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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卫国 贾宇 尚进:恐怖主义定义相关分歧之辨析

更新时间:2019-01-31 00:09:00
作者: 冯卫国   贾宇 (进入专栏)   尚进  
发生在河北省石家庄市“3·16”特大爆炸案,造成不同地点的5座居民楼垮塌,共导致108人死亡、38人受伤。其危害烈度一点儿也不亚于恐怖袭击。此案犯罪分子靳如超在接受法庭审判时明确表示,其犯罪意图是想报复那些“曾经对不起他的人”。该案受害者中,部分人员是与靳如超有明确利害关系的人,而同时更多的则是与他素昧平生、毫无往来的无辜人群。实质上,该案已经具备明显的反社会特征。其后,各地发生的一系列极端型暴力犯罪案件,如,2013年福建厦门的“6·7”陈水总公交车纵火案、2015年福建南平的“3·23”郑民生砍杀小学生案、2016年宁夏银川的“1·5”马永平公交车纵火案等,犯罪分子则明确不是针对相关利害关系人,而是将行动目标指向不特定的社会无辜公众。这些极端型暴力犯罪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制造的恐怖效应强烈。显然,其作案目的也不是为了消灭或摧毁行动目标,而是通过采取暴力手段报复社会,意图恐吓或者影响社会公众心理。如果说反社会不能称其为政治目的,那么除不具备明确的政治目的外,该类极端暴力犯罪已经完全具备了恐怖活动的其他特征。因此,有学者认为,不应将此种极端犯罪排除在恐怖主义犯罪之外,为严惩这种报复社会的犯罪行为,建议摒弃“恐怖主义犯罪政治目的说”。同时,为与一般意义上的恐怖主义相区分,可将该类犯罪称为“个体化恐怖主义”。

   实质上,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犯罪采取“以政治目的论”,主要有两个作用:一是从政治学和法理学角度看,政治目的直接指向一国国家政权,是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直接构成要件。以是否具备政治目的为必要条件,可以起到划分敌我界限的作用。犯罪行为一旦具备了政治目的,触犯了国家政权安全,就超越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底线,走向了敌我斗争的法律范畴。二是从打击惩治犯罪分子的手段看,对恐怖主义活动,除采取常规性的刑事惩罚措施外,还可以使用一般性的军事打击手段。显然,极端型、灾难型暴力犯罪处在敌我矛盾边缘上,如果将其归入恐怖主义活动,进而动用军事处理手段,则可能造成打击面的扩大化,进而激化社会矛盾,甚至将此类人群彻底推向人民和政府的对立面。

   中国是一个稳定的社会,不可能采取军事打击等极端方式来处理国内社会矛盾。因此,为最大限度地缩小敌对面,增强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针对性、有效性,建议现阶段以不将此类极端型、灾难型暴力犯罪纳入恐怖主义犯罪范畴为宜。也就是说,在法律上要坚持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政治目的论”。同时,也只有将“具备一定政治目的”,作为恐怖主义犯罪构成的要件,才能更清晰地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更好地服务于反恐斗争实践,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识,夯实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社会基础,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四、恐怖主义是否必须以平民为袭击对象

  

   恐怖主义活动的袭击目标,一般为平民或非战斗人员。为此,一些国家主张,在犯罪对象上,只有针对平民和非武装人员使用暴力,并谋求达到某种政治、宗教、种族或者意识形态目的,才能称为恐怖主义犯罪。如,《美国法典》规定,恐怖主义是由非国家的集团或秘密组织针对“非军事目标”实施的,经过预谋的、有政治动机的、意图影响大众的暴力行为。其后,美国政府又将该范围扩展到“非战斗人员”。事实上,恐怖主义者对袭击目标并不总是进行精确选择,多数情况下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宜实施。本·拉登就曾呼吁,穆斯林可以随处杀害美国人,包括平民和武装部队成员。

   1983年,美国设在黎巴嫩的贝鲁特海军陆战队军营遭到汽车炸弹袭击,造成241名维和士兵殒命。如果按照美国自己法律的规定,恐怕这一事件不能界定为恐怖袭击,因为其针对的是非常确切的军事目标。再如,在被称为世纪经典案例的2001年“9·11”事件中,基地组织人员对包括世贸大厦、五角大楼等在内的几个目标同时发动袭击。五角大楼作为美国国防部所在地,当然属于军事目标,同时驻扎有相当数量武装人员。按照美国法律关于针对“非军事目标”“非战斗人员”的定义,那么袭击五角大楼的行为则不应视为恐怖袭击。如此,“9·11”事件岂不是要被分割为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事件,即一半为恐怖袭击,一半不是恐怖袭击。显然,这种法律定义在事实面前难以自圆其说。目前,我国发生的暴恐案件中存在不少针对武装人员施暴情况。如,2008年8月4日,新疆喀什市发生的公安边防支队武警遇袭案,造成现场武警战士17名牺牲、16名受伤。2011年7月18日,和田市发生的暴恐分子袭击公安派出所案;2014年11月16日,喀什市巴楚县发生的色力布亚镇公安派出所遇袭案,两案都造成多名公安民警伤亡,都使用了暴力手段,制造了恐怖氛围。军人和武装人员同样为血肉之躯,和平民一样都具有法定公民身份。显然,对这类手段同样残忍的暴恐活动,如果不纳入恐怖主义打击范围有失公允。

   部分学者建议将恐怖主义的犯罪客体限定为平民或非军事目标,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意图将恐怖活动与战争行为相区分;二是为强化恐怖活动的非正义性。一方面,如果视恐怖袭击为“非战争行为”,那么就不应再依据战争法的法理来解释其行为是否合理;另一方面,在恐怖分子看来,他们所反对的对象是某一个政权、政治制度,甚至是某一种生活方式、文明形态,这其中当然包含着所有依托这个政权和制度而生存和受到庇护的人们。依恐怖主义者而言,遭受袭击和灾难的没有无辜者,因为在民主政治下,任何政权都是经由广大选民选举产生的。即便公民可能没有行使个人自由意志表达,但没有主动起来反抗这个政权和制度,同样也可以视为“一起作恶者”或“政治同盟者”。事实上,作为一种反人类的极端残暴行为,恐怖活动已经触犯了人类文明的共同底线。在这种缺乏普遍道义支撑的情况下,区分被袭击对象是否为平民或军事人员,并无法从法理上减轻袭击者罪责,更难以从道义上豁免其道德瑕疵。由此,区分恐怖主义犯罪对象是否为平民或军事目标,实际上在司法操作层面并无太大价值和意义。

  

五、国家是否可以作为恐怖主义行为主体


   恐怖主义犯罪实施一般都有一整套比较严密的组织体系,包括召募训练人员、选择确定目标、使用何种工具和手段、制定行动路线和活动范围等,并且具体恐怖袭击实施前都会经过精心策划和充分准备。总的来说,恐怖组织建立了严格的组织制度,恐怖活动多由具有相当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的组织性集团所为。而且,实施重大恐怖袭击行动后,恐怖组织常常会公开宣称对该事件“负责”,以扩大组织影响力和对信众吸引力。某种程度而言,这一声称负责和公开挑衅行为也体现了恐怖主义犯罪主体的组织性特征。那么,与此相类,国家作为一个具有高度组织性的行为主体,能否成为恐怖主义犯罪主体呢?从有关国际法看,在1948年联合国颁布的《人权全球宣言》和1966年颁布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中,都有关于“国家恐怖主义”的内容。如,《关于反人类和平安全犯罪草案》第六条规定:由一国政府支持或执行的针对别国的恐怖活动,或者该国当局容忍或默许某一组织实施针对他国的恐怖活动,都属该法惩治的范围。显然,这一法律明确把国家列为了恐怖主义犯罪主体。于是,有学者将由国家组织实施的恐怖活动,称为“国家恐怖主义”;进而,将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的国家称为“恐怖主义国家”。

   尽管《美国法典》没有将“国家”规定为恐怖主义犯罪主体,但长期以来,美国国防部坚持将国家或政府的因素视为恐怖主义实施主体。其前国防部副部长约翰·多伊切曾声称:恐怖主义可划分为几种类型,其中有一类是最危险的,可以将之称为“国家恐怖主义”。[12]1979年12月29日,美国发起一个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黑名单”行动,首批将苏丹、伊朗、叙利亚等国家列入。其理由是这些国家通过某种形式向恐怖活动提供了支持或援助。其后,又有朝鲜、古巴、利比亚、伊拉克等国被列入。美国称伊朗为“最活跃的国家”,甚至将其国家武装力量——革命卫队列入恐怖组织对待。2017年2月,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特朗普总统公开称伊朗是“头号恐怖主义国家”。[13]由此可见,在美国一些政治家头脑中,将国家作为恐怖主义行为主体的观念是深入的。

   我国有学者认为,“国家恐怖主义”在现实中可以找到,在理论上能够成立。王逸舟教授直言,在国际恐怖主义谱系中,“不能漏掉国家恐怖主义形态”;但是,在认定某一具体国家时应当谨慎客观。他建议,只有当该国将恐怖主义奉为全面执行的国家方针,且恐怖活动被经常大量使用,才能认定为“恐怖主义国家”。[14]西北政法大学王政勋教授指出,在理论上,国家实施的恐怖活动“符合”恐怖主义的行为特征。在实践中,国家恐怖主义行为有迹可寻。譬如,阿富汗塔利班政权针对他国外交官实施的暗杀行为,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采取的定点清除行动,都是通过暴力手段制造公众恐慌,意图摧毁敌国意志,影响他国对外政策。从犯罪构成理论分析,这些行为契合恐怖主义的行为特点。[15]同时有学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是“典型的恐怖罪行”,从一些具体做法看,美国更像具有恐怖主义行径的国家。就中国的现行法律而言,《反恐怖主义法》没有就恐怖主义的行为主体做出明确规定,相关法条具有较大解释空间。这意味着,没有排除国家恐怖主义的存在,必要时可以将国家视为恐怖主义行为主体。尽管从法理上讲,国家作为国际犯罪的刑事责任主体,完全可以成为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行为主体。然而,现实中的国际政治斗争是残酷的。当前,在国际政治格局中,极少数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大行其道。在旧的国际秩序没有彻底改观,联合国难以行使国际事务主导权情况下,国际社会所追求的公平正义无法真正实现。那么,对所谓“恐怖主义国家”的定义权,就只会捏在少数霸权主义国家手中。即使某一弱小国家认定某个强权国家为“恐怖主义国家”,也难以通过国际影响力和国家实力让其承担相应的国际刑事责任。由此,最终能够使用“恐怖主义国家”这一标签“施暴”的,仍然只能是那些霸权主义国家,受害的只会是那些弱小国家的国民。为此,在当前“恐怖主义国家标签”已沦为国际强权政治恃强凌弱工具的情况下,以不建议将国家作为恐怖主义行为主体为妥。

   此外,从促进世界和平的实用主义角度看,一方面,当前国际恐怖主义泛滥,主权国家是国际法确定的反恐主体。为调动世界各国反恐积极性,共同应对、有效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应当在恐怖主义主体中将国家暂时剔除。否则,就可能导致国际反恐阵营分化,无法促进全球反恐统一战线形成。另一方面,在“反恐”被高度标签化的今天,敌对与否定都是相互的。将国家列为恐怖主义犯罪主体,很容易使之成为国家间进行斗争、相互攻击的工具。如,在当前国际政治话语体系中,美国在视伊朗为“头号恐怖主义国家”的同时,与之针锋相对,伊朗也将美国视为“全球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显然,这种无休止的相互攻讦不利于国际社会团结和世界和平大局。为此,从多个视角看,现阶段都不宜将国家纳入恐怖主义行为主体考量。

  

六、结论


基于上述分析可见,就恐怖主义的认识当前学界和国际社会仍然存在较大分歧。作为当今世界最大、最有权威的国际组织,虽然联合国最有资格对恐怖主义进行定义,但联合国同时也是国家利益竞相博弈的舞台。在强国、大国占有更多话语权的情势下,尽管联合国能够作出比较统一的定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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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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