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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彦弘:我的无趣的大学生活

更新时间:2019-02-05 13:41:18
作者: 孟彦弘 (进入专栏)  
我看不少人在抢购《管锥编》。我不知道这书到底有什么用,仍按原计划,除了买《四库全书总目》,还买了上海古籍小本红皮、用字典纸印的《中国丛书综录》,都打了八折。这些应该是我在低年级买书印象最为深刻的了。至于临近大学毕业,在北大三角地新华书店偶遇而跟沙老师借钱买下中华书局点校本廿四史全套,虽属豪举,且十分幸运(这套书其时已陆续重印,涨价至每本两元,而三角地这套,除两唐书之外,均是旧订价,每本约一元钱),但毕竟已是要读研究生了。

  

   今天想来,当时大家读通史时,专业热情最高的,就是上郑昌淦老师的先秦、秦汉史和知沙知老师隋唐史课的时候。另外,还有两门课,是大家觉得枯燥而我却比较爱上的。一门是王德元老师的《中国历史文选》,整整上了一年。王老师讲课略带口音,慢条斯理,之乎者也。一些文字学面的入门书,就是在王老师建议下买的,如《文字蒙求》、《经传释词》、《词诠》、《康熙字典》等。大一的暑假还把这本砖头厚的《康熙字典》背回家炫耀了一番。我于文字学完全是外行,却始终对古汉语语法、语词解释等抱有兴趣,这不能不归功于王老师的课。一门是何聪老师的史部目录学。她早年曾给邓广铭先生作过助手,编宋人文集分类索引,后来又参加了中华书局廿四史点校的工作,好像也是在《宋史》组。人大复校,据说是经郭影秋先生介绍,来历史系工作。我们上课,发有她自己编写油印的《中国史部目录学参考资料》。我有限的目录学的常识,都是从她这儿来的。学习期间,我还跟老太等同学到过她动物园附近的古脊椎动物所的住处。晚年她赴美定居,嘱咐女儿将她使用过并有多处点读、批校的科学出版社五十年代印刷的《四库提要辩证》送给了我。

  

   一位好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如果我们系里能多几位这样的老师,我们同学中从事专业教学与研究的人也许会更多一些吧。

  

   大家买了点书之后,问题也出现了,就是没地方放。正好学校在修邮局,于是同学们开始打施工所用的手脚架踏板的主意。那时应该是W经跟Y搞对象了吧,但W的木板却是我帮她去偷的。今天想来,也真是有些奇怪,这事怎么会轮到我呢?!不过,我当灯泡的事绝不止这一次。最大的一次“灯泡事件”是临毕业前夕,我跟R、大脚的清西陵之行。

  

   一天晚上,R到我们宿舍,闲聊时不知怎么话题一转,她就问我,想不想一起骑车去清西陵。我马上同意,并问还有谁;她说还有大脚。这事就这么定了。临行前,我们一起商议行程的种种情形,我特意强调,我们出去遇到有不同意见时,要少数服从多数。结果一路上,凡遇到不同意见,我都是以1:2被否决,整个一悲惨世界。我很是纳闷,他俩怎么会这么总是意见一致呢?!我们骑了一星期,从清西陵到了野三坡,从野三坡回京。回京后,我才知道,他们俩在谈恋爱。不过,我知道后,也一点没有后悔的意思,相反,我倒挺感谢R;她要不叫我,我就不会有这样一次骑车远游的经历了——这可是我大学四年最为“轰轰烈烈”的社会活动啊。

  

   我1994年博士毕业分配到研究所工作时,有位前辈曾说我有反骨。我很不以然,现在想想,也许有一点?

  

   一年级的第二学期,我们班到密云植树。R有次好像有点低热,但仍然坚持去劳动。是不是班主任没有准假,记不得了;记得的是,我因为R低热而不得休息,跟班主任徐老师发生了争执。好像是扯着脖子、瞪着眼睛吧。其实,那时劳动产生爱情,她已跟老九有点意思了吧。即使是打抱不平,也不应该轮不到我的呀。转眼大学快毕业了。我们的专业是属于“长线专业”——指社会需求量很少的专业,大概包括文史哲这几个专业;这些专业的学生,可以“双向选择”,即学校不再包“包分配”,但仍托底,不致最终没有工作。这是我们这一届毕业时才首次出现并使用的两个专业名词。大家找工作都很难,于是又听说要实行“二次分配”,即先回原籍省的教育厅,再由当地教育厅往下分配。一天晚上,我又在宿舍大放厥词:“闹一闹,也是回去二次分配;不闹,也是回去二次分配。都是回去二次分配,干嘛不闹一下?!”结果,第二天班主任毛老师就在刚刚修成的资料楼门口叫住我,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现在同学们的情绪这么不稳定,你怎么还能这样火上浇油?!”我一听,当时就有点火,心想这是谁给我告的状,够快的。可是,自己因为确实说过这样的话,又不好抵懒,所以也只能蔫头搭脑地低头认罪,没有梗着脖子硬犟。

  

   这都是自己夸自己的。倒霉的事、尴尬的事,自己往往记不住;自己记住的事,往往都是自认为比较牛皮的事。大家对我是什么印象呢?就让我在我们毕业册的临别赠言中抄几段吧。

  

   王爱民:“在记忆里,我们是冤家。”荣媛:“对剋星,我简直无话可说。”梁永:“唱一首歌给你:‘我不能忘记你的大眼睛’,跟我们家乡的冰灯一样,虽然美,却总觉得不胜寒冷。”这是女生的赠言。我同宿舍的老蒋写道:“忠厚热心是女孩子对你的评语,刻薄无情是男孩子对你的估价,那么,你也是丰富的了?!”

  

   大约我在大家的心目中,实在是一挺“硌”的人吧。

  

   毕业后,大家都陆续开始成家了。我吃过两位同学的结婚饭。最早的一位是秀梅。跟老余结婚后,在黄寺的筒子楼宿舍请我们大家吃饭;老余是湖北人,厨艺着实不一般。但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却是她家的冰箱,乳白色的箱体,上面盖了一块绣了少许图案的白布,别提有多温馨了。另外一位就是L。他好像住在五棵松的部里分配的宿舍,说是宿舍,似乎已经是单元房了。那天,他老婆把米饭作夹生了。她一尝,不能吃,就都倒给了他。我很愤愤然:你不能吃,难道他就能吃!当然,这话没敢说出来。

  

   我自己是1991年结婚(廿五岁生日一过,就领证合法营业了),1992年有了孩子,一天都没耽误。但即使这样,也还是落在了秀梅和L的后面;他俩的孩子——是他俩各自的孩子——都上大学了。我跟女儿聊天,她总说我太幼稚。我也一度想变得成熟一点,但几经努力,又都回到了原点。现在我放弃了;生一辈子,也行。每次看大学时的照片,都十分感慨:那时的头发,怎么那么多、那么黑啊……

  

  

   我在读大学以前,从来也没有想过读什么专业。我所在那所中学,在我们这一届以前,培养出来的最好的学生,是考进了我们地区的师专——晋东南师专,学的好像是外语。隔三差五,她总被老师请回来,给我们谈学习经验。等我考上了大学,总想着,我也可以回去讲一讲、显摆一下了吧;但是,却始终没有这种机会。到现在我也常跟老婆孩子说起,怎么我考上了,就再也不请毕业生回去谈学习经验了呢?!

  

   在这样的环境里,当然谈不上什么志愿、志向了。

  

   我们家倒确是地主成份。小时候填表,到“家庭成份”一栏,真是羞愧难当。但我家的那个地主,实在是小而土的地主。改革开放,家里经常可以吃上馒头、大米了,而且还陆续买了几件大电器,如黑白小电视、单缸洗衣机、冰箱等。买了冰箱后,我记得父亲特别感慨,说:“这可比地主的日子好多了!”我上了大学,曾问起父亲:“咱家有线装书吗?”父亲是1937年生人,襄垣虽是老解放区,但也还是属于真正过了几年“地主崽子”的日子的——他在八岁前,一直在喝着家里雇的奶妈的奶;母亲每说起这事,都感慨地说:“那可是人奶啊。”——而且他的父亲一直是当教书先生;他听了我的发问,沉吟半刻,说:“还是有几本的。”从他的表情,我断定,“还是有几本”,最多也不过是《唐诗三百首》之类吧。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当然也谈不上专业的熏陶。

  

   我人生最得意的日子,就是读高中文科班的两年。文科班一共二十几个人,经过班任李永惠老师不断给我吃小灶、补外语,我总能考前几名,所以很得意,全然不考虑我们这个学校,跟当地一中比,有着相当大的差距。最辉煌的日子,是高考预考前。那时,并不是所有的高三毕业生都有资格参加正式高考;各校有正式参加高考的名额限制。所以,在高考前,要预考,以取得参加高考的资格。我们校长贺老师是安徽人,那年的预考题,他用的是安徽九县市联合预考的题;据说,过四百分,进大学不成问题。我考了四百八十分。我觉得好像学校有点小轰动,到食堂打饭,大师傅似乎都要多看我两眼。那时候,得意!

  

   随后就是高考。我们是考完后再报志愿。考完,估分,再报志愿,就更有针对性。估分时,有好几个同学围着我,帮我一起算分。左算右算,分一加起来,过五百分了。我是那年参加高考惟一估分过五百分的人。牛!随后就有点紧张,万一不过五百,实在有些丢人。最后是五百零三。等我进了学校,才知,我这个五百零三分,在班里是倒着数的。大概也就是比北京的一些孩子高一点,跟四川、浙江、河南、山东的同学,根本没法比。这时,才知道,用同样的教材、参加相同的统考,分却能差出这么大。这时,我才知道,我只能在我们矿上牛一牛。

  

   在高考以前,我的最高理想,就是进“我们山大”,因为我的老师中,大部分是“我们山大”毕业的——我进人大后,一次在宿舍跟同学说起“山大”来,大家问:“哪个山大?”我不屑地反问:“╳,能有几个山大?我们山西大学!”山东考来的哥们马上说:“╳,以后出了娘子关,就别说山大。山大,那是我们山东大学!”大家哄堂。我,蔫了。从此以后,总是老实地用全称“山西大学”。

  

   那时候,“我们山大”似乎不是重点大学。我们报志愿,首先是填重点大学,然后是一般大学,再往下,是大专、中专、技校。我是从重点到技校,每一个格都填满了。在是否服从调配一栏,一概都是“服从”。用母亲的话说,不管什么学校,只要能考上,“能扒住碗饭就行了”。那时候,就业很难;如果考不上,就只能考虑接班——父母退休后,子女顶他们的班。

  

分数既然估出来,还挺高,于是,理想就由进“我们山大”,转为要奔北京了。重点大学,想都没想,完全是胡报。而北京的重点高校,我就知道两所,北大和北师大。北大,当然想都没敢想过,于是报了北师大。我把表交上去,我们班主任李老师跟我商量,叫我别报北师大了,因为我们班一位估了四百八十多分的同学想报北师大;他觉得不要在本班就撞车,建议我:“你报人大吧。”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还有“人大”这么个学校。我完全无所谓,因为根本就没想着能“走重点大学”。专业,父亲给我填的是工业企业管理;表送到班主任那里,他说:“你不是挺喜欢历史吗?为什么不在填报专业上反映出来呢?”——我之所以选文科,是因为化学从初中学起,就始终未入门;物理,也就是力学和电学,考试时分数略高些;数学,在做题时始终觉得不知从何入手(高考十多年之后,还经常梦见高考考数学,急得从梦里惊醒)。文科中,历史学得最好。一次老师在世界史上册的前半本,即古希腊、罗马部分出了一百道填空题,我只错了三道。而且总是表现出对历史的兴趣来,还在任课王传阳老师的影响下,订阅过《外国历史》这样的杂志,虽然也并不太看,而且也不大能看得懂。这样的情况,在班主任眼里,当然是适合报历史专业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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