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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彦弘:五十年来中国大陆地区唐代兵制研究概观

更新时间:2019-02-05 13:35:07
作者: 孟彦弘 (进入专栏)  

  

   唐代的兵制始终是唐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府兵制”本身有其特殊性,在中国古代兵制史上并不多见;府兵制破坏後出现了藩镇,藩镇林立及藩镇跋扈又最终导致了五代十国的大分裂,这次分裂也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後一次中原一统王朝的分裂。因此,唐代兵制及其演变被认为是影响这一时期政治乃至整个社会变化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唐代兵制较为复杂。从兵制演变的角度看,存在着一个从府兵制向节度使兵制变化的过程。这个变化是以士兵的职业化为中心,以士兵身份(或集兵方式)和统领系统为线索展开的。我们将前者称为府兵制时代,後者称为节度使兵制时代。

  

   在府兵制时代,存在着多种兵员。从军队作用上看,有禁军、有到京师番上的府兵,有驻屯防戍的防人和镇军,还有专事征讨的行军;前两种是常备军,後一种属临时组建,而不上番和不从征行的在家府兵,则属预备军。从士兵的身份上看,既有府兵,又有募兵;前者是征点,後者是召募,因此这也是集兵方式的不同,但二者都有强制性。在行军和镇军中,既有府兵也有募兵,还有以力役的形式承担军事任务的民众,如防丁等。从军队的统领系统来看,府兵平时统于十六卫,行军则临时设行军总管,防人统于都督府,而镇军则成为由府兵制时代向节度使兵制时代演进的仲介。从军队的编制上看,府兵平时的编制和行军的编制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府兵是身份性的终身兵,但不是职业兵。当他服役时,需要自备一些军资,但当他不服役时,却不必向政府承担其它义务;同时,他们服役也有时间限度。逾期服役的府兵,虽然身份仍是府兵,但政府会对其超役时间予以补偿,这就使他们与募兵一样得到了政府的酬劳,使“府兵募兵化”了。“府兵的募兵化”是政府放弃府兵制的方式。於是,禁军也直接全部改成了召募。

  

   随着国家军事形势的变化,驻屯於边地的军队日渐增强。承担这部分任务的军队,起初是由都督府统领的镇戍防人;此後在征服边地部族後,设置都护府或都督府对他们进行监管,这些都护府或都督府所统领的驻兵,我们称之为镇军或边军。再後,随着这些被征服部族的复兴,他们对唐朝边地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唐廷不得不增加镇军的数量和驻屯的地点(这些军队主要有两种来源,一种是行军结束後留下的屯防军队,另一种是面对边地形势的恶化,专门在某地设立的屯驻军队),这些军队突破了原来都护府或都督府的统领范围,出现了单独的编制,这就是军、镇、守捉、城等。为了加强彼此的配合,充分发挥其作用,唐廷以划分防区的形式,确立了这些驻屯军队之间的统属关系,形成了安史之乱以前的八个(後分为十个)边地节度使及其下属的军、镇、守捉、城,於是新的防御体系(各节度使之间的配合)和军队统领体系(节度使所统领的军、镇、守捉、城)最终得以确立。

  

   无论是府兵制时代,还是节度使兵制时代,从军队的性质来看,都有中央军队和地方军队之别;在安史之乱发生以後,节度使兵制下本属中央的军队逐渐地方化。从士兵的种族来看,又有汉兵与蕃兵之异。

  

   下面,我们就根据唐代兵制的构成和变化情况,对近五十年来大陆地区的唐代兵制研究作一回顾。因已出版多种相关论着目录,[1] 我们对成果不再一一罗列,仅就自己的理解所及,谈些认识;囿於见闻和理解,不当之处,敬请教正。

  

一  府兵制时代的兵制研究


   (一)关於府兵制

  

   府兵,既是泛称也是专称。我们所讲的府兵制是专称,是指起源於西魏、北周,经隋代的变化而入唐的一种军事制度。它既表明这一制度下的士兵具有身份性,也表示这种兵制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的军队组织体系;同时,其内涵前後又有变化。在唐朝的府兵制时代,府兵制当然是兵制的主体,但还有其它相关制度与之配合,为其补充。府兵制渊源於西魏、北周,但唐代的府兵制才是本文的重点,对其渊源的研究,只在必要时作些回溯而不予展开。

  

   关於府兵制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对相关史料的补充和订正。《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了各地折冲府的设置,《新唐书·兵志》又较为集中地记载了府兵制的各个方面,而《唐六典》、《通典》、《旧唐书·职官志》、《唐会要》、《新唐书·百官志》等记载典章制度的史籍中,也从官制的角度,谈到了府兵制的组织、设官、禄秩等。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对唐代兵制记载最为集中和系统的《新唐书·兵志》进行了全面梳理,考辨异同,定其是非,为进一步研究兵制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学基础;其中卷一是对府兵制的笺正。[2]

  

   折冲府的设置和分布,是最早引起学者注意的一个方面。劳格、罗振玉、谷霁光、岑仲勉等都曾利用金石、敦煌文书、时人文集等史料,对折冲府的府名、分布、数目进行了考订,证实了折冲府设立最多的地区是关内道,表现了李唐王室居重驭轻的政治意图。[3] 其中,对折冲府的总数和河北道的设府与否成为争论的一个焦点。[4]

  

   另一方面,是对府兵制的渊源、流变、运作等情况所进行的研究;当然,这一研究的基础仍然是对相关史料的解读和辨析。陈寅恪在《府兵制前期史料试释》中,[5] 首先揭示出府兵制渊源於鲜卑部落兵制,有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即“由西魏制变为唐代制”,特别指出不能以後期的史料来认识前期的制度。具体而言,在军队统领上,是由鲜卑部落兵制下的酋长领兵制变成为君主直辖制;这一变化发生在北周。从士兵的身份上看,则是由兵农分离的职业兵,变成为兵农合一之制;这一变化发生在隋代。这篇文章点出了府兵制的关键之处,将府兵制研究提高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此後的研究,或许对他的看法存在着不同意见(如对府兵渊源於鲜卑部落兵制含义的论证,对兵农合一的争论等),或许对府兵制的勾勒更为具体,但从总体上来看,我们对府兵制的理解和认识大致不出这一范围。换句话说,此文对府兵制的研究具有质的推进,後人的许多研究都是在此基础上的量变。当然,这篇文章的范围是府兵制的前期,对唐代府兵制的情况涉及不多。

  

   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在对府兵制研究进行全面清理的基础上,对府兵制作了系统的勾勒,使我们对这一制度的了解更加清晰。可以说,这是一部府兵制研究的集大成的着作。与此前的研究相比,特别是与陈寅恪的研究相比,他不仅勾勒了府兵制的组织系统,还强调了家兵部曲与鲜卑兵制的关系、北周府兵与乡兵的关系(乡兵是如何通过纳入府兵系统而中央化的)、府兵与其它兵制的关系(如府兵与禁军的关系)、隋後期府兵与内外宿卫军及中外军的关系、府兵制与军镇城戍及边兵的关系等,纠正了府兵制是隋唐惟一兵制的误解(这一点,是我们认识府兵制上的又一个重要的跃进,可惜当时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同时,还指出了府兵制与地方州郡的关系等。总的来说,这部着作使府兵制的研究更为具体而深入了。[6]

  

   需要指出的是,1949年以後,大多数历史研究者已将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作为自己研究历史的指南,多从经济的角度来认识历史上的方方面面。研究者将府兵制作为上层建筑,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加以审视,是当时研究府兵制的一个主要方向(《府兵制度考释》也从经济角度对府兵制进行了思考,探讨了府兵制与均田制、赋税制的关系;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探讨了府兵制的职能等)。这样的研究,一方面为研究者认识这一制度提供了新的视野,但也过於公式化。比如,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作为上层建筑的府兵制,其经济基础就是均田制;府兵制的设置、破坏,都是由均田制的实施和破坏决定的。从逻辑上说,有什麽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麽样的上层建筑,但并不是说,上层建筑的一切变化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事实上,所谓府兵制的破坏,是政府为适应新的军事形势的要求,通过将府兵变成募兵的方式,放弃了府兵制。国家能够对上层建筑进行主动的调整,而不都只是被动的接纳。

  

   总之,陈寅恪之後的对於府兵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府兵制的渊源和演变,(二)府兵制的组织体制及其与其它武装力量和地方州郡的关系,(三)府兵制这一在中国古代史上颇具特色的兵制,其存在及崩坏的原因,(四)对唐代府兵制研究的加强。

  

   敦煌、吐鲁番文书在府兵制研究中的应用,使我们对府兵制的了解更为具体,还印证或补充了相关史料的记载。史料中记载了府兵的主要职责是番上和征行、镇守,但对镇守的记载很少且很模糊。唐长孺《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西州府兵》,[7]利用吐鲁番出土文书,对西州府兵的检点、卫士所承担的征镇防戍之役作了全面勾勒。特别是对史籍中语焉不详的府兵的镇戍镇守(镇守分为两种,一种是军镇的镇守,一种是镇戍的镇守),即充当防人的服役情况,以及在此期间所承担的各种杂役的勾勒,尤为重要。另外,按规定,府兵需到京师上番宿卫,但文书中并没有发现当地府兵到中央上番宿卫的史料。唐先生特别点出了这一点,但未作论述。张国刚则认为府兵上番分为到中央服役和在当地地方服役两种。[8] 我们认为,张先生举出的府兵在地方所服之役,与唐先生所举出的府兵在充当镇戍防人期间所服的各种杂役之间的关系,可能是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一问题的解决,无疑会进一步加深我们对府兵番役的认识。

  

   府兵的资装问题,史籍记载更为简略和原则;吐鲁番文书则提供了许多详细的情况。孙继民《吐鲁番文书所见唐代府兵装备》,讨论了府兵的马匹、器仗、资装等情况;[9] 陈仲安、张国刚等则对“府兵随身七事”也进行了考辨和分析。[10]

  

   (二)与府兵制相关的诸方面

  

   府兵制无疑是唐府兵制时代的兵制的主体,但从兵员上说,府兵并不是当时惟一的兵员;政府常常通过召募结集军队,这就是所谓的募兵或兵募。

  

   募兵是相对於府兵而言的。从集兵方式来说,府兵是征,募兵是政府出资召募,二者都具有强制性;从身份上看,府兵具有身份性,而募兵则不具有身份性,事毕放归,仍为百姓。唐耕耦较早注意到了这一问题,[11] 张国刚则对其行赐与资粮作了进一步探讨。[12] 但他们二位都强调了兵募制是既区别於府兵又区别于唐後期募兵制的一种独立的兵制。其实,唐前期之所以强调募,主要针对的是府兵;唐後期的士兵无论是长期服役还是短期服役,都是由募而来。士兵服役由短期而变为长期乃至终身,是军队职业化的过程,与上述相对於府兵来讨论的募兵并不完全是同一个问题。至於唐後期“兵募”这一名称已不易见,是因为这一时期兵士都是由募而来,而且对他们有了固定的称呼,即“健儿”;这并不涉及制度的变化。

  

其次,府兵是轮番服役,且以防戍为主。正在上番的军人,总数不过十几万人。遇有战事,即需临时组建军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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