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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亚文:开拓中国民主政治研究的新视野

——当前关于“民主”的多种误见及其成因分析

更新时间:2019-02-03 00:09:52
作者: 程亚文  
其实是混合搭配的,即混合了君主制(总统)、贵族制(参议院、最高法院)和民主制(众议院)。通过混合宪政而对权力达成的制约,并不是要保障民主,而是限制民主,防止托克维尔所说的民主制下的“多数的暴政”。与人们的习惯看法不同,与民主更接近的,乃是欧洲式的“议会民主制”,而不是美国式的“总统共和制”,因为“议会至上”下的议员们都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更接近“人民主权”,而“总统共和制”下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乃至总统,都不是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背离了“人民主权”的民主理想。所以,权力制衡的概念,与其说是保障民主,不如说是为民主套上了紧箍咒。

   民主只有“阳面”没有“阴面”。也就是说,“民主是个好东西”。这有两种表现,一是民主乃“历史的终结”,有民主还是没有民主,是国家和社会进步与否的根本区别。这种线性历史观认为,民主的推行与社会条件没有关系,不管具备不具备社会基础,哪怕可能会出现社会动荡,民主都应当实行,而专制是不道德的,再好的专制也比不上民主。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是这种说法的代表,他甚至认为,如果在推进民主的过程中出现混乱和动荡,那它也应当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来解决。[11]北京大学教授俞可平的一本书的名字便是《民主是个好东西》,虽然他提出了民主可能带来的一些坏的结果,但总体来说,还是肯定了民主是现代社会的不二选择,只不过选择什么样的民主、怎样选择民主,需要谨慎思考和推进。

   现代世界的民主,其实经常是伴随着阴暗面的,很多时候这种阴暗面还以极为残酷的面貌出现。美国学者迈克尔·曼的《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一书,就以丰富详实的历史资料和分析,揭露了民主化过程中的严重种族暴力,而且更重视的是,所谓“种族清洗”,也正是在民主的主题下才会发生,也才能够叫做种族清洗。原因在于,正如任剑涛所说:“在民主兴起之际,此前在居住、文化、语言上并没有判然有别的杂居族群,现在需要划分出清楚的界限,以便判断民族成员实行内部民主的主体资格。大众民主时代的到来,人类需要形成各种具有主权政治建构的民主政治体,才能建构起现代的民主机制。”[2]民主建构需要以民族建构作为前提,也即要以区别“我们”和“他们”为前提,“他们”于是就成了卡尔·施密特的政治哲学中的“敌人”。在施密特看来,政治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区分敌我,对“敌人”的屠杀因此发生。美国建国过程中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中的种族屠杀、印度尼西亚对华人族群的屠杀、南斯拉夫分裂中的种族清洗,都是例证。民主在很多时候,并不像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所说的是最不坏的制度,民主选举在一定条件下还有扩大社会矛盾、甚至撕裂社会的副作用。台湾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所谓“外省人”与本省人间的族群分裂也是同样情况,幸亏无论外省人还是本省人,在语言、宗教和种族上都基本相同,才避免了更大分裂。

   二是把国家发展中出现的所有进步因素,如国家的强盛、公民的自由、社会的平等、良好的法治、政府的廉洁、国际的和平甚至黑社会的治理等好的表现,都归结于民主。如张千帆在《民主是绕不过的坎——评〈中国震撼〉》一文中说:“英国、美国、战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起飞恰和政治民主化同步,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民主化并未阻碍其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发展更多取决于民主化的质量和社会稳定度。”[13]对此,赵鼎新在《民主的限制》一书中说,为了提倡民主,不少人给民主加上了许多它本身难以完全提供的公共物,把一些西方发达民主国家已达到的指标,如较为平等的社会、发达的经济、较为廉洁的政府等,都看成是民主带来的成果,进而视之为民主本身的特征,而把中国社会在不同时期存在的各种问题看作是缺乏民主的表现。由此产生了种种说法,比如“只有民主才能实现中国的经济发展”“只有民主才能消除官员腐败”“只有民主才能解决社会收入不平等现象”“只有民主才能解决环境问题”“只有民主才能解决公共卫生和食品危机”,等等,把民主当成了万能药方,只要把民主这一味药吃下去,所有的病都统统烟消云散。[14]

   这种看法无疑是肤浅的,民主没有那么神,它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

   民主会促进经济发展?不一定。其实,经济发展的关键是一定条件下的政府能力,民主非但不能明显有利于经济发展,反而可能拖累经济发展,印度、菲律宾实行民主远比韩国、新加坡等为早,但经济发展却落于“亚洲四小龙”之后,以及在上世纪90年代后印度以达利特崛起为特征的政治参与的扩大,给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说明。[15]福山在其新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中也如此点评:“印度的民主,就像香肠的制作,越是近距离观察,其吸引力越是下降。举例来说,几乎三分之一的印度立法委员,现正遭受各式的犯罪起诉,有些甚至是重罪,如谋杀和强奸。印度政治家经常从事公开的政治交易,以政治恩惠来交换选票。印度民主的烂搅难缠,令政府在重大的基础设施投资上很难做出决策。”[16]天则经济研究原理事长茅于轼则说:“印度这样的民主还不如没有。我们没有民主,但我们比印度搞的要好,经济搞得好那关系可太大了。印度还有人挨饿,马路上有要饭的。中国也有乞丐,但他不要饭,要钱。北京的乞丐给他个馒头他才不要呢,印度的乞丐就是要饭的,要吃的。你知道什么叫要饭吗?就是肚子饿。新德里就有饥饿的问题,但中国没有饥饿的问题,这当然大不一样。印度我去过两次,我觉得印度比中国差得太远了:它有民主,但这个民主发挥的是民主的坏处,没有发挥什么好处。”[17]认为民主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理论,在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一度在西方流行,后来有所衰落,到1980年代里根撒切尔主义兴起后,美国政府与世界银行旧调重弹,又开始到处推销这种思想。

   民主会制约腐败?不一定。事实上,在目前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对官员腐败的监督主要是通过加强科层体制的有效性、建立科层内部的监督机制等非民主手段来实现的,而开放媒体和政治精英对其产生的制约则起着补充作用。在民主国家中,被中国人视为拥有神圣的“第四权力”的媒体,根本兴趣并不在揭露社会黑暗面上,而是如何提高收视率和订阅量。[18]这就可以理解,印度是严格按照英国模式建立起了民主制,但其政治却比中国要腐败得多。福山如此评价:“印度民主明显的混乱和腐败,经常与中国快速和有效的决策形成强烈对比。”[19]

   民主会保障自由平等?在人们的一般观念里,实行民主与法治,是打破专制、限制垄断,保障社会自由、平等的制度保证。但是,为什么菲律宾建立起了民主、法治的宪政体制,但民主与法治却没有发挥实际作用?菲律宾的事实告诉我们,以宪法、法律和民选机构组成的民主宪政体制在理论上应当具有限制政治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功能,但在实践中,建立在传统社会结构坚实基础上的菲律宾家族,也会在民主宪政体制下学习,逐步学会适应宪政体制,利用宪政体制的规则,甚至改造宪政体制以为已服务。也就是说,民主宪政的前提是一个国家要经历社会革命,“创造性地破坏”原有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结构,在此情况下才有可能形成强大的、超越于特定阶层和集团的政治权力,并以此为基础实行民主宪政体制。如不进行社会革命,生搬硬套进来的民主宪政体制是没有用处的。[20]

   民主国家不会对外发动战争?也不一定。张千帆在《美国奇迹与中国民主》一文中说:“自由民主国家对内要对国民有一个基本交待,一般情况下不会主动发动战争,除非专制国家触动它的利益。”这种“民主和平论”的话说出来,就好像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都不是美国发动的。如果这几场战争真的是“正义”的,那为什么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前几年还要专门为参与发动伊拉克战争而道歉呢?IS的兴起、中东的混乱、欧洲的难民危机,这些不道德的结果,都是因伊拉克战争而起。“民主和平论”的不靠谱,在于它还设置了一种循环论证,因为某国是民主国家,所以某国对外发动战争,都是正义正确的,谁让你是专制国家呢?所以,只要对方被定义为专制国家,就有了接受被打的道德义务。可是,哪部国际法说了一个国家“专制”就应该挨打呢?

   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在2007年第2期的《炎黄春秋》杂志撰文《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文中认为欧洲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实际上吸收了很多社会主义的成分,因此是一种既区别于传统资本主义,又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可称之为民主社会主义。它“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这种主张,一方面抹除了以往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对立,把欧洲和美国不再纳入纯粹资本主义的范畴,另一方面,提出了政治民主(权力)与经济民主(福利)同向而行的政治制度演进道路,既要扩大政治参与,又要提高民众福利。然而,这种理论没有直面正在发生的现实:曾经在20世纪下半叶运行良好、为欧洲人引以为荣的民主社会主义,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已日益捉襟见肘。欧洲的民主与福利制度,被德国评论家约费认为是“毒犯与瘾君子”的同谋,民众(瘾君子)不停向国家提出改善福利要求,政治家(毒犯)不停向民众许诺难以兑现的福利,结果严重破坏了这些国家的财富基础,使之出现难以化解的债务危机。法国《费加罗报》知名评论家居伊·索尔芒说出了与约费几乎同样的话。英国历史学家尼尔·福格森也认为民主与福利制度一起,正在使西方国家寅吃卯粮、违反“代际契约”、透支未来财富。

   集权是民主的对立面。在中国语境中,“集权”在多数时候不是一个正面词语,很多人把“集权”与“专制”相等同,因此“集权”也与“民主”相对立,只要有集权,便无民主。这实际上也是对西方现代政治制度的一种误解。传统的欧洲社会实际上是分权的,按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的说法,君主、贵族甚至还有平民分享了国家主权,这不仅诱发国家内部不同主权者间的争执,在有些情况下会导致内战,还使国家无法凝聚力量、对付外来威胁。所以近代以来,欧洲普遍都经历了一段“绝对主义国家”的时期,致力于集中国家权力。美国独立战争后的建国历程,实际上也是政治权力不断集中的过程,否则无法想一个新生的政权如何能够整合分散的13块殖民地并成为一个国家。国家政治权力的集中,实际上是形成国家能力、建构起国家的有效性。一个有效的政府是民主的前提条件,也只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才有可能实现高质量的民主。[21]亨廷顿也提出,弱政府是不道德的,因为它无法对国家进行治理,当然也谈不上保障民主。19世纪的英国政治学家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一书中也说,专制(集权)在一般情况下是代议制民主所需要经过的前奏,在于培养起国民守纪律的习惯,如不经过这阶段,政治就有可能陷入混乱,代议制民主就有可能不会出现。郑永年则认为,集权与民主实际上分别对应了国家政治权力的不同方面,一种有效而合法的政治权力架构,既要有集中性(集权),又要有人民性(民主),这样才既可以保证权力有效,又可以保障公民参与权力运作过程,也就是说,集权是民主是统一的。

   民主不需要前提条件。这种认为无论在什么样的经济社会条件下都可以实行民主的说法,不仅禁不起理论的推敲,更无实践的可能。杨光斌认为,民主政治需要社会同质性条件,包括强固同一的国家认同、基本的政治共识和社会结构的大致平等与同质。一个社会如果贫富悬殊、教派族群对立,存在着分裂性的价值之争,选举式民主就会强化社会结构的对立和冲突,导致分裂型社会的产生。东亚的韩国、日本的民主政治相对成功,主要原因在于这两个国家的民族结构都较为单一、社会结构相对平等,而泰国、乌克兰、埃及的民主上演了一幕幕政治悲剧,就在于这些国家既没有在公民间形成强固的国家认同,也没有形成基本的政治共识,在社会结构上也贫富悬殊。[22]

  

   误见成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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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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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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