,没有选择回避,而是向这个难题展开了正面进攻。遗憾的是,因为对魏晋玄学不十分熟悉,故朱先生对两派争论的焦点问题,同样作了误判。他说:

   据此,刘孝标注引,乃殷浩的易象论,是对孙盛的《易象妙于见形论》的反驳。两派争论的焦点是,卦爻画及其所取之物象,是否《周易》的妙道所在。孙盛执肯定的态度,所谓“六爻变化,群象所效”“大贤庶几,观象知器”。而殷浩执否定态度,所谓“观器不足以达变”’“系器则失之矣”,“故尽二仪之道,不与乾坤齐妙”。二人都承认爻象是唯变所适,但引出的结论则不同。就其理论思维说,孙盛认为道寓于形器,而殷浩则认为道超越形器。两家关于易象问题的争论,可以归之为道器之辩。(《易学哲学史》第一卷,第377页)

   我们认为两者分歧并不是“道器之辩”。“道寓于形器”是东晋时代的共识;在易学领域,认为易象比形器高明,也是象数派与义理派的共识。那么,孙盛为什么写《易象妙于见形》呢?如果仅仅是复述本于《系辞》的“易象比形器高明”思想,岂这不是多此一举吗?而义理派为什么极力攻击孙盛的文章呢?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孙盛的《易象妙于见形》攻击了玄学义理派要害。孙盛与殷浩论战的焦点为:对研究“易道”来说(以下“易道”简称“道”),“易象”是否为是最重要的途径。

   《系辞》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这段话的大意为:语言无法完全表达思想,于是圣人通过“易象”(象)表达了自己对宇宙万物本质规律的看法(意),再通过“卦爻辞”(言)解释了“易象”蕴含的思想(意)。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篇中发挥了这一思想,认为要通过“言”去理解“象”,通过“象”去理解“意”,但是“言、象”只是理解圣人思想“意”的工具,理解了“意”就要忘掉“言”“象”。“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18)王弼以“得意忘言”为思想武器,自由解释经典,扫荡了汉代象数易学,开启了义理易学的新时代。

   王弼义理易学认为,圣人发现了宇宙万物的本质与规律,用易象予以表达,但易象反映的不是“卦气”的变化规律,易象所模拟的主要是人类社会的运动规律;不同时代的成功之道不同,六十四卦反映了六十四种时代的成功规律(道)。“道”不是虚悬之物,必须通过有形事物(形器)表现出自己的存在。例如《革》道,通过社会的改良或革命过程展现;《乾》道,通过天的运行或君子自强不息的行为展现。因此研究“道”最重要的途径,不是抽象的易象符号,易象只是圣人概括事物本质规律时产生的意象,对认识事物规律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是有局限性:一方面,圣人的意象不可能完全表达其思想;另一方面,易象并不是具体事物的本质与规律。对某种具体事物之道研究,要运用形式逻辑——形名学方法,从事物的现象(形)出发,通过形名学的“校实定名”、“辨名析理”等分析过程,揭示其本质(实)与规律(理),最后用概念与命题(名)给其下定义。形名学与言意之辩同样是魏晋玄学认识真理的学术方法,言意之辩是解决自由解释经典的方法,形名学是通过现象分析本质规律的方法。从这个角度上看,玄学家在悟“道”的问题上,更重形器。

   象数派理论基础是“卦气”说。他们认为,由阴阳爻不同排列构成的易象,不仅仅是模拟形器物象,而是揭示了宇宙大气场(“卦气”)的运行模式。分析易象中蕴含的阴阳、五行、八卦、六十四卦气场的复杂关系,是揭示宇宙奥秘——易道运行规律,获得成功的关键。因此个别事物的活动轨迹,与易象反映的普遍规律不是一个层次。所以他强调指出:“故尽二仪之道,不与《乾》《坤》齐妙;风雨之变,不与《巽》《坎》同体矣。”可见,象数派易学的突出特点是“重象”。

   综上所述,东晋关于“易象妙于见形”的辩论,焦点并非朱先生所说的“道器之辩”(孙盛认为道寓于形器,而殷浩则认为道超越形器),而是“象器之辩”——孙盛认为易道寓于易象,而殷浩等则认为易道寓于形器(具体事物)。象数派孙盛,以《系辞》“圣人立象以尽意”为据,持“象尽意”论,即“易象”是理解圣人之意的惟一途径;义理派殷浩,则以《系辞》的“言不尽意”为据,引申出“象不尽意”论,认为易象是圣人的意象,并非易道。研究“道”,要运用形名方法,对形器作具体分析。这并非臆测,一则强调“言不尽意”,对《周易》采取了“扫象”态度,是历来义理派玄学家共同的理论武器;二则殷浩的叔父殷融,就写过一篇题为《象不尽意》的论文。《世说新语·文学》记载:

   江左殷太常父子,并能言理,亦有辩讷之异。扬州口谈至剧,太常辄云:“汝更思吾论。([刘注]《中兴书》曰:“殷融字洪远,陈郡人。桓彝有人伦鉴,见融甚叹美之。著《象不尽意》、《大贤须易论》,理义精微,谈者称焉。兄子浩亦能清言,每与浩谈,有时而屈,退而著论,融更居长。为司徒左西属。饮酒善舞,终日啸咏,未尝以世务自婴。累迁吏部尚书、太常卿,卒。)”(19)

   陈郡殷氏是个著名的玄学家族。文中殷太常,是殷浩的叔父殷融。“古人称叔姪亦曰为父子。”(20)《象不尽意论》已佚,具体内容无法确知,仅从题目看,否认易象完全表达了圣人的思想。既然易象不能完全表达圣人思想,就可以超越易象的限制,在清谈场上,从普遍理性与经验出发,分析形器,从现象到本质,辨名析理。

据《世说新语·文学》记载,这场关于“易象妙于见形”的辩论,最终以孙盛败北告终。实际上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玄风南渡后,义理易学面临着新的生存环境。一方面,江南地区一直有着浓厚的神秘文化传统,是象数易学生长发育的土壤。汉魏之际的易学变革,对孙吴易学没有产生冲击,虞翻的《周易注》、陆绩的《周易注》与《太玄注》,都是这一时期象数易学的代表作。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西晋平定江南之后。另一方面,南渡之后,东晋北方士族的精神世界也发生了变化。面对战乱带来的生离死别等痛苦,思想界关注的中心已不是“名教与自然”,而是个人的生死解脱以及生命的归宿。在易学问题上,即使理性的玄学家,也对传统占卜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例如,郭璞是开国帝王司马睿的座上宾,数次为其占卜吉凶:“时元帝初镇邺,导令璞筮之,遇《咸》之《井》……及帝为晋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晋书》卷七二《郭璞传》,第1901页)永昌元年(322年),郭璞以占卜为依据,上奏元帝要求大赦天下:“以囹圄充斥,阴阳不和,推之卦理,宜因郊祀作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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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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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周易研究》 2017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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