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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燕:“科学”正本清源

——重读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

更新时间:2019-02-07 00:16:41
作者: 段燕  
不小心竖举着,烟丝马上掉到了地上,拿出第二支才成功点着。这些逼真的细节描写无不体现出大洋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非常糟糕和劣质。美国国家科技图书奖获得者卡逊(Rachel Carson)指出,文学与科学互融之处在于它们共同的目标,艺术不是为艺术服务,而是为真理服务,文学里的修辞与美学皆为阐述真相服务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奥威尔的文学与科学有着相同的任务——发现和揭示真相,作者以文学的语言戳穿了大洋国权力中心试图将“科学”掩埋甚至阉割的阴谋。

   小说里有关温斯顿工作的描写就是对此最好的证明。工作是温斯顿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有时就像钻进了一个十分困难复杂的数学问题一样。比如,某一次富裕部预测本季度的产量是一亿四千五百万双,至于实际产量提出来的数字,是六千二百万双。但是温斯顿在重新改写预测时把数字减到五千七百万双,以便可以像通常那样声称超额完成了计划。而事实却是,很有可能一双鞋子都没有生产。更可能的是,没有人知道究竟生产了多少双,更没有人关心这件事,大洋国里有近一半的人口在打赤脚。每种事实的记录都是这样,不论大小。一切都消失在一个影子世界里,最后甚至连今年是哪一年都弄不清楚。不言而喻,大洋国的“科学”神话不过是用一个谎话代替另一个谎话,大部分材料与实际世界里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关系,甚至连赤裸裸的谎言中所具备的那种关系也没有。“原来的统计数字固然荒诞不经,改正以后也同样荒诞不经。”①39“新话”的存在更是权力集团企图阉割“科学”的极端手段,它旨在扼制人们的思想,阻止人们思考,因为“词汇逐年减少,意识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小”①49。

  

四、变质的“科学”


   美国后现代哲学家格里芬(David R.Griffin)曾说:“科学以试图解放人类的美好愿望开始,却可能以对人类造成毁灭性的结局而告终。”[7]尽管科学破除了迷信,但也带来了科学的极权主义,人们追求和崇尚科学,以至于把科学推上了巅峰,却不知科学早已被统治者操控,变成他们施展自己野心的工具,而希特勒政权就是这样一个例子,科学的极权并未引导人们走向“乌托邦”,反而走向了“雾托邦”[8]。在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中,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变质的科学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其中,最为严重、最为突出的问题,即本为自然法则的伦理关系遭到无情的蹂躏与破坏。

   家庭中亲子伦理关系的扭曲与变形是变质的科学直接导致的恶果之一。作为孩童的玩具,一种插在钥匙孔里的耳机,竟成为子女监视亲生父母的武器,以至于“三十岁以上惧怕自己的孩子几乎是很普遍的事”①24。于是,在高科技的鼎力支撑下,每星期《泰晤士报》总有消息报道有个偷听父母讲话的小密探—— 一般都称为“小英雄”——偷听到父母的一些见不得人的话,向思想警察作了揭发。此外,人类正常的生儿育女也意欲用人工授精的方法代替,并由公家抚养。因此,两性关系在大洋国完全受到遏制,“性交被看成一种令人恶心的小手术,像灌肠一样……像少年反性同盟这样组织提倡两性完全过独身生活”①61通过这些骇人听闻的事实,奥威尔向读者传达出:科学本是为了服务社会,服务人类,如今却反过来,成为消解和颠覆家庭存在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遏制人性甚至泯灭人性的工具。可悲的是,身处大洋国的人们却并没有意识到一点。像派逊斯这样的“良民”对孩童的新式玩具如是评价:“我的小姑娘那天晚上带回来一个,插在我们起居室的门上,说听到的声音比直接从钥匙孔听到的大一倍。不过,当然喽,这不过是一种玩具。不过,这个主意倒是不错。”①58而温斯顿的妻子凯瑟琳也同样如此,她甚至把两性关系看作是“对党的义务”,因为党只承认结婚后的两性关系,对于其它一概奉行“禁欲主义”。可事实上,禁欲主义的内在原因,是性生活的剥夺能造成歇斯底里,从而促使公民将性受挫转移到对党的敌人的强烈反对和对大哥的狂热崇拜。根据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观点,性是个人主义的终极目标,也是情感和身体愉悦的最终代表,对性的压制意味着对人性的遏制[9]。在奥威尔的笔下,“科学”俨然成为为极权主义服务的刽子手,大洋国借助“科学”打破家庭,压制个性以及人性,人们失去了个人感情,失去了爱情,甚至失去了痛苦的感觉,变得麻木不仁,最可怕的是失去了独立思考的权利。

   而现代科学的另一恶果,则使人类丧失了自省和同情的能力与欲望。小说中通过温斯顿的日记细致地讲述了一段有关人们看电影的场景。一艘装满难民的船在地中海某处遭到空袭,观众看到一个大胖子想要逃脱追他的直升机的镜头,起初只看到他像一头海豚一样在水里浮着,后来通过直升飞机的瞄准器看到他,只见他全身满是枪眼,四周的海水都染红了,突然他开始下沉,好像枪眼里吸进了海水一样。正是这样一个本该令人战栗、令人悲痛和令人同情的画面,结果却是,“(他)下沉的时候观众笑着叫好”①9。显然,这是作者对科学腐蚀之下“非人”的人类观众的反讽,也是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单向度的人》中所论及的核心观点“异化”,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把人们引向一个“异化的更进一步的阶段”,被异化的主体完全湮没在被异化了的存在当中,在这个阶段里,社会是一个“单向度的社会”,思想是一种“单向度的思想”,而人则是一种“单向度的人”[10]。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而科学的纯洁光辉也仿佛只能在愚昧无事的黑暗背景上闪耀。”[11]由此可见,奥威尔对于科学的批判,更准确地说,是变质的科学之批判,鞭辟入里,而深刻有力。

   在《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一书中,霍克海默(M.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将“社会批判理论”作为社会哲学的理论基础,对以培根为集大成者的西方的启蒙运动、特别是启蒙所鼓吹的理性本身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认为人类破除迷信的科学技术最终走向了对科学技术的迷信。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则运用文学的形式,清楚揭示了科学主义对社会和文明带来的负面效应,尤其当科学遇上别有用心者,科学的神话亦将跟着蜕变成科学的极权主义。如同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所言:“科学对于伦理来说,属于中立的一种智力工作,所以科学的不断发达究竟会带来怎样的结果,若用伦理上善恶的概念来说,就在于科学是被善用还是被恶用。”[12]作为一部世界经典的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的虚构化表达,不仅使作者以文学形式介入现实世界“言说”科学得以可能,更促使读者作为人类的身份“延伸”了自己,引发后者有关长期生存和长远发展的深层思考。

   ①小说相关引文出自:乔治·奥威尔著,《一九八四》(汉英对照),董乐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为满足行文需要标点有所改动。

   ②此处卡逊关于“科学”与“文学”之间关系的论述,是她作品《我们周围的海洋》(The Sea Around Us)获得美国国家科技图书奖时,于颁奖仪式上所发表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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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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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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