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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庆智:中国基层社会秩序变迁及其建构涵义

更新时间:2019-02-06 00:46:32
作者: 周庆智  
其各自的局限性都非常突出,无论从方法论上还是从学理上,两者都有自己的认识范式,这导致对同一历史现象的解析不可避免地成为两个平行线。这种情况,现在也没有多大改观。

  

   三、基层社会秩序的制度分析

  

   上述各种看法或认识范式,各自都认为能够解释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秩序,但事实上都是从不同的学科视角,用不同的分析概念,对基层社会秩序的不同侧面做出的解释。因此,从基层社会的立场和整体性视角出发,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研究的基础上,以构成社会秩序的制度、惯例和规则为分析维度,对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秩序结构做出重新检讨。

   以社会秩序的构成原则或规范来分析基层社会秩序,涉及基层权威的社会性来源,即社会势力怎样形成政治权威,以及政治权威怎样集聚和改变社会中的利益组合和势力关系。所以,分析单位就是权力或势力运行的模式——或称权威在社会中分布的制度化结构。这样的讨论在方法论上的意义,一方面把不同的权威模式看成是一种特别的组织或结构安排,它工作于促进社会利益的组织化,构成社会控制和服从的秩序。这个“结构秩序”假定政治和社会是连成一体的、互为建构的,形成一个权利分化后的整合秩序,是多个行动单位(个体、组织等)互动的结果,他们的同意、交换和交易构成合约秩序。结构秩序的假定,即认为由多边的输入和输出——多边力量的影响、参与和同意构成秩序;(17)另一方面,从本土背景出发,或者说,从本土历史文化上来理解和解释中国的基层社会秩序及其演化,以及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并且从社会秩序的建构原则或规范来讨论乡村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基础,(进而)从规范或规则所反映的社会关系(关系网络)来剖析基层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更有针对性和规范性意义。

   从上述概念和范畴出发,分析的重点是规则与秩序的关系,即什么样的规则会产生什么样的秩序,以及何者规则将产生社会整体秩序。秩序形成于规则,规则体现为惯例和制度,那么,抽象规则与整体秩序间,如何实现因果性的联系?哈耶克认为,所有社会型构的社会秩序不是生成的就是建构的:前者是指“自生自发的秩序”(spontaneous order),而后者则是指“组织”(organization)或者“人造的秩序”(a made order)(18)。这两种社会秩序构成规则的关键性区别在于,前者运用强制性权力或法律来达至秩序,后者是一般性规则,这个一般性规则有三个特征:其一,它把社会视为基于对于环境的有限知识之上的人之行为的结果,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即“自发的规则”;其二,那些在被共享的习俗的显现中自发进化的规则,可以被人们促使着探求去改进它们,即“改进的规则”;其三,自发的社会秩序是一些规则支配行为的秩序,即“设计的规则”。(19)换言之,人造社会秩序是一种权威秩序,自发社会秩序是一种自治秩序。就本文的任务来说,首先从构成基层社会秩序的合法性来源上,来展开以下的分析,亦即从基层社会秩序的构成原则或规则——除国家立法或法律外,人们在行动中普遍遵循但却尚未阐明的规则在社会演化过程中的功用和意义(20)——的角度,对基层社会秩序的结构进行制度分析。

   以上述对规则与秩序关系来看,传统的基层社会秩序,既有“自发秩序”的特征,比如“乡绅自治”所具有的宗族伦理规范的一般性原则含义,也有皇权体系的“组织秩序”特征,即运用强制性权力或法律来实施统治,比如传统基层社会秩序所反映的官民(以税赋和安全为核心)规制性互动(非覆盖)关系。传统基层社会包括“乡绅自治”依赖于传统、习俗、惯例等,当它们关系权利与义务的分配,关系彼此冲突之利益的调整,而具有了客观性的陈述和规定了用于裁判而有别于单纯的习惯之后,它就能够为民间社会提供秩序—一套地方性规范,(21)由此形成的一些基本规则为基层民众普遍遵行,并内化于日常生活行为当中。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民间)组织形式,包括乡绅阶层、宗族势力以及民间自发性结社,在乡村治理中实际承担了大量的地方公共事务,有效补充了国家行政职能在基层的“不力”。但另一个非常重要和关键性的特征是,传统国家与乡村社会具有同构性和同质性——即以宗法、丧服、宗庙等礼制,以亲亲、尊尊的差等秩序为原则,确立的君统与宗统之间的逻辑关联,因此,尽管国家的权力介入主要是赋税和安全,是一种“外部规则”(或法律)的介入,并且是常态,但在一定意义上讲,这种外部介入不必破坏或改变——是指以(政府)外部秩序对(民间)内部秩序的统合抑制和扼杀了基层社会内部的自发社会秩序的型构与扩展(22)——基层社会秩序,甚至积极借用基层社会组织力量比如乡绅或宗族力量。在此,(国家)外部秩序规则与(基层社会)内部秩序规则的界限是能够区别开来的,即国家和民间社会各自的支持体系不同,但后者从来都不是一个自主的和自足的地方性规范系统,它是在与其他规则或知识传统和社会制度的长期相互作用中逐渐形成的,实质上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秩序是建构在一种嵌入性的结构支持关系上。

   比如,家庭(宗族)是传统乡村社会关系结构的基本单元,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之上,同族同宗相聚而居可以视为乡村社会的基本表现形态,这种形态一直延续到清末直至当今。家族或宗族在基层公共关系和公共规则中的治理权能表现为:家族内部及家族之间民事纠纷的裁决、家族成员别籍异财事务的处决、家族成员轻微过错的处罚、宗族财产的处置(如设族田、建学校以供养本族贫困成员学习深造及参加科举考试)、乡约教化、家族祭祀事务的各项权能、族长的选举、协助政府管理赋税徭役的征收事务、推进资助乡村公共事业、保卫乡里,等等。因此,在基层社会关系结构上,可以把家族或宗族视为基层社会秩序的自组织形式。

   再比如,乡绅(亦称为士绅、绅士、绅等)是基层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是官民之间的中介,也是弥补传统国家“官治”不足的重要力量。乡绅在基层社会中发挥作用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它可以作为乡里的代表与官府沟通,向官府表达民意。史料记载,清末时期,华北泥井镇屠户拒绝交税,并与政府派出的收税人展开了抗税斗争,屠户罢市,最终造成无肉可买的局面。在此情形下,当地士绅出面干涉,并最终和政府达成协议。从某种层面上说,乡绅代表民众很多时候亦代表了其本人及本阶层的利益。其次,乡绅的作用还表现在乡里教化、社会福利救济、社会公共事业的创建、基层矛盾调解等方面。例如,清代官府批准的义葬、育婴堂等福利救济组织的经费和管理通常由士绅承担。在很多地方,士绅还负责修建管理常平仓,平时稳定农产品价格,灾荒时期救济灾民。因此,在形成基层公共关系和公共规则的位置上,可以把乡绅阶层视为基层社会的“准正式结构”,是皇权政治在基层的非正式制度形式。

   基于上述,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把传统的基层社会解释为一种“乡绅自治”,当然也不能解释为哈耶克意义上的“自发社会秩序”。因为,中国基层社会秩序的形成不能无视国家权威的“外部秩序”的嵌入性影响因素。事实上,一直存在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认为是不证自明的观点:之所以乡村社会有一个“自主性”的空间,是因为皇权的职能和能力不及所限。也就是说,乡绅自治或宗族自治的民间秩序之所以得以发展和成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家没有、不能也无意识提供一套民间日常生活所需的规则、机构和组织。同时,(结果是)乡绅自治或宗族自治组织和团体在政府之外形成自己的组织,追求自己的目标,制订自己的章程,以自己的方式约束和管理自己。(23)这种观察和解释是以西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作为视角,尤其是这种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又并非是建立在某种规则或规范比如法律基础之上,而是因为国家统治能力不足以覆盖基层社会秩序的结果。此类研究一直是从外部因素(国家)的作用来把基层社会解释为一种自治形态,但这种貌似合理的解释,与帝制(专制主义或王权主义)国家治理逻辑不符,与持这样观点的论者也自相矛盾,因为后者无法解释在乡村社会何以存在各种发达的制度化的社会控制组织和控制形式,比如保甲制及其他职役性基层组织。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可能是把儒家经典的理想型社会或区域性宗族活跃的社会形态,误以为是真实的基层社会图式,忽视了传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同质性、自洽性和政治伦理主义观念,即传统中国社会性质内在的政治伦理主义要求一个“政简刑清”或“无为而治”的官民共治关系。

   但这也并不是说,我们就能够把传统基层社会秩序反过来解释为一种编户齐民式的“吏民社会”,有自治特征的乡绅团体以及其他基层社会组织,无一例外地被国家的力量所窒息,出现类似于哈耶克所指称的那种“人造社会秩序”的一般结构和形态。这需要将问题的讨论回到传统中国国家性质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上来。

  

   四、基层社会秩序结构及社会与国家关系

  

   以比较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国家概念或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概念,始于清末渊源于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观念输入中国之后。与西方比较,梁启超认为中国从来没有以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的这样一种“国家”(state)观念,换句话说,中国有天下观念,国家不过与家族同为组成天下之一阶段,所以,中国是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概念,而不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概念,后者是与主权概念的发展结合在一起的。(24)在儒家的身—家—国—天下的认同系列之中,身(自我)、家(血缘宗法家族)和天下(以仁义为核心价值的道德秩序)是最重要的。梁漱溟指出“中国人心目中所有者,近则身家,远则天下,此外便多半轻忽了”,(25)被轻忽者,就是国家(王朝)。在保国与保天下之间,保天下是最重要的,“每个人要负责卫护的,既不是国家,亦不是种族,却是一种文化”。(26)概言之,在传统中国的身—家—国—天下的认同系列之中,国家与社会界限不清,社会与国家相浑融,国家消融于社会。

   梁治平在《清代习惯法》中提炼和概括出能够把传统国家与社会关系加以厘清和展开的几个基本范畴:即家—国—天下,公—私,官—民等基本概念范畴。关于家—国概念。“家”与“国”可以比之于“社会”与“国家”,但其关系并非如西方观念上的分别对立,家与国在构造原则上具有共同性,这种共同性最后抽象、统一于“天下”的概念。关于公—私概念,具有制度的意味,以此可以把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体制分为“公”与“私”两大系统,“公”、“私”的分别对立,可能被作为区分国家与社会的基准,以“公”、“私”观念为了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透视点,所能见到的恰好不是不同领域之间的截然分立,而是一种彼此渗透、互相转换的复杂关系。关于官—民概念。大体上讲,“官”代表国家,“民”代表社会,但用这对概念来描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需要考虑到其与国—家、公—私范畴具有概念上的对应性。因为,这三对基本概念或范畴,分别指涉传统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同侧面。(27)

   以上研究给下面的讨论的启示是:社会与国家具有互嵌性性质特征,即国家秩序规范(以国家法形式)与民间(基层)社会秩序规范(以习惯法形式)具有浑融和互渗的复杂关系,揭示了中国独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就传统中国的民间社会来说,既不是只受国家支配的非自立存在,也不是自立于国家之外的自我完善的秩序空间,而是通过共同秩序观念而与国家体制连接起来的连续体。换言之,在家—国—天下这一连续体上,所见到的那种统一性,其表现于制度,则是一种援礼入法、融法于俗、浑然无外、包罗万有的礼法秩序。(28)

从上述的分析中,以现在分析性概念为参照,即把传统中国社会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与源于西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概念做出比较,表明传统中国的秩序特征,其差异性如下:第一,社会与国家具有同构性,换言之,国家与社会在秩序规则上,具有互融性和同质性,所以,国家之外的社会并不存在,反之亦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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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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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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