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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英:讲中国故事的时代

更新时间:2019-02-14 21:54:58
作者: 刘守英 (进入专栏)  
不仅哈佛的中国通悉数登场,他们也邀请在美国研究中国的大牌演讲。肯尼迪学院的“J.F.肯尼迪论坛”是该学院的王牌讲座,这一学期也有三期讨论中国专题。

  

   法学院也安排了一些关于中国的讲座,另外经济系还开设有中国经济课程。中国留学生会、尤其是肯尼迪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举办的中国系列讲座,基本上是把国内在哈佛落脚或经过此地的名人一网打尽。关于中国的讲座不仅讲的人都来头不小,而且讨论的议题基本与国内热点接轨,比如十八大以后的政治走向、增速放缓与挑战、体制改革与转型、中国发展模式、城市化、产业升级、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等等,基本上贯穿起一幅中国发展与转型的政治经济逻辑的图景。这些讲座和讨论既让你置身海外不敢忘忧国,同时又享受到在另一种环境讨论中国问题的快感。

  

   政治体制与政权。我在哈佛听的第一场关于中国的讲座是麦克法夸尔主讲的《中国转型与习的中国梦》。在主持人傅高义教授介绍完演讲者的不凡履历后,麦教授就直奔主题。他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新一届中国领导人未来九年的治国哲学,习总书记的“中国梦”目标很清晰,就是使中国越来越强大,中国共产党基业长青,让中国人在亚洲人、非洲人、最后在西方人面前扬眉吐气。

  

   作为一位研究中国政治的老牌“中国通”,他一点也不怀疑中国的越来越强大。但他也提醒,实现“中国梦”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关键是如何深化改革与避免陷入戈尔巴乔夫综合征。在他看来,所有人都同意改革非常重要,但也非常困难。在权衡进行哪些改革及如何推进时,决策者要明确它们不会对国家和政权产生任何影响,不能重韬戈尔巴乔夫的覆辙。戈尔巴乔夫错误地以为通过体制改革可以巩固共产主义制度,但是,在他推行70天后发现,前苏联的官僚们竭力反对改革。于是,他不遗余力地推行公开化,全社会展开对官僚的批评,媒体的作用越来越大,形成社会分裂。然后,他认为竞选可以使共产党团结起来,但他本人却从未支持竞选。最后是叶利钦的赌博赢了,接下来发生了人所共知的事。有戈尔巴乔夫的前车之鉴,中国的决策者的选择就可以理解了,即必须要深化改革,但一些影响政权的事情不能做。

  

   中国共产党接下来将非常专注于推进经济改革,同时又确保政治舞台的安静,使每一行动与经济改革相匹配。他还对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的反腐进行了评论,他认为,中共的几届领导人都明了腐败会亡党亡国,但是,面临的挑战是,在推进反腐的同时又要保持共产党内的团结。反腐败是针对所有腐败分子,包括任何领导干部,“老虎苍蝇一起打”,这样会使一些人感到不安。反腐是对共产党领导的严峻考验,一方面是中共高层保持政治秩序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党内干部要有自觉维护团结局面的意识,分裂必然导致灾难。

  

   转型的特质。听傅高义教授讲中国,是每个在哈佛的中国学人的愿望。有意思的是,由于《邓小平与中国转型》的热销,这位“中国先生”快变成“研究邓小平的先生”了!与他讲谈和向他提问的人多集中于关于邓小平的细节,对于他在邓小平研究中对中国社会转型的观察,却被大多数人忽略了。2000年当傅高义教授从哈佛退休时,他做出的决定是,专注于研究对理解今天的中国最为关键的问题,即1978年后中国转型的性质。他的英文书名《DengXiaopingandtheTransformationofChina》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一个人”和“最重要的一件事”并列的。在我看来,作为一位在哈佛受过严格训练的社会学家,傅高义教授对中国转型性质与挑战的研究,对于仍在处于巨变中的中国弥足珍贵。

  

   如何看待这一历史转型?傅教授高度评价为“自两千多年前汉帝国形成以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完成了一项过去150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他将促成这一转型的要件归纳为:“高度发达的中国传统,中国社会的规模和多样性,当时世界格局的性质,共享技术和管理方式的全球体系的开放性,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无数具有创造力和勤奋工作的人们的贡献等等。”当然非常重要的是过渡时期邓小平所拥有的权力、他的个人特质以及高超的治国术。这场伟大转型的性质是什么?傅教授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是从亚洲文明的中心走向世界大国。帝制时代的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全球大国,甚至不是全球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它只是亚洲的一个地区性大国。毛泽东在世时中国的大门仅仅打开了一条缝。只有邓小平才真正打开了国家的大门,领导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直到邓小平时代,中国政府的领导人才具备了足够的政治眼光与魄力去超越帝国主义时代的痛苦记忆,开始跟其他国家发展持久而积极的新型合作关系,从而使中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世界新秩序中的一员。

  

   二是党的集体领导。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共向将治理国家作为中心工作的政党转变。美国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是由担心权力过度集中的领袖们设计的。而由毛泽东设计、邓小平及其同事作了重大修正的体制,则是为了解决相反的问题:为动乱不已、举步维艰、地区差异巨大的中国提供统一的领导。美国是由保留着独立权力的各州所组成,而中国千百年来一直有一个控制着地方的中央政府。在治理结构上,中国采取由上级选拔领导班子,授予他们相当大的独立性,各级领导班子的成员最终决定着在他们的辖区内哪些人能得到提拔。然而,让地方干部享受较多自由也存在着风险。由于缺少上面的严密监督,很多干部不但能够想办法造福国家,而且也能关照自己与朋党并排挤其他势力。

  

   三是现代的精英治国。严格依照用入学考试来衡量的办法,在各级建立了一套高度竞争性的精英考试制度,目标是挑选最有才华的人,为其提供最好的教育机会。后来从大学毕业生中选拔政府公务员时又增加了新的重要考试。这种体制也把精英治理的原则扩展到干部选拔系统之外,贯穿于各行各业的人才选拔与培训体系。

  

   四是开放的全国性城市社会。经济增长带来的新经济机会和允许人口流动,使中国走上了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城市社会的道路。城市文化迅速进入农村,农村地区在文化上已城市化。随着城市开放和各地人口的交融,地方差异逐渐被共享的国家文化取而代之。跨地区的人口流动,为内地建立新标准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加快了全国性城市文化的传播速度。开放性的流动对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的革命性影响,从以农村为主的社会向以城市为主的社会的过渡以及共同的国家文化的传播,是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统一以来发生的最根本的社会变化之一。

  

   五是无章法的社会。中国为了经济增长,只得在规则和法律制约上晚一步。1980年代实行开放时,食品、医药、产品及工厂安全、劳动环境、最低工资、建筑规程等领域几乎没有任何规则。中国地方官员管理着地方市场,法律由他们自己说了算。尽管为每一个重要的经济领域制定了法律法规,但地方官员的执行却远远落在后面。没有对公私利益作出严格区分。一些官员和家属靠关系或特权发财。勤奋学习、考试优秀、工作出色的人得不到升迁。对外国专利和版权疏于保护。工人的劳动条件差,企业逐利缺乏道德责任约束,等等。

  

   傅教授也列出了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为全民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医疗;重新划定和坚守自由的界线;遏制腐败;保护环境;维持统治的合法性;以及当中国的经济规模开始与美国匹敌时,中国将如何作为?

  

   国家、法治与民主。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系列讲座(J.F.KennedyForum)中,日籍美裔学者福山做了《政治秩序的塞缪尔.亨廷顿遗产》的演讲。尽管演讲题目不是专门的中国专题,但福山的新书《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有两章谈中国。在提问环节,福山就中国学生关于他对中国发展的评价的提问进行了回应。有意思的是,在讲座结束后,与他合影最多是中国人,可见福山在中国的人气有多旺。

  

   福山在演讲中重点阐述政治衰败的根源以及三项政治制度——国家、法治和责任民主产生的顺序,以及这三项制度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平衡关系与其绩效的关系。在他看来,这三项制度无论从历史演进还是今天的社会都代表了人类的普遍需求。无论好坏,都需要国家通过必要的权力来进行外部和内部防卫,来实施共同统一的法律,由一个现代的非人际的国家来提供秩序、稳定和必要的公共品。所有社会都必须通过法律来规制权力的实施,将权力非人际地应用于所有公民,而不是例外地对少数特权派开绿灯。法治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没有明晰的产权和合约实施,一个社会难以建立长久的信任和稳定的预期。责任民主使政府必须对更广泛的社会利益负责,而不是仅仅对少数精英负责,民主参与不仅仅是对权力滥用、腐败以及强横行为的监督与制约,也是对一个社会自由与个人生活质量的基本度量。

  

   政治制度演变的真实逻辑是,国家、法治、责任民主这三项制度可能独立存在于不同的政治发展,也可能是它们之间不同的组合。有的国家能力很强,但是法治很弱,没有实行现代意义的民主。有的国家有民主选举,但国家提供的服务很差,法治也很弱。有些国家与其说他们的国家和法治弱,还不如说是不存在,尽管在这些国家也推行了民主选举。一个理想的社会是繁荣的、民主的、稳定的、良好治理的、低水平腐败的,这样的社会实现了三项政治制度之间的完美平衡:有能力的国家、强法治和责任民主。

  

   在谈到中国时,福山认为,中国从秦王朝开始的中央集权以来延续着强国家能力的传统,但是一直没有建立起用法治和民主责任制来平衡强国家。中国是少有的不像西方、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古以色列那样,有基于超自然力量的神权阶层去立法,而神权阶层和掌握政治权力的阶层是分离的。中国的法律实际是法制(rulebylaw),国家是法律权力的来源,权利在中国是国家统治者赐予的礼物。中国历史上的法律中很少涉及产权和契约权民事侵权等私法权利。这和西方的普通法与罗马法传统形成鲜明对比。

  

   福山认为,整体来说,中国在限制政府权力方面进展缓慢,现在也面临是否能持续提供好领导的挑战,面临的风险有:严重的社会矛盾造成党内有魅力的领导利用民粹的风险,政府被地方、大型国企等利益集团绑架;统治的合法性来源,现在的合法性依赖经济高速增长,一旦经济逆转,合法性就会遇到挑战。真正的解决办法还是法治与民主责任制限制政府权力,另一个重要力量是快速增长的中产阶级的有效动员。

  

民进国退还是国进民退?在费正清中心的中国系列讲座中,争议最大的一场是由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R.Lardy)引发的。拉迪是国际研究中国经济的著名专家,他对中国各项政策演变及其官方统计数据应用的娴熟,与国内许多学者比恐怕也不出其右。他是带着他新近出版的《民进国退——中国私营企业的崛起》(MarketsoverMao:TheRiseofPrivateBusinessinChina)一书而来的,宣传海报和演讲大厅门口四处可看到这本中文比英文还醒目的书封面。拉迪的书名就很有针对性,无论是国际媒体还是中国国内学术界,有大量关于中国近年来改革倒退、改革停滞的批评,从书名来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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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国经济时报 2015-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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