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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共乐: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卷一)》书写方式探析

更新时间:2019-01-21 23:14:13
作者: 杨共乐  

   内容提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修昔底德“垂诸永远”的作品。卷一是集中展示作者主体思想的地方,内容丰富,分析精到,所用的“论证体”,主题清晰,证据合理,与卷二及以下各卷的“叙事体”形成鲜明的区别,带有明显的“一家之言”的性质。

   关 键 词:修昔底德  “论证体”  “一家之言”  Thucydides  argumentation style  Thucydides' own opinion

  

   修昔底德是古代希腊著名的史学家。其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直是学界及政界关注的对象,为此而留下的述评解读浩如烟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卷一是整部著作的开篇,起着吸引读者、导入正题的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卷一的研究多集中于史料考古的可靠性与史著编撰目的的探究等层面,而对卷一的编撰模式涉猎很少。本文力图在认真研读修昔底德原著的基础上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卷一的书写方式作一细致的考察与剖析,以期对修昔底德的撰史特点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赫拉克利特认为:“战争是万物之父,万事之王。”①“战争是平常之事。”②古往今来,许多著名学者如荷马、希罗多德等都把战争作为探研和书写的重点。修昔底德也不例外。他把亲自经历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坚信“它比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任何战争更值得记述”。修昔底德建立这一认识的依据是他在卷一开篇就确定的一个重要论题,即“这次战争将是一场伟大的战争”;“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动荡,不仅搅动了希腊人,搅动了部分异族人,甚至可以说搅动了人类的很大部分”。③

   为了证明这一论题的成立,修昔底德使用了历史溯源与历史比较法。他首先论证“过去的时代,无论是在战争方面,还是在别的方面,都无法称得上伟大”。④修昔底德认为:“现在被称作希腊的地区,在古代没有固定的定居者;相反地,移民迁徙频发……当时没有商业,人民间无论在陆上,还是在海上,没有安全的交往……他们没有剩余财富,也不经营土地……既没有建筑大的城市,也没有重要资源。”⑤特洛伊战争以前,在希腊地区没有出现过任何共同行动的迹象。

   在修昔底德看来,集体行动是衡量古代战争重要性的基本标准。但在丢卡利翁的儿子希伦的时代以前,连“希腊”这个名称都没有,所以根本谈不上什么集体行动了。在特洛伊战争后很久出生的荷马,也从来没有在其作品中使用过“希腊人”来称呼全体军队。希腊人诸公社在特洛伊战争以前,由于实力不足,缺乏相互联系,因而也未能实施任何集体行动。

   修昔底德在没有找到可靠资料的情况下,也使用了“传说”这一素材,认为:米诺斯是第一位组建海军的人,被称为“希腊海”的主人。他驱逐过卡里亚人,清剿过“希腊海”上的海盗,但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战争。

   修昔底德断言:在海上交往便利一些以后,不论是居住在沿海还是岛屿上的希腊人或非希腊人都在最强有力的人物的领导下从事海上劫掠。为了保证安全,沿海一带出现了“有城墙的城市”。它们与建立在离海岸有一定距离的古代城市一样,目的都是为了躲避海盗的抢劫。⑥

   金钱是修昔底德考察古代战争级别的另一指标要素。修昔底德断定:特洛伊远征时期,阿伽门农之所以能够募集远征军,主要是由于他实力强大,由于参加者的拥戴和参加者对他的畏惧。他拥有一个陆上强国,拥有比其他统治者更强大的海军。但即使是阿伽门农的远征军,其规模也远比不上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军队。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缺少人力,而是因为金钱的匮乏。⑦

   特洛伊战争以后,希腊居民依然过着迁徙不定的生活,既没有发展的条件,也没有发展的机会。在经过多年的动荡之后,希腊才恢复稳定,居民的迁徙也告一段落。⑧财富日益成为希腊各邦追求的目标,各地的收入有所增加,但规模较大的战事极少。修昔底德考证:在较长时间内,希腊陆地上没有发生过战争,也没有产生过因陆战而成为军事强国的城邦。在希腊人之间,通常只有边界冲突,没有离开本国远征他国的事例。战争仅仅是邻国之间的局部冲突而已。⑨这与希腊诸邦普遍实行的僭主统治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僭主只考虑他们自己的利益,只关注他们个人的安全与家族势力的扩增。安全是他们治理城邦的主要目标。”⑩

   海军是最强大邦国的一个力量源泉,也是修昔底德考察古代战争级别的重要条件。修昔底德认为:科林斯是希腊最富裕的城邦之一,也是最早建造海军装备的国家,“其技术几乎与近代相近”。(11)希腊第一艘三列桨战舰就是在科林斯建成的;历史上第一次海战也是在科林斯人和科基拉人之间展开的。但就是这些海军力量也不算强大。舰队中主要还是由旧时的五十桨船和长船组成,三列桨战舰也不多。(12)

   在修昔底德眼里,最重大的战争是波斯战争,但它在两次海战和两次陆战中就有了胜负,与伯罗奔尼撒战争根本无法相比。(13)因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交战的两大力量“在各个方面都竭尽全力准备战争。……其他的希腊人要么支持这一边,要么支持那一边。有些是马上参与其中,有些则准备参与其间。”(14)“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而且在这期间,众多的灾难降临希腊。……从来没有这么多城市被攻陷,被致荒。有些是异族人所为,有些则是希腊人内部互战所致:……从来没有这么多人被流放,从来没有这么多人流血遭杀。有些为战争所致,有些则是内争的结果。”此外,地震、旱灾、饥馑、瘟疫,“所有这些灾难都伴随着这场战争一齐降到了希腊”。(15)

   修昔底德用心良苦,几乎用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卷中的20多章来论证此前的特洛伊战争和波斯战争等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影响上都不及他亲历亲见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并以此来说明伯罗奔尼撒战争之重之大以及记述这次战争的价值之巨。论证严密,说理自然,行文流畅,手法巧妙。在这里,修昔底德所使用的书写方式是先提出问题,后通过对希腊上古历史的整体溯源、对希腊上古战争史的比较研究来系统证明所提论题的合理与正确,目的显然是为了吸引读者,“引人入胜”,起到启发读者反省人类战争行为的史鉴作用。

   战争原因探析是史学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也是揭示战争本质的关键。修昔底德是将战争起源本身作为主题加以研究的第一人,也是对战争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进行区分的第一人。(16)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卷一中,修昔底德提出了另一重要论题,即:导致这场战争爆发的除了直接原因外,还有更深层的根本原因。这个根本原因常常被“表面现象所掩盖”。这就是:“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引起拉西第梦人的恐慌,迫使他们进行了战争。”(17)

   为了论证这一论题,修昔底德用科基拉事件、科基拉与雅典结盟、雅典帮助科基拉参与同科林斯人的战争、波提狄亚战争等事实来说明雅典力量的强大,说明雅典力量强大是导致它与斯巴达两强对决的直接原因。如果把修昔底德所说的直接原因放在雅典崛起的过程中加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这些直接原因的产生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它是雅典发展中的一环,是雅典发展的必然。斯巴达确实有害怕雅典的理由,因为雅典发展太快。到公元前5世纪30年代后期,斯巴达人发现,“希腊的大部分地区都已从属于雅典人了”。(18)

   不但如此,修昔底德还通过科林斯人之口充分阐释雅典人不安于现状的性格特性,认为:雅典人乐于革新,敏于规划,勤于落实。雅典人敢于冒险,其冒险之举常常超过他们的实力。他们胆量超群,危难之中仍能保持自信。他们行事果断,总能在海外获取所得。胜利时,他们追击到底。遇挫时,他们决不退缩。他们认为他们应该为城邦的事业慷慨捐躯。他们尽心为城邦培养自己的智慧。对他们而言,无法实现的计划就是失败。一次冒险事业的成功只是他们即将所获成功中的极小部分。但若失败,他们又会把希望放在别的领域以弥补自己的损失。只要他们想得到的东西,他们就要马上得到它。他们的行动常常与他们的决心相伴相随。他们一生的时间都是在艰难困苦中度过的。他们很少享受他们收获的成果。他们把休假只看作是履行义务。他们宁愿从事艰苦活动,而不愿享受和平与安宁。总之,雅典人不但他们自己生来不过安宁生活,而且也不让别人过上安宁的生活。(19)修昔底德用雅典的民族性格来说明雅典的扩张发展,说明雅典扩张发展的必然性,从而使他自己的论题更有说服力、更具合理性。

   为了更进一步证明这一论题的成立,修昔底德不惜拉长考察的历史时段,用大量的历史事实来展示雅典帝国崛起的过程。自公元前480年至公元前431年,也就是薛西斯败退希腊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这50年内,雅典从希腊地区的一个二流国家变成了提洛同盟的霸主。提洛同盟的金库也由提洛岛搬到了雅典。“雅典人稳固地建立了他们的统治,极大地拓展了他们的权势。”(20)随着雅典由霸国发展为帝国,雅典开始不受约束地追求自己狭隘的目标。期间,它不断滥用权力,并将强权理论应用于城邦关系的处置之中。虽然失去民心之事屡有发生,但几乎没有机制能够纠正雅典的错误。雅典终于和斯巴达的同盟者发生了矛盾,并“开始侵略他们(指斯巴达)的同盟者了”(21)。

   修昔底德显然是文章高手。从修昔底德提供的证据看,他确实看到了希腊世界两强格局的变化。斯巴达的恐惧来自两强格局变化后对方势力的增强与自身势力的相对削弱。当雅典势力越来越强大,不断滥用权力,不断挑战希腊共有价值,失去道德制高点的时候,斯巴达确实感受到“导致其毁灭或痛苦”的巨大力量,而且这一存在的“灾祸”大有随即而降之势。恐惧随之而生。(22)而当用来预防战争的条约、联盟和威慑手段全都彻底失败的时候,战争也就成了必然的事。

   修昔底德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并被当今学者称之为“修昔底德陷阱”的论题,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极好的证明论题的方式。这种书写方式也以提出问题为起点,以公元前480年后雅典50年发展的历史为证据,论证雅典崛起对希腊两强格局的巨大影响。虽然在证明“引起斯巴达的恐惧方面”还缺少过硬的史料,但他对雅典势力增长的描写,以及对战争起源问题的思考与总结在当时还是极其深刻的,就是到现在还有重大的价值。

   众所周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修昔底德没有完成的作品。后人将其编为8卷。尽管卷一和其余各卷中皆有为书之立论作说明的演说,但这两部分之间在书写方式上还是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些不同主要体现在:卷一立足于问题导向;卷二及以下各卷则以记述史实为主,以修昔底德亲自参与、见到或从亲历者那里听到并经过作者自己认真取舍研究过的史实为主。卷一采用的是论证体,书写的时间比较笼统;卷二及以下各卷所用的则为叙事体,基本上属于当代史范畴,时间也较为具体。从卷一与卷二及以下各卷书写方式的异同中,我们能够发现:虽然早在古典时代,修昔底德就已经被史学家设定为客观史学的典范,(23)但“最客观的史家,也离不开讲‘一家之言’”。刘家和先生的精辟点评一言道破了历史学的本质,可谓是对修昔底德作品的最好解读。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刘家和先生、廖学盛先生的帮助与指导。特此谢忱!

   注释:

   ①Heraclitus,Fragments:A Text and Translation with A Commentary by T.M.Robinson,53,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87.

②Heraclitus,Fragments:A Text and Translation with A Commentary by T.M.Robinson,80,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87.(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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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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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史研究》2017年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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