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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彦弘:“解放”前后的顾颉刚

——大变动时代个人的出处与选择

更新时间:2019-02-06 20:29:25
作者: 孟彦弘 (进入专栏)  
予不知圣陶指何事言。……年来彼参加民主同盟,翘然为左翼分子,而我厌倦政治,闭门谢客,大约彼以为我不与合流即为开倒车。(6/382)

  

   1949年3月26日:

  

   靳君言,在南京闻人言,中共广播,招予前往。干戈之世岂能谈文教,予即往亦为点缀品耳,且为骂作投机分子。隐居沪市,整理旧作,此真实之贡献也。(6/435)

  

   这最能反映顾颉刚作为旧道德下文人学者对政治的态度、对新政权的态度。而为大中国计,他也不能率然北上。5月11日:

  

   诚安告我,其友听共党广播,招我前往。可知靳君所述确有此事。然战事中如何提倡文化事业,予即前往亦不过作花瓶式之点缀耳。君匋为大中国前途,极劝我行,而静秋则尼之。予恐予一前往,上海之公司便为汤恩伯封门也。(6/455-456)

  

   1949年6月30日附7月9日的记事:

  

   擎宇等自北平归,为述北平友人语,予如再不前往,即被疑为不合作。

  

   1949年7月11日:

  

   报载北平成立新史学研究会,在南方之伯祥、寿彝皆在,而无予名,予其为新贵所排摈矣。……数月前,君匋亟劝予赴港转平,予以静秋之阻未能应,若予先解放而往,当不至如此也。(6/485)

  

   所谓“赴港转平”,正是许多民主人士北上,参加中共主持的新政协之路。这是一个有力的政治表态,表示抛弃国民党,投入共产党。虽然顾颉刚说“若予先解放而往”,归于其妻张静秋的阻止,其实我们从他一系列的行为来看,他是要选择“超然”的。在上引1949年12月28日的补记,顾颉刚还说到顾廷龙转郑振铎的话,说“转告颉刚,不必东跑西走,左倾历史学家甚敬重他”,“彼固以为予可以不行者也”(6/397)。在叶圣陶看来,顾颉刚不应该不主动接近新政权;在郑振铎看来,顾颉刚不必逃走;在顾颉刚看来,研究学问、整理论著才是根本中的根本,既然不是非走不可,那便听天由命。

  

   他不愿与新政权接近,但对与旧政权走得过密的人,也不以为然。这从他对胡适、钱穆等人的态度可以看出。1949年1月17日,叶揆初设宴,胡适参加。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

  

   适之先生南来,一举一动皆为报纸材料,日报记之,杂志詈之。予劝先生,勿至南京,免入是非之窝。……当国民党盛时,未尝与共安乐,今当倒坏,乃欲与同患难,结果国民党仍无救,而先生之令名隳矣。(6/406)

  

   1月27日:

  

   中共发表第二次战犯名单,胡适之先生在焉。平日为国民党排击,今日乃殉国民党之葬,太不值得。(6/410)

  

   5月16日:

  

   钱穆与张其昀在广州参加反共组织,有演讲,此君亦参加政治矣。(6/458)

  

   特别是对钱穆的态度,可以看出他跟国共都要保持距离的态度。

  

   国共内战,他对国共两党都无好感。这在1948年12月16日的《日记》中表达得最为明确:

  

   静秋出外,闻将谈和,归而述之,一室皆喜。实在,人心并不倾向共产党(徐德荣且表示,如共军来,彼将跳江),而厌恶国民党太甚,国民党已失尽人心,故亟望其交出政权。(6/390)

  

   国民党烂透了,应该交出政权。李宗仁组阁,命何应钦为行政院长,顾颉刚在1949年3月12日的《日记》中说:

  

   李德邻任何应钦为行政院长矣,此又一贪污大家也。特以其人八面玲珑,故未预于四大豪门之列,实则其财产绝不在四大豪门之下,而杀壮丁之罪尤重。此人执政而谓有希望,吾不信也。(6/430)

  

   对国民党在崩败前夕的负隅顽抗、滥捕滥杀,更是厌恶。1949年4月26日:

  

   此间学校我师生被捕者数百人,多停课。绍虞以不在教授会,亦列入,已躲避。周谷城被捕。不期途穷日暮,又复倒行逆施。(6/448)

  

   5月6日:

  

   闻蒋、翁在吴淞口兵舰上,仍主抵抗。然共党广播,将以水雷封锁江口,陆路既断,若水路再断,则此驻沪十七个军将如何撤退?又闻共军将攻广州,则上海或暂不来。然此间生产停顿,经济无来源,物价益高,人民将如何生活乎!(6/453)

  

   5月12日:

  

   孙文主义革命同盟陈惕庐、朱大同、张达生等五人枪决,此皆国民党中之进步分子也,而死于汤恩伯。(6/456)

  

   5月13日:

  

   今日炮声渐迫渐密,终日未停。闻南翔已失,枫泾亦陷,而蒋在沪,调台湾军三十万来,已到十万,主坚守。噫,我辈之生命财产作蒋之殉葬品乎!是何其勇于为独夫也!(6/456)

  

   5月17日:

  

   蒋仍在吴淞口外军舰上,迫汤以死守。汤亦无法,闻已作牺牲计。国军在此仅卅万人,共军则有百馀万,国军有炮五十一门,共军则有千馀门,势不可敌。在此情形下,蒋犹要死守而不计人民,若唯恐人民对国民党犹留丝毫好感者,其愚真不可及也。(6/458)

  

   5月25日:

  

   今晨起身,家人传言,共军已于上午四时由兴国路进市区,解放矣!……自本月五日闻炮声,至今日解放止,战事凡历二十天。昨共军沿铁路至西站,天黑乃来,闻有内应。蒋要打一硬仗给外国看,结果打不成,所谓“兵败如山倒”也。此君“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惟苦了万千老百姓耳。(6/462)

  

   国民党退出上海,仍不时派飞机前来轰炸,以及大势已去仍持续作战,丝毫不顾及人民生命财产,他对此都很不满。6月10日:

  

   闻白崇禧在长沙得大胜,林彪所率三师为其消灭。然此局部之胜利必不能挽回大局。则徒然使人民延长痛苦而已!(6/471)

  

   6月13日:

  

   闻蒋方飞机投下传单,谓十五日来上海炸。此人倒行逆施如此,安得不败!(6/472)

  

   7月4日:

  

   八时半,敌机来袭,闻系龙华站。蒋氏真流氓行径!此所谓“损人不利己”也。(6/481)

  

   10月15日:

  

   前日下午二时,蒋机来炸十六铺,死卅馀人,伤七十人。今日上午十时,又来炸数次,声甚巨,览报,悉又是十六铺一带。有本领,应到前线去,或收复失地,现在尽作损人不利己之事,以老百姓生命为儿戏,岂英雄耶!(6/534)

  

   1950年3月1日:

  

   传蒋介石今日在台湾复总统职,故飞机不来。此君真厚颜!(6/603)

  

   可以说,他对国两党的争伐,是完全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本着的是尽量减少国民伤亡痛苦的原则。在他眼里,没有“解放”,只有国共内战与政权易手。大概在他看来,国共易手,跟选举政治下的两党轮替差不多,只是一个是通过选举,一个是通过武力罢了。

  

三 对出版社的经营及生活的重负


   解放前后,他赖以维生的主要职业,是经营出版社。这实际是他抗战期间生活的继续。他是大中国图书局的总经理,同时还是亚光和人间社的股东,主要是负责它们的图书编辑业务,实际经营则是丁君匋等人。随着解放,作为工商业者,顾颉刚真切地体会到了一般书斋中的学者所不能体会的新政权对工商业的打压。随着新政权对出版业控制的越来越紧,他意识到公私合营甚至只存公营而不充许私营已成定数,于是决定了放弃经营,进入“体制”。

  

   《日记》1949年7月2日:

  

   与局中人谈,……如时局不好,则将维持不下。又谓前印教科书,今年秋销如无办法,则便搁浅矣。闻此愁绝,予家之经济基础又动摇矣。(6/481)

  

   6月30日末,附有他7月9日的记事:

  

   上海新华书店召集书业界商谈教科书事,大中国竟未简招,或以本局得第一号执照,疑与朱家骅有关,或以予曾任国大代表,疑与国民党有关,均未可知。要之,予如不到北平一次,谒见中共最高当局,本局前途亦殊不利矣。因定八月初赴平,与毛主席商出版通俗读物事,君匋、振宇偕行,并筹设办事处于琉璃厂,俾将本局出版地图,乘新政府未正式成立时速在平津及东北销尽,庶本局在风雨飘摇中尚得存在也。

  

   8月,他有北平之行,“以将及秋销,可做一笔生意也”(6/505)。到北平后,他除托范文澜将大中国所出地图、地球仪等转交毛泽东,以期得到最高当局首肯外,主要是与主管出版的胡愈之进行了接触,想继续出版他一手创刊的在史学界有相当影响的历史地理专业刊物《禹贡》。9月10日:

  

   与君匋到仲沄处,送地球仪及地图,讬其转达毛主席。……今日(胡)愈之来,谈两事。一,希望大中国编辑部迁北平,俾可助《新华月报》画地图。二,《禹贡》杂志可由新华书店续出,并可由新华付稿费及编辑费。此两事如能成,均极好,此两团体便皆能欣欣向荣,使学术工作逐渐推进矣。(5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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