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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纯 任卫东:“中国”的多重面相

——卡夫卡作品中的“中国”空间

更新时间:2019-01-22 00:04:46
作者: 孙纯   任卫东  

   内容提要:1900年前后欧洲现代化进程和末世情结的语境中,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再次引起了欧洲知识界的关注。卡夫卡在其书信日记中对中国的叙述,与他在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中国形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福柯的乌托邦和异托邦概念,为阐释卡夫卡的中国形象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一方面,中国作为美好幻想的载体,呈现出乌托邦性质;另一方面,中国被建构成一个杂糅无序的空间,折射出在秩序被抽空、真理被消解的现代社会中,人的恐惧和无所适从。

   关 键 词:卡夫卡  中国  异托邦  乌托邦

  

   卡夫卡(Franz Kafka)对中国的认知与想象,在其作品中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与歧义性:他在书信日记中对中国的描述,与他在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中国之间,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张力。1900年前后的欧洲历史、社会和文化特征,也为他的中国书写提供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时代语境:世纪转折时期,身处现代社会的人们对陌异的经验、对失去根基的恐慌和对生活荒诞处境的忧虑,都投射在卡夫卡的中国形象上。因此,与真实的中国相比,卡夫卡笔下的中国,更多遵从创造(Poiesis)美学,而不是模仿(Mimesis)美学。模仿美学,指的是对某种文学外的真实现实的模仿。与此相反,创造美学更加强调文学作品是由艺术技巧和艺术家的想象力建构的一个独立世界,它虽然与现实的经验世界有一定的关联性和相似性,但它同时也超越现实世界,并像一面镜子一样,折射出在现实世界中没有实现的其他可能性,因而也是一种虚构的、与现实世界相反的世界(Zapf 607-08)。卡夫卡的中国,具有一种矛盾的面相:一方面,卡夫卡视中国和中国文化为一种远离西方困境的美好世界,因而在文本中流露出对遥远而陌生中国的浪漫想象和渴望;另一方面,中国在他的文学叙事中,又充满着种种怪诞与晦暗的特质,唤起并深化现代人的分裂和无所适从感。

  

   一、世纪转折时的欧洲语境

  

   1900年前后,欧洲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以加速度发展,与此同时,精神世界的荒芜与贫瘠也成为一个紧迫的时代问题。现代性的一个深刻症候在于,它褫夺一切超验的意义基础,使得现代人所栖居的生命世界和人之存在本身不再理所当然。人在世界中最基本的体验是心灵的无家可归,是生命的短暂、易逝,是感官刺激的汹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对一切价值的重估,对庆典似的权力意志的颂扬,对生命的美学论证,以及世纪末文学与艺术中特有的颓废与敏感、对死亡的渴望,表现主义中蕴含的对丑恶之物的审美,都是这一危机体验的表达,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加剧了这种危机。市民社会的忧郁姿态,在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和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浪荡子”(Flaneur)形象中得以清晰的展示。“浪荡子”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匿名地游走在都市的人群中,注视和感受着不断快速变化的现代大城市节奏,发展出一种视觉感官的病理学,他们身处大众之中,却因无法消解的对文明的忧虑与反思,使自身成为现代社会的孤独者(Wodianka 133-35)。

   这一文化批评的立场与视野,对欧洲现代社会的反抗和拒绝,集中体现在知识分子对于陌生世界和陌生文化与日俱增的兴趣中。对他们来说,陌生文化有可能意味着新的希望和可能性。许多先锋派艺术家,在欧洲之外的异域文化中,在那些原始与朴素的文化场域中,在陶醉的、激情的体验中寻找到艺术的理想形态和创作灵感。

   此外,1900年前后,欧洲思想界对东方异域文化的兴趣,与当时欧洲的扩张也有很大关系。这一历史语境之中,欧洲感知和理解作为他者的东方世界的方式,服膺于一种权力关系。支撑他们对东方的构建与叙述的基础,正是萨义德(Edward W.Said)所批评的东方主义。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思想,尤其是《知识考古学》(Die Archologie des Wissens)和《规训与惩罚》( und Strafen)中对权力的解剖,对萨义德产生了很大影响。萨义德从福柯那里吸取了话语分析的方法,考查欧洲人的东方图像的形成过程,从而定义了东方主义这一重要概念:从18世纪开始,东方主义成为欧洲应对东方文化的机构性框架,这意味着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视野对东方的感知与叙述,以及欧洲对东方的治理和统治获得了一种知识和话语上的合法性。简而言之,东方主义成为西方对东方进行建构、压迫和统治的方式(Said 11)。这一思想机制的现实依据是18世纪末期以来欧洲在战争与贸易中获得的巨大优越感与霸权地位。反过来,东方主义则又为欧洲的殖民统治提供了有力的辩护。1900年前后殖民主义的大幅推进,对欧洲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具有深远的影响。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文学尽管有其现实指涉性,但它遵循的是建立在虚构性基础之上的诗学原则。中国作为一个遥远的国度,出现在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黑塞(Hermann Hesse)、德布林(Alfred Dblin)、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等许多德语作家的作品中,成为他们对德国和欧洲文化进行反思与批判的立足点,尤其是文学创作因其内在的复杂和丰富,在东方主义谱系的内部也能够对东方主义的权力体系提出潜在的批评。

   对于德国汉学家卫礼贤而言,中国哲学中最重要的是“和谐”的构想,它能消除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个体与集体之间的矛盾对立。在其著作《中国心灵》(Die Seele Chinas)中卫礼贤明确指出,这一和谐思想,与宇宙的运行和社会的组织都紧密连接在一起。来自中国的文化思想,被卫礼贤看作是治愈和拯救现代欧洲的一剂良药。他同时认为,人类的发展,可以分别从欧洲和中国的世界观中吸取营养。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东西方才能成为唇齿相依、彼此都不可或缺的好兄弟(Wilhelm 445-46)。

   卫礼贤翻译的中国哲学经典如《易经》和《道德经》,在他那个时代就已经引起了德语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德布林创作长篇小说《王伦三跳》(Die Drei Sprünge des Wang-lun),就是受到了他翻译的道家经典文献《列子的太虚真经》(Li Dsi:Das wahre Buch vom quellenden Urgrund)的启发。德布林在小说中着重表现了道家的无为思想,把它作为主人公的行为准则,同时揭示了这一思想所包含的矛盾性:在一个混乱的时代,人们是否真的能够享有无为的自由。在道家的无为思想中,德布林找到了一种伦理,这种伦理与欧洲社会中酝酿着的必要时可以对社会进行革命性改变的律令完全相反(Kiesel 210)。小说中还出现了许多中国母题和素材,尤其是中国文化中对善鬼和恶鬼的迷信,为德语世界的读者描绘出一幅陌生的、充满神秘色彩的中国图景,借由德布林的小说,他们再次看到了欧洲世界观中因为启蒙而早已遗失的超验与鬼魅之物(207)。

   布莱希特也在他的作品中对中国文化进行了介绍和加工,中国文化也是他著名的陌生化效果戏剧理论的重要来源。布劳恩伽特(Wolfgang Braungart)在他的论文《布莱希特的中国诗学》(“Brechts Poetik des Chinesischen”)中指出,对于布莱希特而言,中国是一种陌生化的可能性,是拉开距离的一种方式。借助这种可能性,可以更清晰、更深刻地表达和反思问题。与许多欧洲知识分子视中国为危机体验中的心灵避难所不同,布莱希特更关心的是,从一个陌异的国度和一种陌生的文化中,获取到美学、哲学和政治社会领域的启示(241)。

   对黑塞而言,中国在他的生命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曾在印度哲学中苦苦寻找人生的慰藉和意义,最终在中国哲学中找到了答案。他在《我的信仰》中写道:“中国古代的道德观使我觉得孔夫子和苏格拉底是兄弟,老子深藏的智慧以及其神秘的动力使我思索良久”(黑塞285)。此外,中国证实了、并且让他意识到自己的感觉,中国既是他的精神避难所,又是他的第二故乡(Hsia 9)。他的许多小说如《东方之旅》(Die Morgenlandfahrt)和《玻璃珠游戏》(Das Glasperlenspiel)中,都明显体现出中国世界观和智慧、尤其是道家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这赋予他的作品一种神秘的气息和能够慰藉心灵的光晕。对他来说,中国是一种文化,一种哲学,一种思想构型,它不一定跟现实的政治国家实体相关联,而是存在于相关者的心里。

   从卡夫卡的书信日记和文学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文化的熟悉。孟博士(Weiyan Meng)在其著作《卡夫卡与中国》(Kafka und China)中指出,卡夫卡怀着极大的热情,深入阅读和了解过中国哲学、文学和艺术,并为自己那颗在现代社会中痛苦不安的心灵找到了安慰。中国诗歌中的田园景象、中国绘画艺术中通过留白凸显出来的静美,中国哲学,尤其是强调简单和与自然结合的道家思想,都与卡夫卡性情中对简单与宁静的乡村生活的喜爱相符。因此,中国对卡夫卡意味着一个东方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卡夫卡的灵魂有一种找到了家的感觉(24-68)。卡夫卡在给未婚妻鲍尔(Felice Bauer)的信中写道,“本质上我是中国人,我回家了”(Kafka 657),充分说明了中国在卡夫卡生命中的特殊地位。有各种证据说明,卡夫卡阅读过相当多关于中国的书籍,他的阅读涵盖了中国游记、中国古典文学和哲学的改写或翻译,特别是当时出版的许多介绍道家思想的书籍。诸如狄特马(Julius Dittmar)的《在新的中国》(Im neuen China)、布伯(Martin Buber)翻译的《中国鬼怪和爱情故事集》(Chinesische Geister-und Liebesgeschichten)和《庄子》、卫礼贤翻译编写的《老子与庄子》(Laotse und Dschuang Dsi)等都是他的阅读材料。他曾多次在给未婚妻鲍尔的信中提到中国清朝诗人袁枚的诗《寒夜》,并借对这首诗的解读来分析两人之间的关系,这也说明卡夫卡对中国文学的熟悉和喜爱。

   卡夫卡在多部作品中,建构了以中国、美国、俄罗斯、法庭、城堡等现实空间为名的一系列陌异空间。这些空间与其现实指涉似乎有关联,但更多的是模糊和不确定性。如同他那些令人费解的、充满悖论和矛盾的文学作品一样,卡夫卡的“中国”空间也不是单一的或统一的。福柯的异托邦概念,为我们分析卡夫卡作品中的“中国”,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二、乌托邦(Utopia)和异托邦(Heterotopia)

  

福柯最早在1966年出版的《词与物》(Die Ordnung der Dinge.Eine Archologie der Humanwissenschaft)中提出了“异托邦”的概念,之后,在1984年发表的报告《另类空间》(“Von anderen Rumen”)中,对其内涵做出了详细阐释。在《词与物》的前言中,福柯提到,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在一篇文章中引述过的某种古老中国百科全书中出现的对动物的如下分类:a.属于皇帝的动物、b.散发香气的动物、c.驯服的动物、d.乳猪、e.美人鱼、f寓言中的动物、g.自由的狗、h.包括在此分类中的动物、i.像疯子般激动的动物、j.不可胜数的动物、k.用很细的驼毛笔画的动物、1.其他动物、m.刚刚弄碎了罐子的动物、n.远看像苍蝇的动物。这种怪异的分类方法让福柯感到好笑和惊奇,因为它所依据的标准不统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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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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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外国文学》 2017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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