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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晓光:合作主义国家——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更新时间:2006-10-30 14:15:31
作者: 康晓光 (进入专栏)  

  

  一、概论

  

  中国正在向何处去?中国可能向何处去?中国应该向何处去?这是令人激动的问题,也是令人困惑的问题。这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

  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始于“八~九风波”,而真正独立的思考则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些思考表述于一系列公开发表的文章之中,主要是《未来3~5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战略与管理》(中国北京)2002年第3期)、《90年代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研究》(《二十一世纪》(中国香港)2002年8月号)、《中国:90年代的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当代中国研究》(美国普林斯顿)2002年第3期)、《论合作主义国家》(《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5期)、《仁政》(《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2期)、《文化民族主义论纲》(《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中国特殊论》(《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4期)。前三篇文章是对改革以来中国大陆政治演变的回顾,再三篇文章是对未来发展前景的探索,而最后一篇文章则是一个总体性论述。在这些文章中,我尝试提出一套概念,确立一套命题,形成一种库恩意义上的“范式”,为理解中国的政治现实和政治发展提供一种有力的理论工具。

  这些文章的核心思想是,未来中国,不应该是自由主义国家,也不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而应该是合作主义国家。“合作主义国家”首先是一种“理念”。这一理念所推崇的是一种有效、公正、稳定的社会合作秩序。它承认社会分化的事实,承认社会冲突的存在,同时也意识到合作是社会赖以存在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赖以发展的必要条件。其次,这种理念进一步体现为一组“原则”,即“自治”、“合作”、“制衡”与“共享”。在现代市场社会中,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知识阶级、劳动阶级是四个最主要的社会阶级。因此,所谓“自治”是指四大阶级的自治,所谓“合作”是指四大阶级之间的合作,所谓“制衡”是指四大阶级之间的制衡,所谓“共享”是指四大阶级公平分享合作的成果。第三,这些理念和原则又进一步体现为一系列“制度”,即“权威主义”、“市场经济”、“法团主义”、“福利国家”。“权威主义”保证统治阶级自治。“市场经济”保证资产阶级自治。“法团主义”一方面保证劳动阶级自治,一方面提供了阶级合作机制。“福利国家”保证劳动阶级能够比较公平地分享社会合作的成果。而“权威主义”、“市场经济”、“法团主义”保证了四大阶级的分权制衡。第四,任何制度都需要合法性理论,而儒家的“仁政学说”为合作主义国家提供了合法性理论。“现代仁政论”规定了权威主义政府的价值取向(民本主义)、行政原则(富民、教民)、权力更替规则(禅让制)和社会理想(大同世界)。“现代仁政论”一方面为合作主义国家提供了合法性支持,另一方面也为社会批判提供了“参照系”。最后,考虑到有效的合法性理论必须有民族文化渊源,所以我提出“中国需要文化民族主义”命题,并提出了一套文化复兴方案。

  可见,“合作主义国家”具有特定的理念、原则、制度、合法性理论、文化渊源。我认为,它为中国提供了一种富有竞争力的政治选择方案。

  本文是对上述一系列思考的一个小结。本文的第二部分,考察中国大陆的政治现实。我对这种现实的基本判断是“有效但不公正”。第三部分,提出一种比现实更加公正的制度方案,即合作主义国家。该部分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合作主义国家的理念、原则、制度、优越性、可能性。第四部分,运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儒家的仁政学说——建立合作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理论。第五部分,为合作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理论寻找文化渊源,进而提出为了建立仁政学说的文化霸权必须复兴儒教。这也是我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核心要义。第六部分,尝试解释为什么中国可以走上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对中国特殊性的解释构成了我所谓的“中国特殊论”。

  

  二、未来的起点:精英联盟

  

  邓小平改革

  

  要预见未来,必须理解现在;要理解现在,必须理解邓小平改革;而要理解邓小平改革,就必须理解资本主义全球化。持续五百年的全球化使国家之间的制度竞争成为必然。而制度竞争首先表现为制度的经济效率的竞争。二战以来两大阵营之间的“和平竞赛”以计划经济的失败告终,并导致全球性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正当性危机。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种危机的自卫性反应。

  在毛时代,在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对比格局中,政府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这种格局在整个改革过程中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必然是“政府主导型改革”。在这种改革过程中,政府拥有很大的“自主性”,有能力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独立地制定并实施改革方案,所以改革必然是“渐进式改革”,而不会是“一场革命”,取代集权主义体制的只能是权威主义体制,而不可能是民主体制。“渐进式改革”也为政府和社会赢得了时间,使统治集团可以从容地探索制度设计方案,调整群体关系策略,甚至建立文化霸权。

  

  制度

  

  邓小平希望通过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加上有限的政治和社会改革,赢得经济增长,借此维持甚至强化政府的统治地位。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如今市场已经取代计划成为在中国大陆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源配置模式。与此同时,法治也得到迅速发展,私人所有权获得了实质性保障。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发展,在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完成了从集权主义体制向权威主义体制的转变。在新体制下,政府仍然坚定地垄断政治权力并且严厉控制公共领域,但是它不再全面控制经济活动,不再固执地兜售意识形态,不再监控公民的个人和家庭事务,不再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最重要的是,它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而且宣称“要与国际惯例接轨”。中国大陆的权威政治与一般的权威政治不同,它的“特色”在于,政治精英仅仅对自己的利益负责,他们不代表任何阶级,并且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对所有的阶级实行“权威主义”统治。

  市场化改革瓦解了旧的社会控制体制,毛时代那种国家与社会浑然一体的状态不复存在。国家权力不断收缩,相应地社会从国家的全面控制中逐渐脱出。如今政府已经放弃了对个人和家庭事物的控制。在国家和家庭之间,公共领域与经济领域的变化正好背道而驰。在公共领域中,政府采取了严厉的控制政策,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结社、建党的权利始终由政府垄断。“”之后,政府更是毫不留情地镇压政治反对活动,并着手建立一套新的管理体制,试图把社会组织置于国家的严密控制之下。由于政府几乎控制了一切使集体行动成为可能的资源,公众只能处于无组织状态,因此无论是普通大众,还是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在政治上都无所作为。政治领域对社会是封闭的,或者说,这是一个没有政治的社会。

  

  阶级结构

  

  在毛时代,党政官僚集团、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构成了主要的社会群体。在精英/大众结构中,党政官僚是社会精英,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组成大众阶层,而知识分子则处于最底层。

  市场的发育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分化,并产生了全新的社会结构。那些市场化过程中的赢家成为“新时代的精英”,而局外人和失败者则成为“新时代的大众”。改革首先解放了知识分子。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对文化资源的占有和支配权。政治影响力、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的稳步上升使他们由原来的最低层一跃进入精英阶层。市场化改革还使一个在毛时代被消灭的阶级再度获得新生,并进入精英阶层。资本家和经理(包括国有企业的经理)占有或支配着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工人和农民仍然留在大众阶层,但是相对地位大幅度下降,而且其中的一部分人沦为“贫困阶层”。

  简而言之,在后毛时代,精英/大众结构依然故我,但是依据对各类资源的占有情况,精英分化为三类,即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而大众分化为两层,普通大众和社会底层,前者指城市大众和农村大众,后者指城市和农村的贫困阶层。改革导致了精英/大众次序的“大翻转”。

  

  精英联盟

  

  社会结构“天翻地覆”的巨变意味着政府必须调整自己的阶级联盟策略,以便重新建立自己的统治基础。新的精英阶层产生了,而且日益壮大。更为重要的是,政权的延续严重依赖于他们的合作。但是,政治的大门对他们却是关闭的。如何解决这一政治整合的难题?政府坚决地拒绝了民主化方式,继续剥夺新精英的民主权利,但是通过“行政吸纳政治”,满足了他们的利益要求,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建立了精英联盟。

  正是因为意识到市场体制比计划体制能够更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政府才要发动以市场化为根本特征的经济改革,希望籍此缓解乃至消除来自资本主义的“示范压力”。在市场环境中,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资本家和经理阶层的不断壮大,并且必然给他们带来日益膨胀的经济资源。市场化改革带来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给政治精英带来合法性,给经济精英带来财富,因此中国改革的性质决定了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存在天然的亲和性。

  资产阶级最喜爱的东西是“钱”,而不是“民主”。事实证明,如果专制制度能够比民主制度带来更多的利润,那么他们将毫不犹豫的选择专制。通过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实施鼓励经济发展的政策,禁止独立工会,降低环境标准,压制消费者运动,政府为资本家创造了最有利的赚钱环境。此外,通过钱权勾结和裙带关系,政治腐败还为他们创造了可观的非法获利渠道,如侵吞国有资产、偷税漏税、走私、骗汇、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等等。通过吸收入党,安排进入政府、人大和政协,资本家和经理们的“面子”(政治地位的象征)也得到充分满足。因此中国大陆的资本家和经理们心甘情愿地接受了现行体制。可以说,在九十年代,经济精英已经成为权威主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根本不可能挑战这一体制,相反,还要极极地维护这一体制。实际上,在中国,市场经济支持专制政治,而经济精英则是政治精英的盟友。

  在现代社会里,专业人员特别是知识分子是一个有势力的群体,他们的政治态度对政治稳定具有重大影响。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与权威主义政治达成了妥协。如何理解这一现象?表面化的解释强调,政府的“迫害”和“利诱”是国内知识分子放弃反抗的主要原因。“”之后,激进知识分子或是流亡海外,或是关进大牢,或是下海经商,或是被媒体封杀。商业化和专业化大潮分散了知识分子的关注点,一些人下海挣钱,一些人埋头做专家。同时,政府的“大棒”和“胡萝卜”政策并用,对政治异议分子严厉打击,对合作者则大力奖励。但是,仅仅用这些来解释这一现象还远远不够。其实,“犬儒主义”并不是知识分子接受政治现实的唯一原因,甚至也不是主要原因。邓小平“南巡”重新明确了市场化改革的政策取向,持续的经济增长为现行政治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绩合法性”,前苏联的经验使知识分子看到了改革的复杂性,一些拉美和东南亚国家的民主政治的现实使知识分子看到了民主的有限性,知识分子意识到民主化是一个长期过程,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奉行“反华”政策……这一切改变了大陆知识分子的态度,并使他们在整体上日趋保守。

  

  被遗弃、被剥夺的大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基本上是一个“双赢”时代,精英和大众的处境都得到较大改善。九十年代的基本特征是“赢家通吃”。在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大众的地位都在相对下降,而且其中一部分人的绝对地位也在下降。精英不仅通过不完善的市场掠夺大众,还通过政府的“再分配”进行“二次掠夺”。“劫贫济富”是中国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基本特征。其实,这是精英联盟的必然后果,或者说是“满足强者,剥夺弱者”这一统治策略的必然后果。

  改革前,工人和农民是政府的社会基础,并且分别是名义上的领导阶级和领导阶级的同盟军,享有很高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改革初期,尽管他们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但是生活水平获得了较大提高。由于得到了“实惠”,因此他们拥护改革。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进一步下降,而物质生活质量却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一部分人还沦入绝对贫困状态,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与此同时,精英几乎攫取了全部的经济发展成果。在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迅速扩大,目前已经进入了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的行列。

  面对自己日益恶化的处境,面对精英们日趋疯狂的掠夺和腐败,面对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大众已经忍无可忍了。但是在中国大陆不存在制度化的压力释放机制。通过压制独立的工会和农会、控制媒体和司法机构、禁止集会、游行和示威、加上党政官员与企业主和管理者狼狈为奸,(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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