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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树栋:论冈绍夫的狭义封建主义

——为冈绍夫《何为封建主义》中译本出版作

更新时间:2019-01-21 23:12:55
作者: 侯树栋  
也是科学研究所必需的抽象。(16)“这就像一个物理学家,可以不考虑希腊人的观点,坚持把他花费时间加以分裂的东西称为‘原子’一样”。(17)

   布洛赫的封建概念源于综合视角,论述范围涉及整个社会结构;冈绍夫的封建概念出自单一角度,论述范围限于法律制度。布洛赫的封建概念的确过于宽泛,缺少严格性与精确性,因而招致一些人主要是法律和制度史学者的责难,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布洛赫的封建概念是一种有意义的科学假设。冈绍夫的封建概念严格、精确,然而也因其仅限于“法律和契约问题的狭隘范围内”而受到一些人主要是经济社会史学者的批评。经济史大家波斯坦(M.M.Postan)指出,制度史家奉行的“封土—封臣”模式因其只关注契约原则,专注封君、封臣的权利与义务而看不到“潜在的社会现实”,法律上、制度上的封建主义概念不能说明“一个时代的真正的本质特征,说明它们的相互依赖关系”。(18)所以波斯坦更加赞赏布洛赫的广义封建概念。还有人从方法论角度批评制度史的方法,认为那些方法其实并不能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即“封土—封臣”体系这种历史现象为什么存在是不可能在法律制度的范围内得到真正的解答的。(19)马克思主义史家当然更推崇布洛赫,因为广大农民进入了他的封建主义的研究视角。马克思主义史家希尔顿批评狭义封建概念,指出一旦把封建主义完全等同于“封土—封臣”体系,概念固然更加严格和精确了,然而其科学意义也随之大打折扣,因为这种体系与中世纪人口的绝大多数即农民没有关系。(20)希尔顿的批评确实抓住了狭义封建主义概念的要害,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视角与方法。

   冈绍夫的封建概念与布洛赫的概念看上去明显不同,有关争论似乎也呈两军对垒。然而,仔细考量冈绍夫与布洛赫的有关论述可以发现,他们讨论封建主义的基点其实是一样的,即都把封君封臣关系作为中世纪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并从这种人际纽带出发看当时的政治与社会特点。

   冈绍夫坚持制度史学的传统,但并不反对综合研究。他称赞布洛赫的《封建社会》是“现代最杰出的历史著作之一”,是“基于极广泛资料的精深研究”。(21)他固然区分了自己笔下的封建主义与布洛赫的封建主义,指出后者是社会和政治意义的,前者则是法律意义的,但同时也承认这两种含义相互关涉,彼此联系。冈绍夫一方面着力说明作为法律关系的封建主义本身究竟“是什么”,另一方面也指出了这种制度所具有的社会与政治意义。他指出,认识作为“封土—封臣”体系的封建主义,对于理解布洛赫的“封建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在封建社会里,“封地如果不是其基础,起码也是这种社会类型所具有的土地权利等级体系的最重要的要素”。如果研究者先行领会了“‘封君’、‘封臣’、封土的含义,以及它们之间的法律关系,那么,他便可以更好地理解这样一个社会的特点”。(22)对于“封土—封臣”体系的发生与发展对于国家结构、国家权力的意义,他也作了专门论述。实际上,冈绍夫是把“封土—封臣”体系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政治制度及社会结构的“最基本的典型因素”来看待的,只要把他的封建主义定义及论述稍加引申和发挥,他的封建说既是法律意义的,也可以说是政治和社会意义的。(23)显然,冈绍夫不反对这样的引申和发挥,因为他写作《何为封建主义》的意图,是为了“给受过教育的公众提供一本通史纲要”,受篇幅所限,“即使要对‘封建社会’的特点进行肤浅的论述,也是不可能做到的”。(24)由此可见,理解冈绍夫的封建主义概念需注意的是,他虽然把封建关系严格限定在所谓“自由人”内部,强调封建关系只是“自由人”内部的法律关系,但却认为这是中世纪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的典型因素。这种关系的政治与社会意义自不待言,理解了封君、封臣和封土这些词汇承载的人际关系,也就理解了中世纪的政治关系与社会关系。

   布洛赫把封建主义的内容扩大成一种社会类型,但构成这种社会类型的各要素的意义,在他看来并不能等量齐观。布洛赫对封建主义的含义还有一种表述,他说封建主义是“一种以特殊性质的人类关系为标志的社会组织”。(25)这种“特殊性质的人类关系”就是人身依附关系。他指出这是中世纪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他说,“在关于封建主义的词汇中,任何词汇都不会比从属于他人之‘人’这个词的使用范围更广,意义更泛”,这个词汇“表示人身依附关系”。(26)在探讨依附关系时布洛赫的确超越了封君封臣关系的框架,既讲贵族之间的依附关系(封君封臣关系),也讲农民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不过他强调,封君封臣关系是中世纪各种依附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种,是依附关系的主线。这种关系纽带在人们的观念中如此强固,以致“附庸观念支配了所有其他人际关系”。(27)布洛赫不同于狭义封建论者的根本之处,在于把庄园制度、社会下层的依附关系纳入封建主义研究的范畴,所以“依附性农民阶级的存在”成为他归纳的西欧封建社会的特征之一。但是,他是从狭义封建看庄园看社会下层的依附关系的。他认为,正是“封土—封臣”体系决定了庄园在中世纪时代的地位和特点。他说:“庄园本身不应列入我们所说的封建制度”,因为它比封君封臣关系古老得多,而且在这种关系消亡以后还存在了很长时间。但庄园在中世纪时代的地位与封君封臣关系密切相关,正是在这种体系的“发展过程中或它的鼎盛时期,庄园首先是一个依附者群体,依附者们依次接受领主的保护、听从领主的指挥、遭受领主的压迫……当封建主义的真正特有的这些关系衰落时,这些关系依然存在,只是其特点有所不同;它变得更具有地域性,更具有纯粹的经济性”。(28)这些论述表明,布洛赫考察庄园和社会下层依附关系的理论出发点,仍然是“封土—封臣”体系。另外,布洛赫把《封建社会》论述的时间范围限定在9-13世纪,与《何为封建主义》论述的时限大体一致。他认为欧洲在13世纪中叶以后“决定性脱离了封建方式”,此后只是封建主义的“延存”。(29)这些都显示了布洛赫与冈绍夫的一致或相近之处。

   西方学界的封建主义概念之争,反映了不同的学术方法主要是制度史和社会史研究之间的差异。冈绍夫把封建主义(“封土—封臣”体系)限定在法律关系的范畴,布洛赫则把封建主义作为以人身依附关系为标志的社会类型或社会结构,所以,冈绍夫《何为封建主义》研究的是规范贵族内部关系的一套法律制度,布洛赫《封建社会》考察的是以人身依附关系为人际纽带的一种社会类型。前者属制度史,后者是社会结构史。狭义封建概念与广义封建概念确有显著不同,但这种不同不意味着对立,我们仍需看到这种不同背后的共性。在布洛赫看来,作为特殊人际纽带的人身依附关系的核心,就是附庸制度(“封土—封臣”体系的另一种说法)。由此可见,“封土—封臣”体系不仅是冈绍夫定义的封建主义概念的实质,也是整个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封建主义概念和模式的基点。

  

三、挑战与反思


   封建主义概念和模式在学术研究上普遍使用的同时,也因其内涵的多样性而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学界出现了全面检讨封建主义概念和模式的两篇力作:一是布朗(E.A.R.Brown)1974在《美国历史评论》发表的长文;(30)二是雷诺兹(S.Reynolds)1994发表的专著《封土与封臣》。(31)布朗追溯封建主义概念的形成,考察对这一概念的各种定义与阐述,指出其中的矛盾与差异,并针对为封建主义概念所作的种种辩护进行分析。她提出,有必要对“封建的”和“封建主义”这些词汇的科学价值进行再评估,然而她的结论却显得有些摇摆不定,甚至前后矛盾。有时她的言辞激烈,批评尖锐。例如,她指出应“彻底废弃”封建主义概念和模式,而且任何“阐述干巴巴的定义并建构简单化模式的”工作都应终止,(32)因为简单化的模式只能扭曲、遮掩远比概念、理论更为复杂、多样和丰富的历史实际。有时她似乎也意识到封建主义的问题绝非只是一个概念问题,她说:“必须承认,几无可能把它们(指“封建的”和“封建主义”——引者)从历史词汇表中清除,因为它们已经为学术界普遍采用”,人们“不可能放弃”就连对中世纪不甚了了的学生也知晓的这些词汇。然而她又说,“封建的”一词只是在涉及封土时才应使用,而封建主义则是“一种建构,它源于17世纪,后来被律师、学者、教师和论战者用以指称各种现象”,这些现象“反映了特定观察者的偏见、价值和取向”。不过,她还是承认这些现象“与中世纪存在程度不等的紧密联系”。(33)看来,布朗并没有否认史家在封建主义概念下面所探讨的各种具体问题的价值和意义,她反对的是把中世纪各种复杂的社会与政治关系概念化、范畴化、模式化,而封建主义概念在她看来就是把复杂现象概念化、范畴化和模式化的集中体现。她强调,要理解中世纪社会就必须探讨错综复杂的实际生活,而不是阐明定义和公式,它们只会扭曲和遮掩历史实际。她转述了杜比(G.Duby)对冈绍夫的《何为封建主义》的评价:清晰、简洁和笛卡尔式的严格,是这本书的主要长处,然而这或许又向读者传达了对中世纪社会秩序和规则的一种错误印象。布朗显然赞同杜比的这一评价。(34)

布朗对封建主义概念和模式的挑战尚限于学术史的层面,所以其文章的副标题为“封建主义与中古欧洲史家”。雷诺兹的《封土与封臣》则对支撑“封土—封臣”体系的史料进行检讨,因而其书的副标题称“中世纪证据再解释”。用她的话说,书的主旨是要“探求有关封土与封臣的现代概念与我从中世纪史料中发现的关于财产法和社会与政治关系的证据之间的关系”。(35)雷诺兹视野宏阔、旁征博引,对西欧主要国家进行了具体研究,同时也有方法论的深入思考,对狭义封建主义作了迄今最集中、最翔实的驳论。(36)《封土与封臣》引起激烈争论,雷诺兹随后的几篇答辩文字再次扼要阐明了她的结论。她的主要观点是,“封土—封臣”体系是不能成立的,它是中世纪以后的一种理论建构,只是比封建主义概念的发生更早。它的主要来源是12世纪和13世纪初编成于意大利伦巴德的法律文书《封土之律》(Libri Feudorum)。雷诺兹十分关注这部法律文书以及后来的专职法学家对它的使用,因为她认为这部文献是封建主义概念发生、发展的起点,是封建主义之源。(37)一些法学家对这部法律进行研究,总结出有关封土、封臣的一系列规范。16-18世纪学者进一步总结和提炼,建构了所谓“封土—封臣”体系。结果,现代史家在研究中即使循着中世纪史料中的术语,也总是把他们的发现纳入“封土—封臣”这种解释框架内,而她认为,“如果我们通过17或18世纪的透镜进行观察,就不能理解中世纪社会及其财产关系”。(38)她强调,现代史家论述的“封土—封臣”体系在12世纪以前并不存在,这是12世纪以后的产物。与这种体系相对应的,不是王权软弱、国家意识淡薄、国家机构缺乏,而是王权强大、国家意识和国家管理强化,是国家的力量促成了贵族内部的秩序与土地占有的秩序。“封土—封臣”体系也是伴随王权强大而出现的一批专职法学家总结出来的结果。而在12世纪以前,“附着于土地之上的权利与义务看来通常并不符合封建的范式”,而且政治关系也并非完全建基于封君封臣关系意义上的“个人的、私人之间的关系纽带上”。当时地产的主要形式是私产,地产主享有的权利是充分、固定的、独立的,他们应提供服务不是因为他们是封君的封臣,而是因为他们是国王的臣民。在加洛林帝国,表示“封臣”的词汇vassus或vassallus用来指称国王、领主或教会机构的仆从,他们供职军队或当地管理机构。无论是在加洛林时期,还是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大贵族似乎并没有被称为国王的封臣。当然大人物身边总会有一批追随者,战争也必然强化这些人的联系,然而中世纪史料不能证明封君与封臣这种“个人之间的二元关系”是中世纪社会的主要关系纽带,倒是有大量证据表明,“集体的纽带和共同体情感被视为不言而喻”。(39)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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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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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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