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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新国:早期希腊化时代历史写作与古希腊史学流变

——以波利比阿史学批评为中心

更新时间:2019-02-13 23:13:41
作者: 褚新国  

   内容提要:波利比阿言辞犀利的史学批评,主要针对以提麦乌斯等人为代表的早期希腊化时代历史写作。史评客观上折射了在社会历史转型期间,史学领域同样经历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突出体现在三个层面:历史解释围绕人物史展开,编撰方法盛行“从书籍到书籍”,叙事表达强调审美趣求。相关认知能为我们深入考察古希腊乃至西方古典史学的整体发展趋向,提供若干颇具启示性的解读视角。此外,还关涉到西方古典史学史上许多大体正确但细节不明的紧要问题。在上述意义上,希腊化初期的著史实践具有复杂鲜明的时代内涵,绝非城邦时代希腊史学无足轻重的附庸,也非单纯所谓“衰落”指称可以涵盖。

   关 键 词:早期希腊化时代  历史写作  古希腊史学  early Hellenistic times  historical writing  ancient Greek historiography

  

   在古希腊文明历史悠久而色彩斑斓的发展、演变进程中,城邦体制下的古典时代(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由远及近地萌发于爱琴文明(公元前20世纪—公元前12世纪)、荷马时代(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9世纪)、古风时代(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6世纪),显然是代表了其间“沸点”意义上的巅峰境地,并且因而也逐渐成长为偌大地中海世界中最为灿烂辉煌的瑰丽奇葩。事实上,古典奴隶制社会历史条件下,希腊文明基于人本理性所特有的“多元”“精深”与“先进”,乃至在人类古代文明史舞台上也是十分罕见的。

   大约始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及其以降,马其顿人先是自北向南侵袭巴尔干希腊,更由于随后联袂希腊人自西向东地征服波斯帝国,不仅有效地改善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不断暴露并一定程度上已有所缓解的城邦体制危机,即为区域间经济社会进一步繁荣提供优于“小国寡民”的上层建筑支持,并且因而也为希腊文明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必要而坚实的社会历史基础,特别是在疆域广袤、族群众多背景下更为雄厚的物质基础,更为便利的交融条件。

   毋庸置疑,基于特定时间与空间维度互为表里、交相辉映,养育而成的所谓“希腊化文化”,其社会历史内涵与外延如此纷繁复杂,以至于当仁不让地据有极其特殊而重要的地位。突出表现为,纵向上批判性地继承与发展了“古往今来”的传统遗产,横向上则集大成地汇聚与综合了“四面八方”的文化成果。在此意义上,希腊古典时代地中海世界的文明积淀,经由全面、系统的回顾、总结与改造、升级,形成了独具时代内涵与区域特色的“希腊化文化”,“融合”自然是其间首要而共享的特性。不唯如此,更先后分别凭借相应的政治—军事优势(主要表现为亚历山大与罗马对外扩张),在包括黑海、意大利、近东乃至中亚等广大区域予以推广传播。在一系列累累硕果中,罗马人、犹太人经由“希腊化”而得以“浴火重生”,可谓是典型实例与杰出代表。

   有鉴于上,围绕“希腊化文化”何谓及其如何可能,其中的史学文化则兼具“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双重内涵:不仅是为深入理解这一“百花园”性质兼顾了时代—地域的文化的极其特殊而重要的方面、内容,当然因而也为相关探究提供了极其特殊而重要的视角、立场。

   显而易见,论及希腊化时代(Hellenistic Times,约公元前334年—公元前30年)的历史写作,学界往往言必称波利比阿(Polybius,约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18年):作为“古代史学中的亚里士多德”①,其40卷本《历史》代表了西方古典史学理性思维所及的广度和深度。但较之波氏史学,“希腊化时代早期”撰史实践同样异彩纷呈,并具有鲜明、复杂的社会历史内涵与外延,某种意义上甚或更值得探讨。

   在所有希腊化时代史学家群体中,西西里岛陶洛米尼姆人提麦乌斯(Timaeus of Tauromenium,约公元前345年—公元前250年)无疑是争议最大且备受诟病的一位特殊人物:“提麦乌斯自己浑然不觉——在波利比阿《历史》卷12中他正遭到驳斥。”②希腊化时代史学成就最高者公然质疑提麦乌斯,足见其在当时编史领域他人难以匹敌的地位和影响:“不知为什么,他却竟能作为领军人物而享有盛誉。”波利比阿史评源于嫉恨这位前辈“如此广受认可而功成名就”并“说服乐于推崇他的人”,深意却是旨在系统阐述有关历史写作的基本思想:“我将要整体全面地探讨提麦乌斯与其史著(40卷本《历史》或译“西西里史”,以下统称“西西里史”——引者注),以及躬身于历史研究者义不容辞的铁肩大任。”③作为《历史》中唯一整章涉及并可独立成文的史学专论,该卷深刻折射了以提麦乌斯等人为代表的早期希腊化时代希腊世界史学主流性的貌样特征。实际上,相关批判性论述贯穿了《历史》全书通篇。鉴于提氏以及同样遭到抨击的其他人等的史著严重散佚,波氏史评作为屈指可数的有力旁证和解读视角,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希腊后城邦时代”撰史实践的“离经叛道”,甚或西方古典史学的整体发展动向。

   关于本文总的研究理路,大体上或可概述如下:基于宏观、中观与微观三者的相辅相成而相得益彰,尝试尽可能多地兼顾到相关时段—区间的希腊—罗马历史、古典史学文化以及史家群体个案。在“点—线—面”层层推进而渐次深入展开的意义上,结合此三者彼此间复杂而紧密的内在历史—逻辑关联,主要围绕“写什么”“怎样写”与“为什么写”等核心命题,尝试在不同层次、形态上进行探究。

  

   一 历史解释:从事件史到人物史

  

   关于《历史》(或译“希波战争史”)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撰述旨趣,分别身为“西方(文化)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④与“西方政治史之父”的修昔底德⑤已经开宗明义地强调指出了。由此,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古典希腊史家关注值得记忆的重大事迹并试图阐释其原因,二是他们笔下的叙事主角往往宽泛而抽象。希罗多德笔下人物多为“希腊人和异邦人”组成的“人类”等复数形式(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至少有158个民族之多),修昔底德专注于“希腊人”和“非希腊人”组成的“几乎整个人类”。通过解释事件联系而理解人类行为,他们意在表达城邦体制下希腊世界共同体的普遍性利益诉求。如希波战争巩固了希腊人的自由独立,激发了共同的民族自豪感。希罗多德坚持从人类学与政治学角度阐释,包括希腊、波斯(含埃及)诸族社会文化与政治体制差异等。深谙军政实务的修昔底德更是洞若观火于希腊政治,意识到个人作用在庞大复杂的国家机器中往往无足轻重。典型实例是,尼西阿斯等根本无力为“希腊历史中我们所知道的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结局承担责任。即使是深谋远虑的伯里克利,也无法准确预料瞬息万变的战事变幻(雅典瘟疫、既定国策遭到废弃)。

   鉴于“在形塑希腊化世界的诸多元素中,战争无疑当是拔得头筹”⑥,军政题材理所当然地继续为当时史家推重。但整体而言较之前辈史家,相关载录的分量与质量等皆是差强人意:

   他们过度放大细微琐事……将无足轻重的事件转化为意义重大的事件和行动,载录其间步兵损失往往10人上下、骑兵甚或更少的战役。至于围城……因匮乏实例很难确切描述如何具体展开……另外又如详述攻取塔兰图姆、围攻科林斯、萨迪斯、加沙、巴克特拉,尤其是迦太基战争等,增添了许多他们自己的虚构杜撰⑦。

   与此同时,另一方面,书写者在承袭政治军事史叙事框架的基础上,却不约而同地纷纷提升、彰显了重大史事中的主要人物。如特奥旁普斯(Theopompus,约公元前380—?年)早期代表作为12卷本《希腊史》,旨在续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其间基于马其顿腓力王干预希腊事务折射的个人影响,特氏遂撰58卷本《腓力史》以为《希腊史》之续编:“在本书前言中,他声称促使其从事著述的主要动因是欧罗巴先前从未诞生腓力王这般的人物。”⑧更典型的实例是亚历山大及追随者强力鼓吹源自东方的王权神化,促使写回忆录的风气很快盛行:“亚历山大死后,当他们为争抢帝国庞大家产之时,却也留下了大量歌功颂德的军事回忆录。”⑨突出体现在,同时代的卡利斯提尼(Callisthenes)、克雷塔库斯(Cleitarchus)、亚里士多布斯(Aristobulus)、安提克里德(Anticlides)、赫吉亚斯(Hegesias)、托勒密(Ptolemy)等,不遗余力地颂扬“新时代的阿基琉斯”亚历山大⑩。与希腊本土相比,以西西里为中心的南意大利殖民城邦即“大希腊”区域史家展现了类似意趣。如早在叙拉古僭主的支持者费力图斯(Philistus,约公元前432年—公元前356年)的11卷本《西西里史》中,自称修昔底德传人的他即极力渲染狄奥尼修斯父子统治(公元前406年—公元前363年)的伟大意义。此外,泰摩利昂等其他“辅助性”大人物也悉数粉墨登场。亚历山大帝尤为推崇费氏史观,当时学者同样认可其史家地位。稍后,杜里斯(Duris,约公元前350年—公元前281年)作叙拉古僭主阿伽托克勒斯的传记。然而正是强烈不满于费、杜等人的史著,提麦乌斯另撰《西西里史》(主题是狄氏父子至公元前289年阿迦托克勒斯之死),全书字里行间充溢着浓烈的英雄史观色彩:“卡利斯提尼希冀神化亚历山大大帝,提麦乌斯则使得泰摩利昂远比最英明的神灵还要伟大。”(11)

   早期希腊化史家倡导以“大人物”为中心的政治史叙事新动向,与古典希腊传统既有联系更有区别。以共性言之,皆在政治伦理视域下强调道德对历史的深重影响。有学者强调西方古典史学“较早地负有了更高的目的,特别是用以推进道德伦理与爱国主义”(12),可谓一语中的。如希罗多德奉行多米诺式的道德立场,以此诗意地展示和解读人类历史:强大帝国侵吞落后族群惨遭败绩,落后族群通过财富增进建立霸权,应运而生的野心、贪欲最终毁灭一切。修昔底德则通过大量论载人性优劣发掘伯战的道德内涵,包括正义、惩罚、毁灭、无为、暴力、强权、复仇等(13)。在关注重大事件史的基础上,古典希腊史学的政治伦理视角似乎过于宽泛且抽象。突出体现在就宏观层面而言,他们有关历史进程的解释主要是借助了某些归纳概括性很强的基础术语。譬如波斯帝国与雅典帝国的兴衰沉浮生动演绎了“扩展—衰退”的历史规律,其间的核心是“淤滞”(14)。微观层面通常是与主角“人类”内在一致,热衷于民族文化心理等议题。如希氏有关吕底亚王克洛伊索斯趣闻轶事的论载,显然意在彰显以梭伦为代表的希腊城邦体制下的公民美德。始于希、修以降的公元前4世纪,希腊史学更加强调“清晰展现道德垂范并使之成为撰史的首要焦点”(15)。

   早期希腊化时代“人物史”写作的显著特点是,题材择取、场景描绘、人物刻画等进一步具象化、写实化。关注历史进程中大人物的作为,更深层次地体现是:道德修为成为原因探讨的重中之重,并顺理成章地转向对逸闻琐事(外在表现)、性格心理(内在起因)的查究。具言之,即大人物影响决定历史,道德素养影响当事人成败得失;性格心理制约道德修为,凡此通过趣闻轶事全景展现。作为一种普遍现象,诚如波氏指出的:“有些作者载事中引入了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的因素”,“他们中或将一切归结于命运”,“而另有人津津乐道于发生的奇闻异事”(16)。典型实例如特奥旁普斯《腓力史》复杂矛盾的叙事结构和思想内容,充分展现了德性修为与政治成败须臾不离:承认腓力作为影响当代希腊史主要力量的事实有目共睹,同时对其“骄奢狂妄”的心性、“荒淫糜烂”的私生活等予以激烈的道德批判:

全书通篇首先将他描绘成为贪恋女色,竟至骄奢淫逸而最终危害家国;其次……为邪恶奸佞;再次……友朋常在光天化日之下见其烂醉如泥……腓力在马其顿的宫廷藏污纳垢,汇集了希腊或国外所有最为纵情声色、厚颜无耻之徒……因为整体上腓力对于勤俭节约的清廉雅士兴趣不大……实际上有什么寡廉鲜耻、耸人听闻的行径他们尚未操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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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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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8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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