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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彦弘:《吏民田家莂》所录田地与汉晋间的民屯形式

更新时间:2019-02-06 18:19:35
作者: 孟彦弘 (进入专栏)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首次对长沙走马楼吴简进行了系统、大量的正式刊布[1]。这引起了学界的广泛重视。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中所涉及的许多问题进行的考释和推测,为我们进一步深入认识这批材料,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这批简所涉及的内容虽然很多,但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莂”中所登录的田地的性质;其他诸如赋税制度等问题以及对简本身的认识,都需要以解决这一问题为前提。只有把它放到汉晋间土地制度和耕作制度的变化中进行考察,才可能得到较为正确的理解。

  

一、《吏民田家莂》所登录田地臆测


   《吏民田家莂》详细登录了每个佃田者所佃的田地町数和总的亩数,以及根据其所登录的田地所应缴纳的租税、钱布。所登录的田地分作常限田和余力田两大类,每一类之下又分作旱田和熟田(熟田也称作定收田)两种。无论是常限田项下的旱田还是余力田项下的旱田,田家所纳钱布都相同;而同样是熟田,常限田项下熟田和余力田项下的熟田,所应缴纳的钱、布虽相同,但按亩缴纳的租税米却不同。

  

   从长沙吴简整理者公布的相关材料来看,《吏民田家莂》所登录的田地属官田性质[2]。既然是官田,就当然地被多数学者认定为官田出租,即它反映的是政府将官地租佃给吏民进行耕作,以收取地租钱物这样一种历史现象。这也是目前学界的主流意见[3]。但是,这些租佃官地的吏民,除承租官田外,还有没有自己的私田?如果有,这些私田为何没有登录?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他们是否有能力同时既承租官田又耕作私田(据“莂”中所录,有的田家的佃田数量相当多)?如果没有私田,数量如此之多的吏民为何要承租官田?——显然,用“官田出租”很难解释这些问题。

  

   既然是官田出租,这批“莂”也就当然被视作租佃契约[4]。但也有学者据其形制(《田家莂》比其他一般的简都要大,可以说是一种很特别的简),对此进行了反驳,认为当时的吏民与官府的契约关系还没有发展到这种程度。其次,从租税、钱物的缴纳量上看,虽然熟田较重,旱田较轻,但我们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还不足以说明所佃田地的性质[5]。

  

   因此,《田家莂》中所登录的田地虽属官田,但把它简单地理解成官田出租,恐怕不够全面,有欠准确。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一书的整理者将莂中出现的“佃田户主姓名”作了一“嘉禾吏民田家莂人名索引”[6]。列入索引的佃田户主共有1700人左右,其中当然不排除同名同姓的情况,但据蒋福亚的统计,姓名、地点、身份完全相同者共有9例[7];可见同名同姓而为同一人者,数量很少。同时,按照整理者的编号,嘉禾四年田家莂共有782号,五年共有1269号,无年份标识的有90号,三者共计2141号;有些残片虽然不能判明其是不是一户佃田者,但比“人名索引”多出三百多号。从这两个因素来考虑,“人名索引”所登录的1700多户,基本可以视作已经发现的吏民田家莂中的佃田户数。嘉禾四年田家莂的前面有一支都莂,作“南乡谨列嘉禾四年吏民田家别顷亩旱熟收米钱布付授吏姓名年月都莂”〔四·一〕,说明以下所列是临湘侯国(县)所属南乡的佃田收入。虽然嘉禾五年没有这样的都莂,但从莂上田户曹核校者与四年大致相同,以及这批简都同出一地等情况来看,这些简应该都属临湘侯(县)下的某乡(由于五年田家莂中所列各简均无标明乡贯的“都莂”,因此这些登录的田家应当同属一乡)。另外,整理者通过对嘉禾四年、五年莂中所出现的丘名的比较,指出“走马楼出土的嘉禾吏民田家莂不是某个乡的田家莂的全部,而只是其中之一部分”[8]。这一认识是很正确的。

  

   关于孙吴嘉禾时期长沙郡临湘县的户口数,未见明确记载;我们只能根据其他相关情况加以推测。《续汉书·郡国志四·长沙郡》、《宋书·州郡志三·湘州·长沙内史》都对长沙的属县、户数有所记载,但无论是所辖地域,还是所管户数,都与孙吴时期的情况相距较大;与孙吴长沙的辖区最为接近的,是西晋时期。将《晋书·地理志下·荆州长沙郡》与《三国郡县表附考证·荆州长沙郡》以及《中国历史地图集·三国西晋时期》的孙吴与西晋“荆州幅·长沙郡”两两比较,即可看出这一点[9]。西晋长沙郡“统县十,户三万三千”[10];孙吴嘉禾年间长沙郡所领县数与西晋长沙郡所领县数或许有差别,但实际辖区及其户数,相差不会太大。如此,则临湘县作为长沙郡的治所县,我们估计其所领户数在三千至五千之间,大概不会过于离谱。晋的郡设置职吏、散吏的数目,以五千户、万户为标准;县则以三百户、五百户、千户、千五百户、三千户为标准。县下所置之乡,以五百户(一乡)、三千户(二乡)、五千户(三乡)、万户(四乡)为标准[11]。从以上划分等级的标准,可知在长期分裂、征战之余,西晋一般郡、县所领户数实在有限。这也可以佐证,我们估计临湘县户数在三千至五千之间,不会偏低。

  

   一个拥有三至五千户的县,其佃田之家至少已有一千七百余户,占全县户数的一半或三分之一。而在大乱之后,地多人少,西晋政府曾采取种种措施,督促民户力农耕作。在这种情况下,田家似乎不必再从自己的耕种田之外,向政府租种田地。同时,从吏民田家莂中所登录的田家佃田数量来看,有许多田家的佃田量相当大;他们恐怕在耕种自己的田地之外,未必有能力再向政府租佃田地。

  

   有鉴于此,我认为《嘉禾吏民田家莂》所反映的经营方式,不是我们所熟知的,像汉代那样的官田租佃。《田家莂》中对田地以及不同田地所应承担的不同的租税米及钱布的详细登录,反映了官府对田地的管理方式,但其主要目的不是田地而是租税米、钱布的征缴。这种方式就是官府组织民众进行耕种的一种方式[12]。它是官府以“募”——提供给田家以一定的优待——为前提,动员、鼓励民众迁至官府需要开垦的地方(这些地方往往有大片的抛荒地,同时在政治、军事方面又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根据各家丁口的实际情况,将这些抛荒地按一定的好坏程度,搭配分授给田家;并以这样的田地分配登记为基础,向田家征收租税、钱布。当然,这一过程一定会带有强制性。这种耕作方式,也应当是民屯的一种方式,虽然它与我们以往通过文献而熟知的这一时期的屯田有着很大的差别[13]。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第二部分予以详述。

  

   既然明确标明是“吏民”,则排除了军屯的可能性,应属民屯。同时,各户的佃田数量差别很大,而且各人所佃田地又非常分散(每人所佃之地大多分成若干町);这与我们所熟知的这一时期的民屯情况也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有必要对《嘉禾吏民田家莂》所涉及的许多具体问题作一些推测和考释,以期于能从整体上对这些问题有所认识和把握。

  

   吏民田家莂中所登录的土地原本是官府的土地。之所以会出现大面积的官地,与汉末的战乱有直接关系。司马朗在作曹操的丞相主簿时,主张复井田,其理由是“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业,难中夺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宜及此时复之”[14]。他虽然说的是北方的情况,但“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即将无主之田视作公田的做法在当时却具有普遍性;直到隋唐实施均田制时,无主荒地和死绝户的田地仍被视作公田,可任人“射”,即要求被授予。三国时期在实施屯田时,其田地来源也主要是这些因无主而被视作公田的田地。

  

   二年常限田和余力田都是屯田民从官府“领”得的田地[15]。募民或率民屯田具有组织性(不论其组织机构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如何)。在田家领地时,不同地力的田地要大致均匀搭配,所以在吏民田家莂中所登录的各人所佃的田地都较为分散。应募前来的田家,会得到相应的优惠条件,这表现在,第一,把田家所领得的田地分成两部分,常限田是按照耕种官地的规定,征收租税较重,即亩纳一斛二斗;另外一部分田地以余力田为名,大大减轻其租税负担,只纳其常限田的三分之一。第二,田家所领的熟田和旱田也要大致搭配。这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旱田的地力不如熟田,另一方面旱田的缴纳物要远远低于熟田。

  

   此处的“旱田”本作暵田或熯田,是相对于稻田而言的,也就是与水田相对举的陆田。司马芝在曹魏明帝作大司农时,上奏称:“夫农之事田,自正月耕种,耘锄条桑,耕熯种麦,获刈筑场,十月乃毕。” [16]傅玄在晋武帝泰始时上便宜五事,其一曰:“耕夫务多种而耕暵不熟,徒丧功力而无收。” [17]司马芝、傅玄所说的都是曹魏和西晋初年所控制的北方地区的情形。《说文解字·日部》:“暵,干也。耕暴田曰暵。”段玉裁注曰:“暴田曰暵,因之耕暴田曰暵。”并引《齐民要术·论耕》为证[18]。暵、熯二字属“字有分见而实同者”[19]。所谓“耕熯”或“耕暵”,都是指旱地种植。而司马芝“耕熯种麦”,更是明确将“耕熯”与“种麦”联在一起,用以说明其所指旱地种植物是小麦。晋室南渡,局促于江南。太兴元年诏称:“徐、扬二州土宜三麦,可督令熯地,投秋下种,至夏而熟。” [20]江南扬州也是熯地种麦。西晋杜预在平吴之前,上书言陂之为害,称:“陂多则土薄水浅,潦不下润。故每有水雨,辄复横流,延及陆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陆种。臣计汉之户口,以验今之陂处,皆陆业也。” [21]这种将田地分作陆田与水田的方法,至唐犹然[22]。

  

   旱田收成也比稻田要差许多,但与遭受旱灾之田还是有本质区别的——为了给屯田民以优惠,于是就将暵(熯)田当作遭受旱灾之田来对待,所以在《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莂》中特别注明是因“旱败不收”,因此才不收田米、减纳钱布;并且在《嘉禾五年田家莂》中又特别标明“旱败不收布”、“旱田不收钱”。按照惯例,当发生灾害时,官府要根据受灾的程度,对灾民所应缴纳的钱物等予以不同程度的减少,乃至完全蠲免。这种把暵(熯)田作为临时出现旱灾的情况来处理的,就是为了以这种名目给屯田民以优免。当然,这样的优免恐怕有时间性,过若干年之后,这种田地就会完全当作正常的暵(熯)地或陆地来征纳钱物,而不再当成旱败不收之地。这就是在田家莂中没有标明暵(熯)地或陆田而标成“旱田”或“旱败不收”的原因。同时,这也说明这样的处理方式,具有临时性和地区性。

  

之所以要用旱败的名义来优免暵(熯)地或陆田,是由于这类田地确实很容易因旱而减收乃至不收,它们不仅更大程度地依赖于灌溉,而且灌溉与否对其收成的影响很大。西晋傅玄在其所上便宜之四中说道:“近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 [23]此处与“白田”对举的“水田”,并不是上述与陆田或暵(熯)田对举的稻田,二者其实都是陆田或暵(熯)田,“白田”是指没有灌溉保障的田地,而“水田”则是指有水源保障其灌溉的田地。江南这种田地一般在地势较高之处,既不易灌溉,却又极易受旱,同时其地力又比稻田要差。西晋杜预在上疏中就谈道:“臣辄思惟,今者水灾东南特剧,非但五稼不收,居业并损,下田所在停污,高地皆多硗塉。” [24]以旱田来指称暵(熯)地或陆田,实在是有道理的,这又不仅仅是将“旱”作为理由来优免了。也许,将暵(熯)地或陆田称作旱田,正是从这个时期、以上述理由为契机而开始变化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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