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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丹丹:代际“资产并表”、同类婚与贫富分化代际增强*

——人口政策与市场转型的叠加效应

更新时间:2019-01-24 23:28:58
作者: 郑丹丹  
容易误判趋势,影响政策制订。

   研究发现,中国历来流行的“门当户对”婚配模式依然是主流(李煜,2011),同类婚导致富裕家庭与富裕家庭结合、贫困家庭和贫困家庭结合,再加上独生子女政策在城市的实施比较彻底,在无选择的情况下,独女户城市家庭的财产只能流向女儿。显然,同类婚与双系代际向下支持的结合是当今社会财富分化的第二个扩大机制。

   最后,大约在2030年前后,1949年后出生的父辈将陆续进入老年晚期,中国无捐赠传统且基本没有遗产税,因此家庭财富可以几乎无成本地传递到子辈。这是社会财富差距的第三个传导及扩大机制。

   本文认为上述社会财富差距的三个传导、固化或扩大机制体现了多项社会、经济制度之间的交织叠加作用,对个人际遇及财富的代际流动产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影响,可能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结构乃至后续发展,需要加以关注。前述思路及逻辑参见图1。

  

二、代际“资产并表”:中国特色的财富阶层固化机制


   (一)直系组家庭:恰当的分析单位

   研究发现,中国家庭中虽然出现了个体化趋势(姚俊,2012;沈奕斐,2013),但代际关系依然紧密,成年子女与父母互动频繁。现代社会高昂的生活成本导致青年夫妇较为依赖父母在经济、住房以及孩子照料、家务分担等方面给予的支持(刘汶蓉,2016;翟学伟,2016)。

   涉及中国家庭的代际互动,即便是锚定在家庭财富的代际流动这个确定的范围,情况依然十分复杂,但总体而言,在本文表述的父辈和子辈构成的中国家庭中,即便子辈结婚独居似乎构成了两个或多个核心家庭,这些家庭之间经济方面的联系往往也十分紧密。正如王跃生(2016a)对中国的家庭概念进行辨析后指出,当前中国家庭中亲子分爨、兄弟分家现象普遍,这些有密切亲缘关系的成员形成两个及以上的独立生活单位,但这些看似独立的家庭之间实际上有着密切的功能上乃至心理上的联系,用一般意义上的家庭或者家户概念都难以描述这些家庭之间的关系,因此他建议使用“直系组家庭”这个概念,其关键在于将这些分爨异居,但有抚育、赡养和继承关系成员的不同生活单位视为一个整体,这样的结构划分会增强我们对家庭关系,特别是代际关系的认识。

   本文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探讨直系组家庭之间的关系,但是为了行文简便,文中也会出现混用家庭概念来同时指代父辈和子辈各自的核心家庭以及父辈和子辈共同构成的直系组家庭的情况,笔者会尽力在行文时注意区分。

   (二)代际“资产并表”:代际转移的新形式

   西方学者通常将代际的财富流动统称为代际转移(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也有些文献将其中父辈去世后留给子辈的财产区别出来,称为遗产(bequest/inheritance)。本文主要关注的是父辈在世时,向子辈的财富流动,将之称为向下代际经济支持,将父母去世后孩子获得其财富称为遗产继承。

   笔者发现,直系组家庭之间的经济联系通常十分紧密,在独生子女家庭中,两代之间甚至会出现很大程度的经济混合,可以借用一个会计学概念“合并资产负债表”来描述这种情况。所谓“合并资产负债表”指的是反映以母公司为核心的企业集团在某一特定日期财务状况的报表。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子女即便成家立业了也还是一家人,尤其是独生子女,由于具有唯一性,父辈和子辈两个核心家庭在经济方面往往不做清晰区分,这种父辈与成年子辈之间的财富流动情况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家庭的代际“资产并表”。

   实际上,代际“资产并表”是介于通常意义上的向下代际经济支持和遗产继承之间的一种状况,在父辈处于低龄老年期甚至是中年晚期时就将其财产并入子辈家庭。这和传统社会没分家时子辈经济依附于父辈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情况,应该算是当代中国特有的现象,是传统的家族主义文化经历现代化、个体化过程后与人口政策碰撞的产物。

   我们研究的几乎所有家庭,父辈都会对成年子辈给予各种形式的经济支持。多子女家庭的家长往往会尽力表现出公平的姿态,因此会保持父辈家庭的经济独立性。然而,对独生子女家庭而言,父辈家庭往往觉得这样的姿态实属没有必要,很容易伤害孩子的感情并损害代际关系,因此更容易在子辈家庭建立之初就呈现程度不一的代际“资产并表”状态。

   关于代际“资产并表”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此处举一个例子加以说明。我们的访谈对象中有一位儿媳妇晓彤,她提起自己的公公投资失误导致公公自己的家产损失了将近一半时,表现出极端的愤怒,几乎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说公公是“不安分的败家老爷们”。我们访谈晓彤的婆婆时,她也提到儿媳妇自从公公亏钱后态度大变,伤害了婆媳关系。如果不从代际“资产并表”的角度来看,晓彤的行为是有些难以理解的:公公损失的是他自己的钱,即便是遗憾,至于怒不可遏么?显然,晓彤将公公婆婆的钱都划归为自己潜在的势力范围,潜意识里认为公公亏损的是他们大家的钱,甚至就是她自己的钱!

   关于代际“资产并表”的原因,我们访谈的一位母亲林丽的说法很有代表性:

   我们那个年代的人,节约惯了,再花也是有限度的,最后我能给谁呢?迟早还不都是他们的?我干嘛不早点给呢?儿媳妇还念我个好。②

   从这个简单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几点:第一,父辈要有钱,这是代际“资产并表”的前提条件。正如林丽暗示的,他们这一辈的钱自己正常地花是花不完的。这正是市场转型对个人际遇及家庭的深刻影响。第二,看重维系与媳妇(或者女婿)的关系,是提前“资产并表”的重要动因,这可以说是家庭变迁的一个直观体现——代际关系向下倾斜,学者们常常将此归纳为现代化过程的产物(狄金华、郑丹丹,2016)。第三,很重要的是,家长没有选择,正如林丽说的,“迟早都是他们的”。这是独生子女政策的非预期后果。

   一项较为权威的全国性调查发现,在城市家庭中,家长对已婚青年的经济支持比较普遍,独生子女对父辈的经济依赖更为明显(宋健、戚晶晶,2011)。也就是说,当前大多数中国家庭存在父辈家庭向年轻子辈家庭的财富流动现象,独生子女家庭的代际“资产并表”现象更为明显。那么,财富代际流动的影响机制是什么呢?其可能后果又是什么呢?

   (三)市场转型与人口政策的叠加效应:“资产并表”的产生机制

   财富由父辈流向子辈,必要条件之一是父辈有钱。根据财富的累积性特征,在一个经济平稳发展的社会,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个人的财富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增加(Cooney and Uhlenberg, 1992;Clark and Kenney, 2010)。

   但是,经济平稳发展显然是外在于个体的结构性因素,并非总是能实现。比如本文没有探讨的祖辈,他们生于 1949 年以前,主要生产期在改革开放之前,当时的社会经济政策以国家的高积累为特点(李扬,1992;周富祥,1990),社会的贫富差距比较小,而且他们的生育期并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其家庭普遍是多子女的,全社会比较平等,大都没有太多累积性家庭财产。所以,本文提到的父辈在结婚生子的时候,尽管祖辈大多也希望自己能予以支持,但真正能做到的家庭并不是很多。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三转一响带咔嚓……”等结婚条件,在当时为难了大多数家庭,但纵向地看,在家庭财富流动和积累意义上基本不能发挥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的父辈,是市场化转型时期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他们在生育期遭遇了计划生育政策,家庭子女数普遍偏低,③因此,从总体上都比祖辈更富裕,有更多的家庭财产积累。这就是本文所探讨的当前中国家庭普遍存在家庭财富由父辈流向子辈现象的前提条件:父辈有钱才可能支持子辈,否则就会跟祖辈一样,心有余而力不足。

   父辈有钱是支持子代的必要条件,但从逻辑上说,父辈的钱可以用于其他地方,比如用于个人消费或者捐赠。然而,笔者研究发现,总体说来,在困难年代生长起来的父辈大多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社会性节俭”的消费惯习(郑丹丹,2017),就像本文中林丽说的“节约惯了,再花能花多少呢”。同时,当前中国人并无捐赠习惯,个人捐赠行为很少。研究发现,美国70%以上的社会捐款来自成千上万普通公众每月几美元、几十美元的小额捐款,而目前我国个人捐赠不到总捐赠额的20%,且90%的个人从未进行过捐赠(张进美、刘武、刘天翠,2013)。

   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家庭的亲子关系内涵极为丰富。对于大多数中国父母来说,子女的人生和幸福在他们心中的重要性不可替代,甚至成为他们自身人生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李银河,2005)。当他们能力所及时,往往会不遗余力地支持自己的孩子,当只有一个孩子时尤甚,就可能出现代际“资产并表”的情况。

   我们在访谈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家长都会谈到孩子对人生的意义,当然是用形形色色的语言表述方式,最常见的一类表达是:“你说我们辛苦是为了什么呢?还不是为了孩子能过好?!”

   反之,子辈接受父辈的经济支持,可能有心安理得的一面,但其中其实也含有无可奈何的意味。由于教育发展等原因,当今子辈在进入婚育期时普遍难以有足够的财富积累应对较高的婚育成本,尤其是节节上涨的房价是很难由子辈独自应对的,这时父辈的支持几乎难以拒绝。研究发现,大多数青年人无力购房,与父母同住或租赁住房,购买住房则需要父母支持。在中心大城市与父母分开单独居住的已婚青年中,父母为其购买房子的比例接近30%,父母为已婚独生子女买房的比例比已婚非独生子女高10%左右(宋健、李静,2015)。

   综上所述,由于市场转型、人口政策等一系列因素的共同影响,我们所探讨的特定的这一代父辈普遍比祖辈和子辈都有钱,他们大多比较节俭并且没有捐赠习惯,子辈则面临高房价和高生活成本压力,这时候,中国家庭财富由父辈向子辈流动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多子女家庭中,父辈在没死亡前大多数还会尽力保持经济独立以免造成家庭矛盾。所以,多子女家庭虽然通常会有各种形式的向下代际经济支持,直接的代际“资产并表”现象并不多见。但是,独生子女家庭中,由于其具有无可替代性,家长大多早早就和子女家庭实行了程度不一的“资产并表”。

   因此,相对于非独生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家庭与其父辈家庭的日常生活和财产具有较强的“分中有合”的特征,彼此为高度依赖的利益共同体。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两代人组成的生活单位界限变得模糊,而且主要是父母生活单位对子女来说界限模糊了,也就是说,这种合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以子辈为中心的(王跃生,2016a)。

   家庭“资产并表”是否仅仅为家庭内部的私人事务呢?它有可能产生什么社会后果?这是本文要阐述的重点之一。

   (四)财富分层固化:“资产并表”的社会后果

   如果一个社会只有极个别的人实行家庭“资产并表”,或者所有人在家庭“资产并表”过程中得到的财产比例是近似的,那这种行为对社会财富分化不会有特别的影响。然而,事实显然不是这样。

如前所述,我们所说的祖辈经历了家庭财产平等化过程,基本上起点归零,并经历了货币形式的全社会基本平等过程(至少在城乡集团内部如此)。本文探讨的父辈,在货币起点差不多的情况下经历了市场化转型过程,由于个体特征的差异,以及一些结构性不平等机制(比如城乡、行业间的不平等,权力与经济资本的相互转化等),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社会分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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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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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杂志2019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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