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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捷玉: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现状:人口流动下的家庭照顾循环*

更新时间:2019-01-24 23:24:39
作者: 刘捷玉  
1993; Ungerson, 1990)。西方已有文献表明,高质量的照顾需要包含关心的情感,然而实际生活中,研究发现有些家庭照顾仅仅从算计的角度出发。中文语境下,并没有专门指代“care”的词语,但有许多术语描述这种关系。其中,“照顾”或“照料”的意思更为接近“caring for”,而“关心”的意思更接近“caring about”。由于“照料/照顾”这两个词被大量用于社会调查/访谈③,现有中国农村老龄化研究文献为我们展现了照顾行为的频率与内容,但难以提供对关心与高质量照顾的理解。

   最后,巴尔达萨尔和梅尔拉 (2013:12)强调需要“考虑这种国际化家庭网络里采用循环照顾所具有的结构多样性、非对称性、情境化和性别特点”。他们这一观点给本文带来两方面的启示:由于中国传统家庭在性别、年龄和世代上都是层级化的,因此这一框架提醒我们,要留意研究性别和世代的交集如何影响中国农村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照顾。此外,“情境化”意味着需要关注地方的社会性,后者可能最终形塑了不一致的照顾循环方式。例如,已有文献指出中国不同地区具有差异化的人口流动规律(Fan, 2007),但这些不同路径如何对老年社会支持产生影响却仍未被学者探索。

   因此,本文应用“照顾循环”分析框架解释中国农村老年的照顾过程,这一领域过去的文献集中在一个基于量化数据“代际转移”的二元框架中展开。通过中国农村的个案研究,本文希望对当前全球的老龄化、移民和家庭研究有所贡献。几千年来,孝道(filial piety)被认为是中国子女和父母处理关系的根本性原则,孝道的关键特征是子女要服从长辈的意志。子女因而对长辈养老负有全方位的责任,不过这种伦理上的责任只针对父系亲属,因为从夫制的习俗要求嫁出去的女儿负责服侍她们的公婆。

   在20世纪政治和社会经济转型背景下,孝道的含义发生了改变。孝道在当前演变成一种双向行为,代际间“相互需要、感激、支持,互助互惠和关心”。在全新的“契约”(Croll, 2008)下,互惠成为维持相互支持(two-way exchange of support)的根本性原则。尽管如此,当代中国的代际关系依然被定义为一种责任感,在此其中,“爱”的情感可能包含在内,但是很大程度上也可能没有。通过结合文化与地方社会性(local-cultural sociality)的分析,本文揭示了中国的伦理基础和农村物质现实,家庭责任和互惠关系如同“水泵”一样(Tronto, 2011),把家庭成员牢牢团结在家庭网络之中,从而构成了中国农村家庭的循环照顾体系。

  

二、研究方法

  

   当前关于中国农村代际关系的研究大多是以调查数据为基础。尽管数据可以勾勒一种趋势,但难以深入研究那些经历过社会变迁的人,揭示他们生活中的各种经历、张力、策略和期待,并呈现其中的复杂性与动态性。全球南方国家老龄化的政策制定特别需要了解社区、邻里亲属网、家庭关系的内部机制,需要定性研究将这些日常叙事(day-to-day living)从过往的沉默中浮现出来(Risseeuw, 2001:28-29)。因此,本研究采用质性方法,以期在微观层面捕捉建构人们日常经验的具体过程。研究表明,人口流动背景下,生活史(life histories)更能呈现日常经验和个体的能动性(Wengraf et al., 2002)。不仅如此,在生活史叙述中,不同家庭成员对同样的经历可能有不一样的看法,这种时序上的重合对于家庭关系研究而言尤为重要,因为大多数人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家庭里度过的,通过生活史访谈可以更深入了解家庭关系与相关策略之变化。

   2011年,在中国学者的介绍下,笔者进入中国农村地区的两个村庄,并分别居住了两个月(1号村庄位于中国北方的山东省,2号村位于中国南方的湖南省)。笔者采用了立意抽样方法(Purposive non-random sampling techniques)(Mason, 2002),从而确保受访者在年龄、性别、社会阶层和家庭规模等方面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本项目一共有17个家庭参与,共与60个受访者进行了一对一的访谈,访谈对象包含每个家庭两代人(有的是三代人),包括家庭成员中的男性与女性。虽然在这两个村庄进行小规模的深入研究,其代表性无疑不足以反映规模如此之巨且充满异质性的中国农村,但正如后文所言,本研究发现的代际变化过程与其他地区的量化研究结果相似,反映了一些人口流动比例较高村庄所具有的共性,可以加深对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村家庭的理解。

   每一个访谈都从受访者回忆他/她的童年经历开始,并由他/她主导整个聊天过程。如果有需要的话,在随后交流的过程中再向对方追问一些与其家庭成员相关的具体问题。绝大多数的访谈进行了录音,并转录出逐字稿,笔者对每一份被转录的文本进行了的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以识别每一代人的不同转录文本中出现的共同主题。此外,笔者还对每户家庭的代际关系进行了更深入分析。

   在这两个村庄中,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高达13%,与当时国家老龄化程度大致相同。村里大多数家庭(70%)都有成员进城务工。笔者2011年开展田野工作的时候,山东的1号村庄尚未被国家养老金(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覆盖,而在湖南的2号村庄里,当时已经被列入了新农保的试点项目(当时试点覆盖了国内大约10%的村庄),满60岁的村民每个月可以收到55元的国家养老金,养老金的获取资格取决于家庭所有成年成员是否加入项目并足额缴费。

   虽然两地村民均为国家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简称“新农合”)所覆盖,但正如中国其他农村一样,这种覆盖程度远远不够,因为国家的报销仅能用于住院,村民必须自己掏钱支付医药费(而医药是他们最主要的花销)。在国家福利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农村居民只能回归家庭向他们的亲人寻求支持和帮助,非正式的家庭支持构成了这两个村庄福利供给的主要基础。

   在山东的村庄(1号村庄),20世纪90年代以来,村里的年轻男性村民开始进城务工(主要前往北京和北方的其他省会城市),但人数相对较少。2000年后,大量年轻村民看到早期的“拓荒者”赚到第一桶金,纷纷跟随进城。对于这个16岁到25岁年龄段的年轻群体,农民工的性别比例是平衡的,因为无论男女,往往会在毕业/辍学后选择进城打工。然而,在他们回乡结婚之后,大多数的丈夫继续外出打工,而妻子留守在村子里(少部分夫妻选择一起进城务工)。因此,留守在村子里的大多数村民是老人、妇女和小孩。老一辈的人靠自己生活,留守的儿媳和/或已婚的女儿大多在附近的镇里从事非农工作,但每天都会回村子,因此可以随叫随到。小孩子晚上与母亲一起睡觉,白天由老人负责照顾。

   湖南的村庄(2号村庄)的人口流动经历更长,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由于靠近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年轻一代辍学以后纷纷进城当建筑工。大多数人随后回家结婚,然后他们的妻子留下来照看子女。90年代后,年轻女性开始和其他男性一样在广东工厂里打工。等到子女上学时,已婚妇女也跟丈夫一起进城(一般是当街头小贩或进入工厂打工,以减轻丈夫的负担)。因此到了2000年后,2号村庄里的留守家庭大多由老人和小孩组成,与山东的1号村庄相异。

   为了更深入理解不同生活经历、家庭策略、生活期待和选择偏好背后的复杂性,尤其是不同代际之间的动态关系(relational dynamics),本文选取了两个家庭个案④进行深入讨论与解释,并选取了一些同村庄其他受访者的案例作为补充性讨论。访谈对象身份采用了匿名处理。

  

三、研究发现

  

   (一)家庭个案1

   王家住在1号村庄,这是一个由多代人组成的大家庭(multigenerational household)。王妈妈出生于1932年,在当时的性别规范(gender norms)下,她没有去上学,而是待在家里织布。她的哥哥受过教育,并随后成为一名老师。1951年,她嫁到了大约1.4公里之外的邻村。婚后没过几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于是王妈妈开始和她丈夫一起参与田间劳动以换取工分。王妈妈生了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她希望几个儿子可以获得好的教育,但是他们都不想读书并最终辍学。她的女儿读过一年书。王妈妈的小儿子在21岁时因为急病去世,而另外两个儿子在村子里成家,各自都有了三个孩子,两女一男。在王氏家庭中,王妈妈、大儿子媳妇与长孙媳妇接受了笔者的一对一访谈。

   2007年,王妈妈摔断了腿,继而因脑血栓导致偏瘫,丈夫开始日夜照顾卧床不起的王妈妈。夫妇二人决定,把家里的田分给两个儿子。作为回报,两个儿子为他们提供食物和其他物资(例如煤等)。夫妇二人的全部积蓄2000元都花在医药费上,不足部分由两个儿子平摊。2009年,王妈妈的丈夫突然因为胃癌去世,她的女儿回家照顾她将近五个月。随后,她的女儿和两个儿子三家人组成一个“轮作式”的照顾分工(caring rotation):每个成年孩子分别照顾王妈妈五天,照顾的内容包括送餐、穿衣、协助排泄和晚上留守(洗衣服和床单留到女儿照顾时做)。两个儿子负责提供王妈妈所需要的食物等花销,不过她的女儿和孙子经常在过节的时候给她买礼物(例如衣服、食品)和给她钱。

   2007年,大儿子进城打工,一年才回家一次,照顾母亲这项责任对他们家而言成为一个难题。大儿子外出的原因和他所处的人生阶段有关,因为他既要对子女的经济情况负责,又要履行对老人的孝道。大儿子的妻子(57岁)⑤回忆道:“为啥他要进城打工?过去我们除了农活外,还做点街头小生意,我们二女儿还在读书,而儿子需要结婚,还要赡养老人。小生意的钱根本不够用,所以我跟他说,你不如进城去打工。”在妻子的说服下,大儿子和邻居在邻省一个城市里当建筑工。第一年因为老板欠薪跑路,他没有任何收入。随后两年里,他设法每年寄回1.1万元左右,这远远高于此前干农活的收入(5000元一年)。

   有了打工收入,大儿子家里终于有钱给自己的儿子(王妈妈的孙子)结婚。对于他们来说,娶亲过程是他们这辈子最大的支出,根据地方风俗和婚礼费用,他们需要给一万元的彩礼,同时给这对年轻的夫妇盖房子。大儿子的儿媳妇婚后不久生了一个男孩,他们又支付了与分娩和庆祝有关的所有费用(共6000元),当笔者拜访大儿子家时,他们已经负债累累。为了还钱,大儿子计划着继续进城打工。

   除了大儿子外,王妈妈的孙子和孙媳妇在孩子出生之前也有过进城务工的经历。务农和务工的巨大收入差距,导致农村的年轻人也通常跟随进城打工的人外出。正如王家孙子(22岁)表示:“我不喜欢读书,所以和三十多个老乡一起出去找工作。”然而,打工并没有为他们家存到太多的钱,因为他自己花掉了大部分收入。因此,王家孙子打算继续其打工生涯,而他妻子留在村里照顾孩子。他的妻子支持这一决定:“他是有这样的想法,但还没出去,我希望他赶紧(外出打工),而不是在家里无所事事,不然我们生活花钱会很紧张。” 当问及丈夫外出打工是否会影响彼此的感情时,王家的孙媳妇果断地否认:“只要有钱,感情就不是问题。”

进城打工对于当地农民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帮助农村家庭脱离对农业的依赖,但这样一来给留守的人带来很大的压力。当问到王妈妈的孙媳妇和她的婆婆如何应对家里男人都进城打工时的状况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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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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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杂志2019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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