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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晓光:对王思睿《合作主义与国民意识形态》的回应

更新时间:2006-10-30 17:02:00
作者: 康晓光 (进入专栏)  

  这一维度指示各派对政治权力归属的态度。政治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精英的特权。各派的差异在于把政治权力赋予哪一类精英。我用一个2×3矩阵表示分类结果。为了便于理解,在每一类中还列出了一个具体“标本”。

  在我的分类体系中,“合作主义国家”属于“中庸型权威主义”,王思瑞的“宪政民主”应该属于“民主主义右翼”,但是考虑到他最近主张“共同底线就是社会公正,就是宪政民主”,也可以把王思瑞式的宪政民主归入“中庸型民主主义”。我相信这种分类方法可以更加清晰、准确地表现出各类思潮的本质差异。

  社会经济权利

  政治    维度

  权力维度

  倾向大众

  兼顾大众与精英

  倾向精英

    

  主张政治精英专权

  权威主义左翼

  民粹型权威主义

  中庸型权威主义

  合作主义国家

  权威主义右翼

  精英型权威主义

    

  主张经济精英专权

  民主主义左翼

  社会民主主义

  中庸型民主主义

  “第三条道路”

  民主主义右翼

  自由民主主义

    

  六、也谈“共同的底线”

    

  经过二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如今资本已经坐大,同时贫富分化加剧,社会上“公正”呼声持续高涨,于是自由主义者识时务地改换了谈话的主题,不再谈“民主”了,而是大讲“自由”和“宪政”。同时,他们也意识到继续鼓吹不平等有被社会抛弃的危险,于是毫不犹豫地把“新左派”的“公正”大旗抢过来扛在自己肩上。例如,王思睿就提出“要能够求同存异,达成‘底线的共识’。这种共同底线就是社会公正,就是宪政民主。”

  “共同底线论”的发明权应归于秦晖。如今它已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的镇宅宝物。“共同底线论”着眼于各派的“共同价值”,并希望据此建立对抗权威主义政权的“统一战线”。要知道,在理论分歧的背后是利益分歧和阶级对立。不同的阶级拥有不同的利益,对政府的公共政策和社会的制度建置也有不同的要求,几乎不可能找到一种令各阶级皆大欢喜的解决方案。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各个阶级有一致的利益,但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也相当深刻,所以很难建立一种有实际意义的“共同底线”,更不用说在此基础上建立有效的“统一战线”。

  就今日中国而言,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们恐怕都不会接受“社会公正”这一“共同底线”,而“宪政民主”只能是经济精英和依附于他们的知识精英的“共同底线”。所以,把“社会公正”与“宪政民主”混为一谈是荒谬的,而把“宪政民主”定为全社会的“共同底线”更是自以为聪明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临时性的“统一战线”也许是可能的,但如果涉及到根本性的利益冲突,即使是临时性的统一战线也不可能存在。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在于,对外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对内建立一个繁荣公正的社会。我认为只有“合作主义国家”才能帮助中国人实现这一伟大目标。所以,在市场席卷全球的时代,如果说十三亿中国人真有什么“共同底线”的话,那么这“共同底线”就是“合作主义国家”!

  我感觉在围绕“思潮分类”和“共同底线”的讨论中,从秦晖到王思睿都不是在讨论学术问题,而是在讨论政治策略。更准确地说,是打着学术的幌子传播政治斗争策略。“分派”和建立“共同底线”都是为了建立“同盟”,其根本目的是团结各派社会力量与权威主义政府作斗争。在历史上,资产阶级受压迫时期与大众存在“共同底线”,在夺权过程中与大众建立过“统一战线”,但资产阶级夺权成功之后就抛弃了“共同底线”,而是忙于限制大众的民主权利,遏制“多数暴政”,抨击“民主”,鼓吹“自由”,并积极宣扬“宪政”。毫无疑问,今日中国的“共同底线论”也是为资本利益服务的“伪学术”。

    

  2004年3月6日,初稿;

  2004年3月10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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