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田野:关于国家间交易成本概念的一个思辨

更新时间:2006-10-30 01:44:18
作者: 田野  

  主权与经济市场中的产权体系非常相似。”[25]一般而言,产权所界定的是人们对物的使用所引起的行为关系,包括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如何受益及如何受损,以及他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的规则。用阿尔曼·阿尔钦(Armen Alchian)的话说,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26] 产权所包含的不是一种而是一组权利(权利束) 。在构成产权的权利束中,某些权利比其他权利更为重要,排他性和可让渡性就是其中的两种。[27]

  作为一种社会工具,产权“其重要性就在于事实上它们能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28] 在产权得不到有效保障的情况下,人们在交易时就不能形成稳定的预期。因此,得到有效保障的产权是权利让渡的必要前提。正如罗纳德·科斯在其被奉为经典的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中所指出的:“没有这种权利的初始界定,就不存在权利转让和重新组合的市场交易。”[29]在国际关系中,国家主权就是“这种权利的初始界定”,使国家在彼此交易时能够形成相对稳定的预期,从而为国家权利的让渡创造了一个必要的前提。

  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产权的可分解性,将产权区分为使用、收益、转让诸权只是初步的分解,其中每一种权利都可能得到更为具体和细致的分解。例如,一块土地可以耕种,也可以由人在其中通行以及在其上架设通讯线路,这样它的使用权就可以分为耕种的权利、通行的权利和架设通讯线路的权利。这些使用权既可以由土地所有者本人行使,也可以部分或全部转让给另一个人或几个人。[30] 那么,国家主权是否和产权一样具有可分解性呢? 如果国家主权是不可分解的,那么国家要么完全保有由主权产生的基本权利和派生权利,要么完全丧失由主权产生的这些权利。在由主权国家构成的现代国际体系中,一国几乎不可能自愿让渡出自己的全部主权,在国家主权不可分解的情况下,国家权利的让渡也就几乎不会发生了。因此,国家主权是否具有可分解性的问题对国家间交易的概念能否成立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汉斯- 亨里克·霍尔姆(Hans2Henrik Holm) 、乔治·索伦森(Geoge Sorensen)和罗伯特·基欧汉等学者提出的操作主权概念,为这个问题的破解提供了一个颇具启发意义的思路。

  霍尔姆和索伦森认为,国家主权具有三个不同的维度:消极主权、积极主权和操作主权。[31] 操作主权(operational sovereignty)被用来描绘这样一种情境,即国家在国际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自愿限制其行动自由。换言之,国家会对自己施加限制,即可能通过国际协议来限制它们自己在某个领域中的行动自由,甚至可能建立超国家治理来限制国家主权中的若干核心部分。这些国家希望能够通过对操作主权的自愿限制,对其他国家的政治运作施加更大的影响,从而获取更大的利益。霍尔姆和索伦森指出,国家主权的这个维度是对消极主权( negativesovereignty)和积极主权(positive sovereignty)的重要补充。[32] 基欧汉则从“复合相互依赖”的角度阐述了操作主权的概念。基欧汉认为,在复合相互依赖的条件下,主权所赋予的合法权威既可以用来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也可以用来讨价还价以影响其他国家的政策从而通过交换获得更大的收益。随着跨国投资、环境恶化、毒品交易、恐怖主义等一系列跨国性问题的出现,主权为国家提供了一种合法的手段来控制这些跨国过程的某一方面。虽然主权还是由国界定义的领土主权,但是它在更多的意义上成为国家在复合跨国网络中进行讨价还价的资源。[33] 显而易见的是,当主权成为国家讨价还价的资源时,国家主权就具有了可分解性。换言之,操作主权概念包涵了国家主权的可分解性。在国际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国家可能会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以换取更大的国家利益。例如,随着欧洲中央银行的成立和欧元的启动,欧盟多数成员国让渡了它们在货币领域的国家权利(货币主权) 。又如,美国和欧盟把双方的贸易争端提交给世界贸易组织,并最终接受世界贸易组织的仲裁,从而放弃了在有关领域中的行动自由。事实上,主权成为国家间讨价还价的资源并非是在“复合相互依赖”条件下才出现的新现象。[34] “复合相互依赖”不过是使这种讨价还价更加频繁,从而使操作主权的维度更加突出罢了。当国家之间存在相互依赖的一般情形时,国家就有可能让渡自己的某些权利。按照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说法,所谓相互依赖,是指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有赖于强制力或者说要付出代价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35] 相互依赖可以是类似于美苏之间的战略性相互依赖,也可以是联盟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还可以是世界经济体系中各个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依赖,等等。由于相互依赖会导致需要付出“代价”的结果,国家为了降低成本或增加收益而可能让渡自己的某些权利。例如,为了战争的需要,英国于1941年将若干小块领土租给美国,以供在纽芬兰、百慕大、牙买加、圣卢西亚、安提瓜、特立尼达和英属圭亚那的海空军基地使用。[36] 英国的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向美国让渡了这些领土的使用权,但是英国的国家主权并没有因此丧失,从而体现了主权的可分解性。在国际关系中的类似行为可以说屡见不鲜。更一般地讲,由于国家主权具有像产权一样的可分解性,国家权利的让渡才成为可能,而当国家间相互依赖确实需要这样的权利让渡时,国家间交易也就会发生。

  

  三、国家间交易为什么会付出成本?

  

  作为国际互动的一种形式,国家间交易受制于国家行为的基本特点。如果我们把国家看作为理性的行为主体,那么国家在对外关系中就以经济学中的“经济人”的方式行事,即根据成本—收益分析来确定目标、制定政策和实施战略。就国家间交易而言,国家在决定是否让渡自己的权利时,需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只有当权利让渡的收益大于成本时,国家间交易才有可能发生。换言之,只有当预期收益大于交易的预期成本时,国家才会产生权利让渡的动机,国家间的权利让渡才会实际发生。那么,国家在权利让渡的过程中为什么会付出成本呢?

  在国家间交易的过程中,作为理性的行为主体,国家要尽可能地降低成本,提高收益,并按照这个要求来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但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否符合理性的要求,不仅依赖于国家的决策过程,还取决于国家所掌握的相关信息。在谈判阶段,国家需要知悉对方的偏好,在实施阶段,国家需要知悉对方是否遵守协议。[37] 只有获得了这些必要信息,国家才可能在实践中达到或接近理性的要求。但由于国家理性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所说的“有限理性”( bounded rationality) , [38]国家在进行理性决策时会受到各种条件的约束和限制,不可能获得关于交易伙伴的所有必要信息。也就是说,在国家间交易的过程中,交易的一方不可能知道另一方的所有必要信息,它们所拥有的信息之间的差值构成双方各自的私有信息。经济学家用“信息不对称”刻画了这一信息分配状况:缔约当事人一方知道而另一方不知道某一信息,甚至第三方也无法验证,即使能够验证,也需要耗费大量资源,在经济上是不划算的。威廉姆森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局外人”由于担心“局内人”会利用信息的优势对其进行欺诈,往往不情愿达成协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阿克罗夫( GeorgeAkerlof)所讨论的“柠檬市场”生动地揭示了这一原理:

  某些汽车比另一些汽车差,但这些缺陷直到车主使用它们一段时间以后才会显露出来。这些有缺陷的汽车被称为次品。⋯⋯次品的主人知道他们是不幸的。他们希望将次品推给别人。在一辆旧车的任意价格上,那些最差的次品车的主人最急于将他们的车脱手。当车的价格下降时,那些持有最轻度缺陷次品车的人会认为还是将车留着自己用更为合算。这意味着,那些还留在市场上出售的汽车的平均质量降低了。[39]

  在“柠檬市场”的案例中,旧车的卖主比买主具有关于旧车性能的更多信息,在卖主中间必然有一些想把最差的次品车脱手的人,而买主无法区分出好车与次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宁可不买也不愿冒风险。这一案例说明了信息不对称阻碍了交易的实现。正如这一案例中的旧车卖主与潜在买主一样,由于知悉潜在交易伙伴比自已拥有更多的信息,并且因此可能操纵双方的关系乃至进行成功的欺骗,国家就有可能放弃改善双方福利的合作。在可能的交易收益足够大时,国家为了获取交易收益,也有可能投入大量成本来获取相关信息以尽量减少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只要这些成本低于交易收益。因此,即使信息不对称没有消除国家间交易的动机,国家在权利让渡过程中也不得不因之投入大量成本,从而产生了一部分国家间交易成本。[40]

  一般说来,当行为主体面临更多的潜在交易伙伴时,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的成本以搜寻有关信息。与完全竞争市场体系中不计其数的经济行为主体相比,构成现代国际体系的民族国家在数目上要少得多,但是这种相对较少的数目并没有使信息成本问题在国际关系中显得无足轻重。在一个以自助为基本特征的国际体系中,国家为了实现尽可能多的安全和福利,在交易的过程中具有强烈的动机来隐瞒关于其能力和战略的信息。正如詹姆士·费伦( James Fearon)所指出的:“一方面,国家时而有动机夸大其能力以便在讨价还价时具有更有利的地位。另一方面,国家也有众所周知的动机去隐匿其能力和战略的信息。”[41]鉴于国家具有隐匿信息或误传信息的强烈动机,信息不对称成为国际关系中各个行为主体讨价还价时普遍面临的问题。

  值得指出的是,只有当欺骗行为成为可能时,信息不对称才会使国家在交易过程中付出显著的交易成本。在一个道德完善的社会中,没有人利用私有信息的优势来谋求自己的特殊利益。而在一个道德不完善的社会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不能仅仅依靠沟通来矫正。实际上,由于沟通中可能发生欺骗行为,沟通可以导致不对称或不公平的交易结果。如同有效的沟通不能根据旧车卖主与潜在买主会谈的次数来判断一样,我们也不能根据国际谈判中政府官员相互接触的次数来衡量国际沟通是否有效。因此,只有当信息不对称和国家的机会主义行为相联系时,国家在其权利让渡的过程中才会付出显著的交易成本。

  威廉姆森认为,机会主义指的是损人利己,包括典型的损人利己,如撒谎、偷窃和欺骗,但往往还包括其他形式。在多数情况下,机会主义是一种机敏的欺骗,既包括主动去骗别人,也包括不得已去骗人,既包括事前骗人,也包括事后骗人。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机会主义是指不充分揭示有关信息,或者歪曲信息,特别是指那些精心策划的误导、歪曲、颠倒或其他种种混淆视听的行为。”[42]在社会生活中,不仅个人和公司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国家或政府也可能按机会主义的方式行事。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宣称:“一位君主,尤其是一位新的君主,不能够实践那些被认为是好人应作的所有事情,因为他要保持国家( stato) ,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因此,一位君主必须有一种精神准备,随时顺应命运的风向和事物的变幻情况而转变。”[43]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North)和巴里·温格斯特(BarryWeingast)发现,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英国政府在遵守借款协定方面的记录非常糟糕,“尽管在未来增加借款的愿望提供了明显的激励,王国政府仍按照其短期利益,违背它已经同意的协定。”[44]即使在现代社会中废除了君主专制,国家的机会主义行为也相当普遍。在一些宪政并不健全的国家中,政府行为充满了掠夺和征用的色彩。政府官员利用国家机器的强权和征税权肆意偷窃公民的财产,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45]

  如果说国家对内的机会主义行为由于受到宪政体制的约束而有所限制的话[46],那么国家对外的机会主义行为所受到的制约则要小得多。尽管主权制度可以看作国际层面的“宪法秩序”,从而对国家的对外机会主义行为构成一定的制约(例如将侵略行为非法化) ,但是,也正由于主权制度排除了建立“世界政府”的可能性,国家的对外行为基于其自助性质而更易于采取机会主义方式。[47]换言之,国际无政府状态使国家更易于在国际关系中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在国际关系思想史上,“托马斯·霍布斯的名字和无政府的概念经常被实际上看成同义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nguanbao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503.html
文章来源:《欧洲研究》2006年第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