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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晓燕:十八世纪法国思想界关于法兰克时期政体的论战

更新时间:2019-01-30 23:46:57
作者: 汤晓燕  
并且贵族对维系国家稳定与繁荣至关重要,然而这些权利却被一代代国王剥夺殆尽。贵族派的目的非常清晰,即夺回并且捍卫被君主制侵蚀的贵族权利。

   针对贵族派的观点,王权派同样通过历史叙述与之抗辩。王权派试图证明高卢地区原来就有承袭自罗马帝制的绝对王权的政治传统,并未因法兰克人入主高卢地区而被破坏。换言之,他们认为,绝对王权是法国未曾中断的政治传统。为此,针对贵族关于征服战争的历史叙述,王权派采取了两种话语策略,其一是否认法兰克人征服战争的真实性;其二是即便承认战争真实发生,但却认为它并未影响高卢地区的原有传统。

   最保守的王权派代表人物迪博教士认为征服战争完全是贵族的杜撰。他认为,日耳曼人因他们的骁勇善战,得到罗马人的赏识与邀请,才来到高卢地区。他们接受了罗马皇帝的册封后,才得以名正言顺地统治高卢。(45)这便意味着法兰克人是通过和平方式入主高卢地区,而且高卢地区原有的制度都被完整地保留下来,“甚至连剧场上演的剧目都与先前一样”。(46)在他看来,法国继承了罗马帝制,与法兰克人本身的传统毫无关系。王权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加尼耶认为与高卢地区的罗马文明相比,法兰克人是落后野蛮的,而落后文明不可能取代先进文明,不管他们以什么方式入主高卢,都会被罗马文化同化。(47)

   针对贵族派提出的“三月会议”、“五月会议”等政治议事会,丹尼尔神父认为古代的确有这样的机构,但同英国的议会完全不同,它们只为国王提供建议,而且也没有固定的召开时间。(48)在丹尼尔笔下,“三月会议”成了一个在战时才临时召开的军事会议(conseil de guerre),既非定制,也从不处理日常行政事务。(49)因而,这些设置并不对王权构成实质性的约束。王权派坚持认为,法国王权历来是绝对的,是国内一切权威的唯一来源,国王根本不需向臣民征求意见,也不需要依靠任何中间团体来管理国家,“国王是唯一真正管理政治领域的主角,他保障着社会、宗教和道德的秩序”。(50)

   在王权派看来,既然法兰克人入主高卢这一历史事件对高卢地区原有的政治传统毫无影响,那么可以推导出当时并没有一个所谓“贵族等级”的存在。在御用史家莫罗有关早期的行政体制的分析中,几乎看不到贵族这个单词,在他笔下,法兰克人就是一群野蛮人,他们对罗马—高卢的政治文化无比景仰并且竞相模仿。(51)加尼耶说道,这就好像鞑靼人虽然征服了中国,但最后也变成了中国人一样。(52)王权派认为,直到封建时代才出现等级,地方显贵篡夺并肢解了王权,割据一方,国王的权力遭到了削弱,权威瓦解与秩序混合则是必然结果。由此,在王权派眼中,绝对王权的出现被视为法国得以摆脱骚乱,实现国家统一的主要因素;法国经历波折后,重新回到起源时代的政治制度。王权派为“纯粹君主制”(purement monarchique)(53)建立了一个连续的历史谱系,这意味着贵族疾呼的政治改革失去了必要性。正如王权派代表人物戈达宣称:“如果一个国家的制度前后施行了十二个世纪,那就不应该做任何改动。”(54)

   受启蒙思想的影响,18世纪50年代前后,贵族派提倡的“日耳曼式”的自由占据了上风,因为它对远古自由的追求、对古老平等契约的赞美契合了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对于自由、平等理念的推崇。然而在对古代政治体制的追溯中,贵族的矛盾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复古的诉求中蕴含着与第三等级接近的自由追求;另一方面,贵族等级日益走向极端化的封闭的意识形态已为其日后成为革命的对象埋下伏笔。值得注意的是,贵族派对绝对王权的否定,并非彻底否定王权和君主制本身,而是试图将王权限制在实体组织监督之下,恢复被君主剥夺的政治权利,进而恢复法兰克原初的君主—贵族政体。换言之,就承认王权合法性和维护君主制这一点,贵族派与王权派并无二致。

  

二、历史论战的激进化


   在论战的推动下,法国出现了研究古代历史的热潮。1715-1748年,涌现了三十多部以墨洛温王朝为主题的史书。迪博的《法国君主制在高卢建立之批判史》在不到十年间至少再版了五次。(55)18世纪中叶,历史撰述与现实政治之间的紧密关系,体现得淋漓尽致。随着高等法院与王权冲突的日益剧烈,论战进一步激进化。

   从“投石党运动”失败到18世纪中期莫普改革,虽然法国贵族公然反叛之事鲜有再现,但高等法院却演变为贵族挑战王权的主战场,穿袍贵族取代佩剑贵族成为王权的主要对抗者。国王屡次需要以“御临法院”的方式来强迫高等法院登记敕令。历史论战在此阶段也呈现出新的趋势,以高等法院法官与律师为代表的贵族派逐渐成为主角。这一群体深受启蒙运动影响,他们在为自身权力合法性寻找更为坚实可信的依据的过程中,不断推动历史叙述朝着激进化和理性化的方向发展。他们在观念和言论上更为开放,具备更为熟练的历史批判意识与政治论辩技艺。相较而言,王权派的论述日趋守势。一方面绝对王权的神圣性不断削弱,这是世俗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像博须埃那样从神学角度为王权所做的辩护,已随着路易十四统治的结束而退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18世纪中叶以后法国王室疲于应对内政外交,难以维系昔日荣耀,这进一步摧毁了人们对绝对君主制的信任。当然,王权不乏支持者,比如“御用史官”莫罗、兰盖等人,但是与贵族派相比,他们的论述只是老调重弹。所以,穿袍贵族的历史写作是历史叙述激进化的主要推力。这一过程表现为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即因宗教问题衍生的“冉森党”的抗议以及因莫普改革导致的“爱国党”的抗辩。从社会成分而言,这两派基本上都是穿袍贵族;在观点上,他们也都承袭此前贵族派的论述,不过其理据与论证有所不同,所针对的具体的时代问题也有差别。他们的论述,构成了历史叙述激进化前后相继的两个关键环节。

   宗教问题是高等法院与王权冲突的导火索。1713年,教宗克莱芒十一世颁布《乌尼詹尼图斯谕旨》,这与高等法院法官的冉森教信仰相抵触,导致高等法院与仰仗宫廷的“谕旨派”之间剑拔弩张。矛盾在18世纪中叶达到了白热化。1749年,巴黎主教博蒙意欲彻底根除冉森派的影响,宣布拒绝给“反谕旨派”教士做临终圣事,该事件被称为“拒圣事事件”。高等法院旋即反击,颁布禁令,规定神职人员不得拒绝给未能提供忏悔证(billet de confession)者做临终圣事。该禁令后为政府取缔。高等法院遂求助公共舆论,将谏诤书和相关法令刊印并公开售卖,于1753年5月向路易十五递交大谏诤书,恳请国王迫使博蒙放弃他的不宽容立场,却遭拒绝。众法官集体罢工以示抗议。路易十五采取强硬立场,下令将众法官流放十五个月。(56)

   面对咄咄逼人的王权,被流放的法官联合地方同僚,形成了更紧密的反对群体,“所有这些人,开始用档案材料来研究公法,他们像学术院一样,展开讨论”。(57)这个群体,被称为“冉森党”(parti janséniste),(58)他们不仅援引冉森派神学理论,抨击绝对王权,更热衷于收集有关公法史的档案资料。例如,巴黎高等法院的梅涅尔赫就搜集了两千余卷的手稿文书,其中关于巴黎高等法院的材料就有342卷。这些材料的公开,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高等法院法官们的历史撰述,构成了18世纪中叶有关古代政治体制论战的重要篇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勒佩日于1753-1754年出版的《论高等法院基本功能的历史通信》(以下简称《历史通信》)。

   勒佩日出身律师家庭,受过良好教育,笃信冉森教,同情底层教士处境,积极投身政治和宗教事务,在冉森党中享有很高声望,被誉为“高等法院的喉舌”。(59)勒佩日与梅涅尔赫素有往来,常出入他的“私人图书馆”,而且他本人也极好搜集历史文书。(60)“拒圣事事件”发生后,勒佩日由于得到孔蒂亲王的庇护,免遭流放,得以有机会深入研究高等法院的历史并撰写《历史通信》。

   《历史通信》重新梳理并阐释法兰克时期的政治历史,构建了一套关于政治权力结构的新的阐释体系,将高等法院塑造为国民与公共权威的代言人,为其提供了更具威望的权力谱系和牢不可破的身份认同,由此贵族派的论述得以超越了先前狭隘的等级立场,而成为接纳国民的一种叙事方式。因而,《历史通信》的发表,对于历史论战的未来发展趋向,具有不容忽视的转折意义。

   虽然在某些基本史实的勾勒上,勒佩日延续了布兰维里耶等佩剑贵族的观点。比如他认可征服战争及其所塑造的政治结构。(61)但是勒佩日强调,法国君主制有三个“根本性的”(essentiel)构成要素:君主、御前会议(cour du roi)和大议会(parlements généraux)。君主掌握绝对权威,“融所有立法权和强制权于一身”。御前会议由亲王以及进谏者构成,“根据王国的基本法”,君王必须与他们协商,确保臣民得享公正与正义的统治。此外,勒佩日认为最初有全民大会,随着法兰克人在高卢地区定居,召开类似的会议变得越来越不现实,于是就出现了替代机构,这便是大议会的起源。大议会乃是“保存王国所有法律和法则的地方,它有义务自主审查并负责颁布所有新法律,为国王提供重要的咨询与建议……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抵制国王,钳制国王总想使用的绝对权力”。(62)

   较之此前贵族派的论述,勒佩日最重要的修正表现在,他认为法兰克人时代创立的明智体制并没有消失,而是在高等法院身上得到了延续。他指出,在封建时代,御前会议与大议会的职权逐渐融合,1302年,两个机构合二为一,这便是巴黎高等法院。《历史通信》反复强调高等法院的历史“从未中断,可上溯到法国君主制的诞生之日,上溯到日耳曼时代。我们今天看到的高等法院,便是美男子菲利普时代的高等法院,就是圣路易时代的高等法院,就是菲利普·奥古斯都的高等法院”。(63)这同贵族派的论述完全不同,无论是布兰维里耶还是维尔托都认为,体现日耳曼自由的那套制度已完全消失在历史之中,他们的叙述无不充满了对昔日典章制度的缅怀与依恋。而勒佩日则相信,法国的历史没有发生过断裂,古代宪政的基本精神,或者说法国的基本法,在高等法院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只要确保高等法院的地位与职权,那么源自法兰克时期的那套完美的典章及其所体现的完美的君主制架构便可得到完整承继。

   表面上看,勒佩日与此前贵族派一样推崇古制,但其论述重点并不在于古制之久远,而是古制之原则至今依然通过高等法院得以呈现。更重要的是,勒佩日的历史叙述构建了一套与贵族派不同的政治体系。这套体系的本质,乃是国王、高等法院与国民之间具有不可更改的关系。这一政治体系,意在凸显高等法院的地位,使其摆脱从属王权的身份,从而具备独立的历史传统与宪政地位。高等法院具有不可替代、不可侵犯的“居中地位”,是因为它联系了国王与臣民,既可向国王提供咨询,也传达国民声音。它的权力,并非来自国王,而是源自“自君主制诞生之日起就已存在的王国法律”。(64)在勒佩日论述高等法院重要性的过程中,他用以证明高等法院合法性与权威性的一个重要来源便是它代表着国民的声音,它是国王与国民的纽带。在《历史通信》中,以往的历史论战中从未被提及的“国民”悄然登场。

《历史通信》为贵族派反对王权派提供了全新且有力的叙述框架,赢得了贵族派的普遍接纳与支持。比如,图卢兹高等法院法官拉盖德的《高等法院基本职能》一书,意在接续勒佩日的《历史通信》,为外省的高等法院“树碑立传”。(65)日后成为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院士的西贝尔,在其《法国君主制的演化》一书中提出,自法兰克时期起,立法首先要经议会的同意,这是法国政府的原则。与勒佩日类似,他认为高等法院是永恒的政治体,是法律的保管处。更需要注意的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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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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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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