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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关于国家间交易成本概念的一个思辨

更新时间:2006-10-30 01:44:18
作者: 田野  

  ”[48]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论述其“自然状态”时,就曾讨论了缔约所面临的机会主义问题:

  如果信约订立之后双方都不立即履行,而是相互信赖,那么在单纯的自然状态下(也就是在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状态下)只要出现任何合理的怀疑,这契约就成为无效。但如果在双方之上有一个共同并具有强制履行契约的充分权利与力量时,这契约便不是无效的。这是因为,语词的约束过于软弱无力,如果没有对某种强制力量的畏惧心理存在时,就不足以束缚人们的野心、贪婪、愤怒和其他激情。在单纯的自然状态下,由于所有的人都相互平等,而且都自行判断其恐惧失约的心理是否有正当理由,这种强制性权力是不可设想的。因此,首先践约的人便无法保证对方往后将履行契约,便是违反了他不能放弃的防护生命与生存手段的权利而自弃于敌人。[49]

  根据霍布斯的上述论述,由于在自然状态中没有一个共同的强制性权力,人们的野心、贪婪、愤怒和其他激情就得不到束缚,首先践约的人便无法保证对方往后将履行契约。我们也可以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述这个观点:在自然状态下,由于缔约方的事后机会主义行为得不到有效约束,人们无法事先作出可信的承诺。尽管国际无政府状态并非真的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状态”,但是在缺乏一个共同政府的情况下,国家的确具有强烈而复杂的动机按照机会主义方式行事,包括按照国家目标对信息进行筛选和扭曲,欺骗交易伙伴,违背对未来行动的承诺等。查尔斯·利普森(Charles Lip son)就此指出:“作为国际关系的必要特点,可靠保证的缺乏实际上成为达成条约、契约与协议的主要障碍。因此,在国际关系中并无对机会主义的有效限制。”[50]

  这样,在缺乏有效约束的情况下,国家在对外关系的各个领域中都有可能采取不同形式的机会主义行为。我们以国际安全关系为例来说明这种国家机会主义行为的形式。根据戴维·莱克(David Lake)的归纳,国家在对外安全关系中经常面临其伙伴的三种机会主义行为:抛弃( abandonment) 、陷入( entrapment)和剥削( exp loitation) 。[51] “抛弃”就是欺骗,但是它采取了各种具体形式:盟国可能和对手联合起来;盟国可能仅仅拒绝联合行动,取消盟约;盟国可能没有完全遵守公开承诺;或者当期待盟国提供支持的偶然事件发生时,盟国却没有提供支持。[52] 相互结盟的国家被盟国抛弃的恐惧是永远存在的。正如艾弗里·哥尔德斯坦(Avery Goldstein)所言:“这种恐惧自身并非什么新东西。它根植于国际政治最经久的特点———无政府治理原则,国家正是在这个舞台上共存的。”[53]“陷入”则是指被拖进一场和盟国并不具有共同利益或仅具有部分共同利益的冲突。盟国之间的利益一般是不完全一致的,即使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分享这些利益,他们对这些利益的评估也可能存在程度上的差异。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认为,当保存联盟的价值比为盟国利益而战斗的成本更高的时候,陷入就可能发生;如果在与对手的争端中,盟国由于相信能够得到支持而采取非妥协的态度,那么陷入就更可能发生。因此,一国对联盟的依赖程度越大,对盟国所做的承诺越强,陷入的风险就越高。此外,陷入的风险也会随着盟友内在的鲁莽或侵略程度而变化。[54]

  “剥削”在国际关系中则表现为“小国剥削大国”的现象, [55]实际上就是公共选择理论所说的“搭便车”或“逃票搭车”。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等发现,在集体物品的供给达到帕雷托最优之前,联盟或国际组织的单个成员有动机停止为集体物品做出贡献。他强调指出:“这尤其适用于小国,这些小国从集体物品所带来的收益中得到较小的份额。一旦大国提供了它们自己想要的那部分集体物品,这些小国就没有动机或具有很少的动机去提供额外数量的集体物品,从而使大国不成比例地承受了负担。”[56]在承受了主要负担的大国看来,这些试图“搭便车”的小国显然具有机会主义的行为倾向。

  这些国家机会主义行为不仅在作为“高政治”的国际安全领域反复出现,而且在作为“低政治”的国际贸易、金融和环境等领域中也时有显现。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都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 [57]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国家不能确定哪些国家在哪些时候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国家不能保证其交易伙伴不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同样在这个意义上,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指出:“这并不是说国家非得怀有敌视意图。确实,体系中的所有国家也许都非常仁慈善良,但它们不可能确信这一判断,因为意图不能得到百分之百的保证。”[58]这样,作为具有有限理性的行为主体,国家在其权利让渡的过程中,不但要为应付其伙伴实际采取的机会主义行为而耗费资源,而且还要为防范其伙伴可能采取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付出成本,从而产生了显著的国家间交易成本。

  

  四、结语

  

  科斯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最早使用了交易成本的概念。他把交易成本看作“一种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59] 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给交易成本下的定义则是“经济系统的运行成本”。威廉姆森赞同阿罗的定义,并且把交易成本比喻为“物理学中的摩擦力”。[60] 马修斯(R. C. O. Matthews)为交易成本提供了这样一个定义:交易费用包括事前准备合同和事后监督及强制合同执行的费用,与生产费用不同,它是履行一个合同的费用。[61] 从表述上看,这些经济学家对交易成本概念的界定不尽相同,但从实质上看,他们赋予交易成本的经验内涵是基本一致的。由于“成本”的概念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已经具有了相当明确的定义,而“交易”的概念则在旧制度经济学派的康芒斯那里被一般化了,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大抵以彼此能够理解的方式来使用“交易成本”的概念。但对于国际关系研究来说,“交易成本”这一从经济学中“移植”过来的概念还面临一个如何“服水土”的问题。本文对国家间交易成本的概念探讨,正是试图使“交易成本”一词在经济学中所具有的一般经验内涵和国家间互动的基本逻辑相匹配,从而使国际关系研究者如同经济学家一样以彼此能够理解的方式来使用国家间交易成本的概念。

  

  注释:

  [1] 相关文献综述参见马骏:“交易费用政治学:现状与前景”,《经济研究》2003年第1期。

  [2]相关文献综述参见田野:“交易成本经济学之于国际关系研究:文献回溯与评估”,《欧洲研究》2004年第6期。

  [3]卡尔·多伊奇的“交易分析”是其沟通理论( communications theory)的重要组成部分。多伊奇关于交易的著述散见于各种期刊中,主要的文章收录于Karl Deutsch, Tides Among N 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9.

  [4]PeterW illetts,“Transactions, Networks and Systems”, in A. J. R. Groom and Paul Tayloreds. , Fram eworks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London: Pinter, 1990, p. 258.

  [5]关于多伊奇“交易分析”的主要缺点,可参见PeterW illetts,“Transactions, Networks and Systems”, in A. J. R. Groom and Paul Taylor eds. , Fram eworks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 258.

  [6]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 ,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3页。

  [7]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 ,第14页。

  [8]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 ,于树生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73页。

  [9]R·科斯:“社会成本问题”, R·科斯、A·阿尔钦、D·诺思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刘守英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1页。

  [10]奥利佛·威廉姆森:《治理机制》,王健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前言”,第14页。

  [11]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 ,第73页。

  [12]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中文版“序言”,第3页。

  [13]See Helen Milner, “The Assump tion of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David A. Baldwin ed. , N eorealism and N eoliberalism: The Contem 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45 - 147.

  [14]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 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p. 1.

  [15]Robert Keohane,“Hobbesps Dilemma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Sovereignt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Hans2Henrik Holm and Geoge Sorensen eds. , W hoseW orld O rder? Uneven Globalization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 a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5, p. 173.

  [16]本文在此采用国际关系文献的主流观点,即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正式确立了国家主权原则。值得指出的是,近来一些学者已经开始从史料梳理入手挑战这种主流观点。例如安得烈亚斯·奥西安得(AndreasOsiander)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并没有确立现代意义上的主权概念,人们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描述不过是根据19和20世纪主权概念的“定像”( fixation)所编造的神话而已。参见Andreas Osiander,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WestphalianMyth”, International O rganization, Vol. 55, No. 2, Sp ring 2001.

  [17]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徐昕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86页。

  [18]Lynn Miller, GlobalO rder: Values and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0, p. 24.

  [19]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31页。

  [20]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第345页。

  [21]同上书,第387页。

  [22]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576页。

  [23]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92 - 94页。

  [24]当然,主权和产权的概念并不相同,本文在此只是在权利保障的意义上指出两者功能的相似性。罗伯特·吉尔平作过一个类似的比喻。他在讨论领土控制时指出:“在国际事务中,属地原则与财产权具有同样的作用。像财产的规定一样,对领土的控制也被赋予了一系列权利。领土的控制与划分是国际体系左右其各国对短缺物资资源分配的基本手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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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欧洲研究》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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