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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治文 杨光:论中国式协商民主发展的四种形态

更新时间:2019-02-13 23:01:23
作者: 段治文   杨光 (进入专栏)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14]1094-1095群众路线由此成为人民民主政权建立的重要基础。

   从群众路线到人民民主,是以实现人民当家做主为价值取向,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为基础,在多方面构成了党内协商民主形态形成的基础。

   第一,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是群众路线与人民民主的基础和保障,也是党内协商民主的基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的无限信任和拥护是无产阶级克服一切困难并取得胜利的根源。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始终是人民民主得以存在的基础和保障,党内政治协商民主正是在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中形成的,目的就是促进人民当家做主。

   第二,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贯穿于群众路线和人民民主的全过程,也是党内协商民主的核心。群众路线强调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也就是要以人民为主体,正如毛泽东所说,“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出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8]72。陕甘宁边区推行政权组织上的“三三制”,就是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的表现,通过各种渠道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真正意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确立后,一方面强调人民民主的实际担当主体是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另一方面强调国家权力不仅来自于人民,而且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这蕴含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精神。而政治协商民主的目的就是实现人民的主体地位,落实群众路线和人民民主。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15]

   第三,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群众路线和人民民主的出发点,也是党内协商民主的落脚点。毛泽东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4]1094-1095要求“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4]1096。人民民主的真谛是要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必然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根本实践路径就是协商,通过协商倾听群众的呼声,使决策和工作更好地顺乎民意、合乎实际。

   第四,倾听民意、协商沟通的工作方式是群众路线和人民民主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党内协商民主的工作方式。群众路线推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式。从群众中来,就是要倾听民意,将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到群众中去,就是要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在“去”和“变”的过程中,必然要求党注重与群众的协商沟通。人民民主国家的要求是要把人民的意志作为国家的最高意志,把人民的利益作为国家的根本利益,倾听民意、协商沟通的工作方式也就内含于人民民主的生命之中。而党内政治协商民主的运行机制正是通过参与、对话、倾听的方式整合各群体的利益、要求和愿望,听取不同的声音,又通过协商、沟通的方式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最终达成共识。

   总之,倾听民意,了解民情,既尊重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少数人的合理要求,以人民群众意志为行动指南,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党内协商民主的实质和精髓。从群众路线到人民民主的历史实践蕴含了党内协商民主形态的形成逻辑。

  

   三、处理和协调不同利益矛盾:社会协商民主形态的形成

  

   社会协商民主是在社会发展和转型中形成的,具体而言是从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社会变革中开始的,并在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推进的。

   新中国成立实现了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革命转向国家建设。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就需要通过进一步巩固政权,并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在此社会转型中,虽然在新中国内部有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党派,但它们同属于新中国的建设者,因此,其最终的政治身份和政治利益具有内在一致性。这种内在一致性为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可能,也要求要用非对抗性的方式来协调和解决可能出现的矛盾与冲突。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协商民主实践调和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矛盾,维护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地位,最大限度地巩固了新生政权,实现了新中国社会各阶层的高度融合,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为创新中国式协商民主模式提供了重要经验。可以说,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社会协商民主形态开始初步形成。

   社会协商民主形态初步形成有以下表现:首先,协商民主开始关注的不仅仅是国家,更多的是关注社会。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从领导人民进行革命转向国家建设,这就要求必须承担起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重任,要求整合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调动各界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在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必然要求协商民主不仅关注国家政治层面,更要关注社会层面。中国式协商民主也就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更多表现为政治层面的党际协商和党内协商,开始慢慢渗透到社会层面。其次,协商民主的形式发生了重要变化。为了调和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矛盾,坚持与不同的利益主体进行对话协商,充分维护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地位,成为社会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比如在195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实行全国土地改革,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实现了从革命型协商民主到执政型协商民主的转变。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过程中,坚持和平过渡的方针,用咨询、讨论、协商的方式调整公私关系,实现了从决策式协商民主到咨询式协商民主的转变。特别是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通过与资本家直接的平等对话和开展多种形式的咨询式协商,最终决定采取和平赎买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把对企业的改造与对人的改造相结合,通过团结和教育,把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中,坚持与不同的利益主体进行对话和协商,从实际出发,采取渐进、和平的方式进行改造,避免了改造期间可能发生的剧烈的社会动荡和经济破坏。在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制定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先与各党派代表就相关细节进行协商,再就宪法草案与社会各界人士进行讨论,后开展宪法草案全国范围的协商讨论,实现了从精英型协商民主到大众型协商民主的转变。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开始从封闭半封闭的社会逐步走向开放,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在这样一种新旧结构的替代进程中,旧的利益集团被打破,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不断出现,不同区域间、城乡间、阶层间的利益矛盾不断凸显。这些发展中涌现出的社会问题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了严峻挑战,能否正确处理好这些问题至关重要,社会问题的协商解决成为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点。同时,在经济体制转轨、社会日益开放的过程中,社会管理格局也发生了新的转变:传统的“国家—单位—个人”的一元主体社会管理格局被打破,“国家—市场—社会”的三元结构格局初步形成。在社会管理和利益整合中,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成为常态。在各方社会利益矛盾的倒逼下,在各社会群众组织的呼唤下,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要求,进一步将协商民主从政治层面渗透到社会层面,其标志是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指出:“正确处理和协调各种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矛盾,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个重大课题。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只有建立在倾听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才能切合实际,避免失误。领导机关的活动和面临的困难,也只有为群众所了解,才能被群众所理解。群众的要求和呼声,必须有渠道经常地顺畅地反映上来,建议有地方提,委屈有地方说。这部分群众同那部分群众之间,具体利益和具体意见不尽相同,也需要有互相沟通的机会和渠道。因此,必须使社会协商对话形成制度,及时地、畅通地、准确地做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彼此沟通,互相理解。”[16]43社会协商民主由此走向深入。

   社会协商民主进入新阶段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社会问题的协商解决成为重点,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成为常态。此时的社会协商“既不是简单在社会领域展开的协商,更不是在国家层面展开的协商,而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围绕着建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而展开的协商。因而,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的互动是其存在的前提”[17]。第二,社会协商的内容发生了重要变化。此时的社会协商民主与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有密切关系,“从社会建设角度看,社会协商就是国家与社会在建构与维护旨在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社会秩序中所形成的沟通、协调与合作机制。这与在国家层面展开的政治协商不同,它是在社会层面展开,其主体不是政治协商中的各政治与社会力量,它是执政党、政府与社会、民众之间形成的协调与协商”[17]。所以,社会协商是化解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之间在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促进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之间良性互动的一种协商民主形态。社会协商民主以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为载体,以制度化的手段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之间搭建调解矛盾的桥梁,一方面促使政府能够倾听民意、了解民情、与民众进行沟通,另一方面也为民众利益的有效表达提供渠道。第三,社会协商的形式向多样化发展。在由政府构建上通下达的利益表达渠道及处理社会矛盾冲突的社会协商民主机制基础上,形成了三种基本的社会协商形式:“党—政府—基层”互动形式,以基层群众自治为代表;“党—政府—民众”互动形式,以民主恳谈会、听证会为代表;“党—政府—社会团体”互动形式,以工会、工商联、青年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为代表。通过一系列丰富的社会协商形式,“拓展民众的利益表达空间,深化党和政府与社会民众之间的沟通,强化党和政府对民众利益的关切与关怀”[18]。

   总之,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再到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中国共产党在协商民主思想方针指导下,从政权巩固和国家建设等多个方面进行了丰富的协商民主实践,创造性地将协商民主不断引向深入,继党际协商民主形态、党内协商民主形态后,在处理和协调不同利益和矛盾的过程中,推进了社会协商民主形态的形成。

  

   四、借鉴与创新:公共协商民主形态的形成

  

进入21世纪,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社会矛盾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张力空前增大,人们的需求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转型进入新阶段,这必然要求社会协商民主向纵深发展。第一,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全面进步,对外开放日益扩大,人们不断出现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新需求。人们的需求层次不断提升,社会成员在物质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后,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有了新的更高层次的需求,并且更加关注基础设施、公共环境建设等公共事务。第二,随着中国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新的深层次矛盾不断出现,社会成员的自主性不断增强,各种新的社会组织、经济组织也相继出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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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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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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