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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彦弘:师友信札日记中所见的周一良先生

更新时间:2019-02-08 20:59:53
作者: 孟彦弘 (进入专栏)  
“开标点资治通鉴及改编杨守敬地图委员会及工作人员全体会议”;1956年2月27日,“到三所,参加一二三所联合之学术会议,讨论历史科学长远规划草案”,等,同会者都有周一良。

  

   “文革”爆发,周一良参加“井冈山兵团”,反对聂元梓,被批斗抄家。顾颉刚1967年10月26日日记:“昨洪儿到北大看大字报,知侯仁之被斗。今日与厚宣言之,乃知陆平当校长时,以周培源、侯仁之、周一良、季羡林四人为既红且专之人物。去年运动,四人皆加入井冈山兵团,周培源且继陆平为校长。此四人者遂皆为人揭底,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屏于井冈山,周之校长亦不存在矣。”周一良的回忆中,他与周培源并称为“两个周白毛”。也忆及被批斗者有侯、季等人,甚至有陆平陪斗。可见,“文革”前,此四人被学校当作既红且专的人物,是有依据的。

  

   1969年,混乱的形势渐趋稳定。据《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简史》(初稿),1969年10月至1971年9月,北大在江西鄱阳湖边的鲤鱼洲和陕西汉中分别建立分校,历史系教员绝大部分被分发至鲤鱼洲分校。周一良被认为是被改造好的教授,没有去江西,而是去门头沟开门办学。1970年,开始招工农兵学员。1972年9月,任历史系“革委会”主任,直到1976年。1972年上半年,“批林批孔”。1973年初,正式成立“梁效”。

  

   夏鼐的人生轨迹与周一良多有相似之处。夏鼐出生于1910年,长周三岁。1934年清华毕业后留学英国,1941年抵昆明,入中研院史语所,1946年任史语所研究员。国民党败退大陆,他也选择了留下。1950年到北京,任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所长郑振铎,副所长梁思永)。1959年入党,1962年任所长。“文革”中,夏鼐也被冲击,也被批斗、关牛棚。1966年1月,所中成立东方红公社,抄走其工作日记及笔记本;8月25日,所中派人来抄家,日记等被抄,次日封查家中图书、文件、存折、存单等,直到1970年2月启封。5月21日,赴河南息县参加“五七干校”。10月因其妻生病返京。1970年底、1972年3月,干校老弱病残曾分两次,被准许返京。这与北大的情形也大致相同。这期间,我们从夏鼐日记中又看到了周一良参加学术活动的身影。

  

   1973年4月15日,“上午赴飞机场,送廖承志同志率领的访日代表团,晤及华罗庚、周一良等同志,送行者有周培源、王冶秋等熟人”。7月1日,“上午赴故宫,9时半,参加接待伊朗议会代表团,由吴仲超院长主持,周一良同志和我分别介绍中伊古代交通简史,我主要介绍考古发现”。1974年1月25日那次著名的首都体育馆的“批孔”运动报告,在夏鼐日记中倒也没有特别之处。

  

   改革开放以后,夏鼐日记中又有多处涉及周一良,如1980年11月30日,“阅新出《文史》第9辑张政烺、周一良等文章”;12月3日,“阅文史第9辑《汉代与东南亚的海上交通贸易》及周一良《三国志札记》”;1981年5月4日,“下午在家,阅《哲学研究》今年第一期的一些文章(周一良、张岱年)”。此后,还有若干条与周一良的交往事,如周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科学文化史》编写事,一同参加纪念吴晗会议等。但对“梁效”事,均无一言及之。我想这不是回避,而是在夏看来,“文革”中参加两校批判组,不过奉命行事,与连续不断的种种批判、表态并无不同。他的日记中,这类活动屡见不鲜。

  

   顾颉刚日记中有“文革”结束后批判“梁效”事。1977年7月10日,“(侯)仁之言,北大中批判依附“四人帮”之大批判组,声势甚大。周一良一天批三次,魏建功则两次,至冯友兰,领导上以其年高,不欲其参加,而群众不许,以江青曾数次到其家也。如此大热天,八十二岁之人日日受批判,其何堪受。则以平日好高攀有以使之也。”11月24日,“德融来谈批判“四人帮”事,知周一良作再论孔丘其人文,讥讽周总理,特罪最重。又谓杨宽与罗思鼎关系多,在沪亦大受批判”。当事人及其家属虽然仍旧受到了牵连和影响,但大都可以处之泰然了。1977年8月5日周叔弢致周一良邓懿函:“一良近日眠食何如?宜注意身体。《十大关系》第九章可再仔细一读,相信党,相信群众,是非自然可以搞清楚。”周一良的回忆和访谈,也说自己已并不紧张,不等“搞清楚”,他已坠欢重拾,读二史八书,开始撰写甚有学术份量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了。

  

   纵观周一良先生在解放后的自处,受到冲击的,只有两次。一次是“文革”初期1967—1969年,另一次是“文革”后对“梁效”的审查。后一次的冲击和影响都很小,却促使了他进行彻底反省,认为自己是书生上了当。九十年代,他的反省更为深刻。他在日后回忆“文革”初的举动,说自己的负罪感占了主导——一是全民抗战时,他在美国;二是他出身于资本家——因此,积极投身革命。其实,即使他不参加派系,被批斗、关牛棚,大概也在所难免,只是被批被斗被抄家的程度也许会不那么严重而已。总起来说,他在解放后大致还是顺遂的,是被倚重的。他的选择、他的遭遇、他的自处,都与他的家庭不无关系。他既有出身资本家的负罪感,也多少有一些红色民族资本家的光环。他在新政权下,总的来说是积极上进的。周叔弢1974年12月6日致周一良函:“昨得杲良信,据云美报对于‘批林批孔’,很少报道。最近他从香港英文《大公报》上看见你的文章(未说何题目),始能了解大概。如果可以允许,你可否选择‘批林批孔’、‘儒法斗争史’和法家著作解释小册子寄去几本,何如?”12月19日函:“对于‘批林批孔’和儒法斗争史有关文件,能寄杲良几种,俾渠有所认识,甚好。”12月25日函:“得信知启乾申请入党,已蒙批准,闻之欢喜无量。”我想,这是可以代表周氏父子的政治取向的。

  

   读日记,常有些意外的收获。周先生在《钻石婚杂忆》中说:“1935年秋,我入燕京大学历史系的研究院,主要目的就是再呆一年,等她(邓懿)毕业之后,再一起离开燕京。就在这一年冬天,我们在正昌饭店宴请师友,宣布订婚。”其实他们订婚是在1937年。顾颉刚日记1937年3月21日:“今晚又同席,煨莲……共约七十人。周一良邓懿(订婚人)。”当事人都记不大清了。夏鼐日记1951年1月25日:“赴向觉民家中闲谈……向君谈及陈寅恪先生最近有信致周一良君云:‘《元白诗笺证》分赠诸友,留一纪念,然京洛耆英,河汾都讲,皆尽捐故技,别受新知,又不敌(?)以陈腐之作,冒昧寄呈。’又有诗一首,……此诗盖吊新逝世之傅公(斯年)也。”大概《元白诗笺证稿》是陈寅恪寄给周一良,请周再转交在京诸人的。这封信,陈寅恪《书信集》失收。

  

   在编辑方面,编者将周先生手定《郊叟曝言》中的《梅维恒〈唐代变文〉中译本序》移入第三编第6册《佛教史与“敦煌学”》,将《〈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研究〉序》移入第二编第4册《日本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尚无不可;但将《学术自述》《我和魏晋南北朝史》《史语所一年》,移入第一编第2册《魏晋南北朝史论》,则略嫌不妥。《向陈先生请罪》发表于2000年,次年周先生编定《郊叟曝言》,未收。我想这不是为回避,而是其中内容与他发表过的几篇关于陈寅恪先生的文字多有重复;或可附入第四编第9册所收关于陈寅恪的两篇文字之后,至少不应窜入老人手定的《郊叟曝言》。

  

   1995年,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研究”课请周一良先生作一次学术讲座,题目似乎是“清人日记漫谈”。当时周先生已开始了他晚年以自己家世为背景的研究,这次讲演主要是谈晚清人的日记和笔记中所记载的有关他曾祖周馥的史事。这让我想起周作人《饭后随笔》中谈周馥的一则“周玉山印象记”,于是在课后将此文复印寄给老人。周先生给我回了信,除表示感谢外,还特别送了我一部北师大出版社刚出版不久的《周叔弢传》。不久,《读书》刊发了周先生谈周馥的文章,引用了这条很不起眼的材料,并再次提出感谢。之后,他在给一部研究清代幕府的论著作序时,谈及其家世,再次引用此条,又表示感谢。后来,《周叔弢藏书年谱》和他的《郊叟曝言》出版后,也同样托人赐赠我一部。直到2000年7月,他致信郭熹微和胡宝国二先生,又说到“孟彦弘同志惠我周馥史料,始终未谋面也,乞代问候”。他过米寿,他晚年的学生宝国先生约我同去,给老人拜寿。当宝国把我介绍给他时,他连说:“知道,知道。谢谢,谢谢。我们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早有交道。”临别时,他拉着我的手说:“有什么材料,再告诉我。”我所提供的只是那么一条极不重要的史料,在我不过是顺手而已,但老人却总是念念不忘。这就是老辈学者的风范。谨以此文纪念周一良先生,并恭贺《周一良全集》的出版。

  

   2016年7月,谨志于溽暑中

  

   (本文原载《文汇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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