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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彦弘:记何龄修先生

更新时间:2019-02-06 22:29:33
作者: 孟彦弘 (进入专栏)  
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出过点校本,都已难得一见。一次,何先生问我有无此书,我说此书不易见,未能购置。他说,作唐史研究,怎么能没有这部书呢。下次上班,他送我一部。他的这部书是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七年印的《万有文库》本道林纸原版,有他购书时的题记:“一九五九、六、七,地安门中国书店。”此次赠我,又特加题记,称:“此书闲置近四十年,殊为可惜,今奉赠艳红弟存用,得其主矣。何龄修思冯甫,一九九六、四。”直到2004年4月,我才在灯市口中国书店遇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点校本。

  

   “文革”刚结束,何先生返乡时,受领导指示,顺道了解《长江日报》报道的王素先生自学的情况。那时的王素先生想治明清史,于是何先生送了他一部道林纸本的《明史纪事本末》。后来王素先生考入武大历史系,随唐长孺先生治魏晋史,因专业不同,两人来往才渐少了。王素先生曾将自己撰著的《三省制略论》(齐鲁书社,1986)呈送何先生。此书印数仅1300册,且已印行十年,极不易得。一次何先生跟我聊王素先生早年的事,我便提及此书,称极不易见;何先生鉴于我学习唐史,便将此书慨然转送,并写道“转奉孟艳红弟存用,一九九六、五、三”。

  

   三联书店委托何先生编集《孟心史学记》时,他让我从孟森先生的论著中收集一些“治史语录”,从其他一些学人的忆旧或日记中摘编“关于孟森先生的杂忆杂评”。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从《郑孝胥日记》、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等书中找到了一些学界尚存争议的有关孟森先生生卒年的资料。何先生知道后,立刻嘱我写成按语,争取将此事讲清楚。我以按语较长,附入似有不伦为虑;何先生说,“要写出来,你花了功夫,不能淹没你的工作”。他还在是书《编后记》中大费笔墨,强调我所作的点滴工作。其实,这项工作的发凡起例,完全是何先生;我只是他的指导下,按图索骥,做了一些力气活而已。

  

   何先生曾对说: “人都有浅薄之处,表现不同而已。”何先生不是圣人,但我总觉得,何先生是一位不大计较名利得失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正直的学者。在中国社科院这样的单位,这样的学者尤不多见。

  

   编纂“大清史”,是通过两会代表提案的方式被提出来的。这个提案被转至历史所,要求历史所研究并提出处理意见上报,以答复提案委员。我记得历史所学术委员会为此专门召开会议,进行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没有否决该提案。但当时是有不少人明确反对的,何先生是反对最力者之一。此后“大清史”项目上马,据说主事者中一位何先生的朋友,曾几次请他出席相关论证会议,何先生都以自己反对此项目而婉拒;主事者称,“您来参加,就谈您的反对意见”(大意),但他还是没有参加。后来他应张玉兴先生之邀,审读了张先生所撰书稿;又应同事老友王戎笙先生之邀,帮王先生撰写了两条人物研究的概况。参与编纂“大清史”工作可获不菲津贴,了解何先生生活的人大概会知道,不积极参与这些工作,对何先生来说意味着什么吧。

  

   无论是学术问题,还是学术活动,他都是少见的能坚持原则的学者。对清史室的维护、对《清史论丛》的维护,对清兵入关、李自成结局的争论,等等,他都从不骑墙、不含糊、不抹稀泥。

  

   近二十年来,他在所里交往最多的年轻人,我是一个。我听他的谈话最多;无论是为人还是作研究,潜移默化,受他的影响最大,受他的提携和关照更不在话下。遗憾的是,我没有认真随他研习明清史,对他所研究的时代和题目,我懂得很少,因此我无资格来谈论他的学问和贡献(大概亲炙何先生之教多年的杨海英兄最有资格来说吧)。我只是想用这样语无伦次的简短的篇幅,谨为何先生八十岁寿!

  

   谨记于2013年,暑中。2014年5月修订

  

   题外的话:

  

   小文原刊《清史论丛》2014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这本以书代刊的出版物是杨向奎先生倡议,王戎笙、何龄修、郭松义、李世愉等几代清史室同仁付出了许多心血办起来的。自1979年创办以来,已出版了28本。前八辑由中华书局出版,后因经费紧张,台湾大学陈荣捷先生及辽宁古籍出版社资助,又出版了5辑。第14辑,改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第15辑以后,则在李世愉等先生的奔走下,改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基本保证了每年出版一辑。最近则在学科建设经费的补贴下,彻底解决了出版费用问题。

  

   在创办《清史论丛》的同时,还创办过一本《清史研究通讯》,后转给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主办,这就是现在的《清史研究》。目前,随着创新工程的实施,中国社科院又通过了新的学术考核标准,规定进入创新工程者,必须每年在核心期刊发表一篇论文。当然,核心期刊有一个名单;这其中有人民大学清史所主办的《清史研究》,而没有社科院清史室主办的这份《清史论丛》。二者的区别,不过是前者有刊号,后者无刊号而已。按照这一考核办法,清史室的同仁,就不能再给本所本室主办的《清史论丛》投稿,而只能给人大主办的《清史研究》投稿,这不是自己的专家学者,在给外单位及其所主办的杂志工作吗?这实在有些对不起苦苦支撑这个刊物、不致使她夭折的编者和作者。在全社会对学术量化管理多所批评、据说教育部已明确对量化考核要进行反省的今天,中国社科院却要“迎头补课”,真是匪夷所思。其实,学术刊物的重要,是因为它发表过的文章重要,是文章影响了刊物的重要与否,而不能反过来,认定刊物是核心,所以刊发的文章就重要。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吧。

  

   谨借此小文,向《清史论丛》及其编者、作者致敬。

  

2014年2月24日

  

   (本文摘自《不够专业》,孟彦弘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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