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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彦弘:“解放”前后的顾颉刚

——大变动时代个人的出处与选择

更新时间:2019-02-06 20:29:25
作者: 孟彦弘 (进入专栏)  

   今日见陈校长,说明数事:一、本年请假,明秋到校。二、到校后专任研究部职。三、请校中给我容纳十二人之住屋及书籍五万册之书库。四、经济问题由卖古物作补助,不再兼他处职务。承其见许。倘此后真能作学术研究耶?(7/285)[8]

  

   1954年奉调入京,即以复旦教授的名义,就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专任研究员的。

  

二  面对“解放”:“超然”的政治态度


   面对内战,顾颉刚不可能置身事外,但他对形势缺乏一个清晰的判断,他不知道中共会那么迅速地实现“解放”;解放了,蒋军不时骚扰,他不胜其烦。解放前,他对国民党的贪腐很不满,对共产党并不真了解;解放后,对共产党的一系列作法很不满,特别是他作为工商业者,对工商业的环境恶化更为不满,同时也对国民党飞机骚扰很厌恶。可以说,他对国共两党都没有好感。同时,抗战胜利以后,他的人规划也使他对政治产生疏离,他想保持一种超然。更重要的,他受的现代教育,使他认为国共内战以致政权易手,与选举政治下的政党轮替无大区分。但面对变局,他也有过恐慌,其妻张静秋对中共的恐慌更甚,他们想退到广州,甚至想到远赴台湾任教,但最终他们没有成行。

  

   1948年6月17日至12月7日,他赴兰州讲学。其时国共正在进行淮海战役。《日记》1948年9月7日:

  

   报载东欧共产阵线面临崩溃危机,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均展开反共。果能使史太林以倒坠,三次大战当不致爆发。我辈尚有安定读书之望。(6/340)

  

   安定读书之望,系于斯大林倒台、三次世界大战的不爆发,全然没有意识到身边的内战?在《日记》1948年末,有他1949年12月补记于此的一段话,对当时的境状有一个总述:

  

   自徐州陷,京沪人心恐慌,静秋作逃难计,逼我东返。归日商量行止,定赴广州,以练青来信,谓吴敬轩所办文化学院可聘予夫妇任职也。因此,予乃自荐于中山大学,得可贵民之允,已将聘书寄来。……原静秋之所以必欲逃者,盖以共军所至,辄将男、女、小孩分开,恐一家人将从此不得见面,故宁可到外吃苦。……共产主义固为迟早必实现之政治,惟恐初来时狂风暴雨,使最爱之人活生生的诀别,故尚以远走为宜。(苏联欲改造社会,要把自然的爱取消,易以理智下之秩序,终恐逆天而行,于事无济,徒令当此狂风暴雨中之人们痛苦而已。)日前绍虞来,谓萧正谊君在台湾办东方大学,招我同行,因允之。前途演变,不知如何。起潜叔来,述郑振铎君言,谓“转告颉刚,不必东跑西走,左倾历史家甚敬重他”,彼固以为予可以不行者也。在此大时代中,个人有如失舵之小舟漂流于大洋,吉凶利害,自己哪能作主,惟有之听之于天而已。卅八,十二,廿八记。(6/396-397)

  

   1948年12月23日:“郭绍虞夫妇来,邀往台湾东方大学。”(6/392)。1949年3月14日:“写吴敬轩信,辞文化大学文学院长聘。……敬轩来三函,邀予任文化大学文学院长,此校为彼只手所创,在黄花冈。予以迁家良难,辞之。”(6/430-431)4月,辛树帜劝他到兰州大学任教,《日记》4月22日:

  

   树帜极劝予到兰大,谓共党世界使人窒息,无我辈容足地也。归与静秋商之。渠谓我在此间自是不妥,然一家之迁甚难,一是力不足,在此已穷,易一地则更穷。一是放不掉孩子,此三孩要一个人管,太劳苦,欲分几人管,则何能带人至西北。因与树帜言之,渠谓西北既不便去,不如往广州,因路费较省,物件可多带,人也可多去几个也。(6/446)

  

   虽然说“不如往广州”,但次日4月23日:“九时半,车至,送树帜上车。予归家,与静秋商赴粤事。……靳太太来,谈南京陷落事。……下午靳太太得息,南京已陷。旋德辉打电话来,则无锡亦失。何事之遽也。” (6/447)上海周边相继为中共所占,这离上海“解放”已为时不远了。

  

   虽然曾有过这样种种的准备,虽然对政权的易手后的情形充满着不确定性,但至少他没有认为自己非走不可。他与大部分中国人一样,更多的,是期盼着战事的结束,《日记》所述可见一斑:

  

   1948年12月15日:

  

   北平为林彪军所围,炮弹落至清华、燕京两校。适之先生由政府派专机前往迎至南京。(6/389)

  

   12月17日:

  

   今日览报,则昨所闻的和谈乃是谣言。蒋氏尚想硬干到底,其如人已失何!(6/390)

  

   12月21日:

  

   报载孙科主张“光荣和平”,即主和谈。又传周恩来已到京。现在国人所望者惟和,惟和可以喘一口气,假使和谈能成,必放鞭炮矣。观津浦路战事迄呈胶著状态,似共军亦有意求和也。(6/391)

  

   1949年1月4日:

  

   报上消息,和谈渐有希望,实在国共两方实力均不足,停战旬馀矣。(6/401)

  

   1月26日:

  

   和谈似无望,共党则拖,国民党则南迁备战。上海现在驻兵太多,如果撤守,恐不免抢劫。(6/410)

  

   1月28日:

  

   日来和议难成,战谣又作,虹口、闸北两区军队日多,诚恐退出时被抢,故将箱笼九口寄存纬宇及起潜叔两家,备万一也。(6/410-411)

  

   2月10日:

  

   共产党关闭和谈之门,国民党又唱备战之论。哀我人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其何以堪之!(6/418)

  

   2月12日:

  

   共党有于本月底开和议说,声言在和谈未破裂前不攻京沪。(6/419)

  

   3月27日:

  

   中共已定四月一日在北平开和谈,群料双方无和平诚意,徒然拖宕耳。(6/435)

  

   4月20日:

  

   和谈恐将决裂,沿江战事又作,南京闻炮声,京沪线恐断。(6/445)

  

   在国共双方举行生死大战时,顾颉刚一边经营着大中国书局的出版事宜,一边准备着编印他的文集,并且按部就班,点读古书,计划着他将来的研究内容。《日记》1949年1月8日:

  

   起潜叔为予油印文稿,拟将《西北考察日记》先交之,第二种为《浪口村随笔》,第三种为陇西文稿,第四种为滇蜀文存。第五种为宝树园杂记,第六种为西南流寓日记。此后工作目标,1.治经学。2.作古史。3.编辑全集。4.编历史故事丛书。(6/403)

  

   3月5日:

  

   起潜叔云,一张毛边纸(已开者)现价须二十元,蜡纸一筒七千元,故印予文集大成问题。(6/427)

  

   6月26日:

  

   为了合众图书馆肯替我印稿子,洪驾时君每星期来取稿,逼得我更无闲暇,初则失眠,今则肠胃不消化。(6/477)

  

   7月31日:

  

   本年自一月至七月,作文四十篇,以三十四篇入《浪口村随笔》,占该书四分之一(以篇幅论当为三分之一),在扰扰生活中得此成就亦良不易。(6/493)

  

   8月,他在《日记》1949年5月末补记道:

  

   自抗战起,予固不能作正常工作,然所写文字亦不少,约计之如下……共计一〇三万言至一一一万言,尚须工作一年方得清讫。不知此后一年能工作否? 卅八年八月记。

  

   8月6日:

  

   三四个月来,为编笔记忙,毛主席发表文告竟未细读,今日乃得纵观。(499页)

  

   11月30日:

  

   拟为古史综论一书,将《浪口村随笔》扩大,敷以系统,分为两编,一、史实编……二、史料编……为欲敷以系统,故他人成文亦可采入,总使人得到此书即得一整个见解。……此外笔记,凡不与古史相干者,则定为拾贝编。(6/554-555)

  

   政权更替在即,他念兹在兹的,仍是学术工作。

  

   这样的心态,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对政治的不介入,想置身事外。哪怕是国共内战这种可能需要人人站队的巨大变动,顾颉刚也不想介入,想保持“超然”。青岛山东大学被中共接管,主事的罗竹风、赵纪彬以及多年受他提携的学生杨向奎,请他赴山大任教。上海解放三个月后的1949年8月,顾与其妻商议后,仍决定拒绝。其妻兄张雁秋提出拒绝的理由,是顾应保持政治的“超然”。《日记》1949年8月10日:

  

   与雁秋、静秋商进止。……雁秋不欲予行,以予之社会地位为超然的,一往即无以保此超然也。与君匋等言之,则以为不可,嘱再考虑。(6/501)

  

   顾颉刚是有意与新政权保持一定的疏离。今天看来,这样的认识实在太幼稚,但这正反映出他们对中共的不真了解。丁君匋则从大中国的现实经营考虑,几次建议他与新政权接近。其实,在1948年底,他的这种态度就曾为其老友叶圣陶所指责。《日记》1948年11末,记有其12月23日的一段话:

  

静秋述赵公绂述圣陶评予之语,谓予近来“开倒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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