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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明:理解中日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异同

更新时间:2019-01-20 11:45:44
作者: 张小明  
在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正如钱穆所说的,“‘历史’是研究人文科学一种最基本的学问,正如数学与几何之对于自然科学般”。

  

   中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起步不晚,学术积累也不少。外交学院石磊教授认为,早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学者就开始进行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了。也就是说,中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开始于民国时期。我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的藏书目录中查询到,民国时期的学者就已经出版了数量不少的国际关系史著作。其中包括周鲠生的《近代欧洲外交史》(1927年)、冯节的《近百年国际政治史略》(1928年)、周鲠生的《最近国际政治小史》(1929年)、高君实的《战前战后的德意志》(1929年)、张忠绂的《英日同盟》(1931年)、张忠绂的《欧洲外交史》(1934年)、张忠绂编著的《中华民国外交史1911—1931》(1935年)、钱亦石编著的《中国外交史》(1939年)、张忠绂的《演变中的远东国际政治》(1942年)、张友渔的《二十六年来的日苏关系》(1942年)、王铁崖的《战争与条约》(1944年)、王绳祖的《近代欧洲外交史》(1945年)、曹未风编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简史》(1945年)、曹末风的《现代国际关系史纲》(1948年)等等。这个时期的中国学者大多在欧美大学接受过学术训练,了解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动向,并且格外关注中国的对外关系史或外交史,属于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奠基者。他们中的一些人,比如周鲠生、王铁崖、王绳祖等,对新中国的国际法、国际关系史、外交史的研究和教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国际关系史学科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其主要特点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并以苏联的相关教材作为样板。另外,出于培养外事干部和普及国际关系知识的需要,国际关系史被正式列入中国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率先成立,并开设国际关系史课程。1955年,以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为基础创办了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史亦成为外交学院的主要课程之一。事实上,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之前,国际关系史教学一直是新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学者们编写和出版(有的是内部发行)了一些国际关系史教材和资料选编。但是,1966—1976年”时期几乎是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和教学的空缺期。正如石磊所说的,期间,“国际关系史的教学停顿,机构被撤销,人员下放,资料失散,整个学科完全中断”。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经济、政治、思想各个领域都出现了空前繁荣兴旺、生机蓬勃的景象,迎来了思想解放和科学发展的春天。国际关系史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正如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刘德斌教授所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无论是宏观体系阐释,还是微观个案研究,无论是国际关系史的理论探索,还是档案材料的发掘和解读,对比改革开放之前,都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和提升”。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就首先体现在一系列国际关系史教科书及相关资料选编的发行或正式出版上。第一本正式出版的国际关系通史性质的教科书是王绳祖和何春超主编、法学教材编辑部审订的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国际关系史》(上、下册)。此后,陆续有不同学者编著的国际关系史教科书出版,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史教科书出版。其中包括由中国国际关系史学会(后改名为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主持编写的十多卷本的《国际关系史》。除国际关系教科书或通史类著作外,中国学者还出版了不少地区国际关系史著作,特别是中国所出的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史著作。此外,中国学者出版的国际关系史专题研究作品也很多,比如中外关系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美国对外关系史及冷战史等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所出版的相关著作数量很多、成果喜人。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大陆学者发表的国际关系史研究成果数量增长更快。据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徐蓝教授统计,2002—2010年间,中国大陆学者在中国内地出版的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专著200部、教材18部,各种涉及外交关系的文献资料64部,在主要专业核心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1300余篇。

  

   在中国,有一个类似于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的组织,即改革开放后成立中国国际关系史学会。1980年12月,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在广州正式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学术讨论会。该研究会的成立把全国从事国际关系史教学和研究的学者组织起来。该研究会组织了多次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和出版国际关系史论文集,并组织编写《国际关系史》。刘德斌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关系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大部分都出自国际关系史研究会会员之手,包括《现代国际关系史辞典》《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大事记》《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战后国际关系史料》《国际关系史论文集》《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史论文集》《国际关系史论丛》和《战后国际关系史论丛》等,其中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王绳祖主编的十卷本《国际关系史》的编撰,后来又出版了该书的第11和12卷。在2000年举行的第六届年会上,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改名为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从该学会的最初名称就可以看出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于国际关系史研究的重视程度。

  

   但是,日本和中国学者在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方面也有所不同,尽管两国学者当中实际上都存在多样的学术路径或学术风格,不可一概而论。相对来说,日本学者在对历史原始材料的重视程度及对于历史事实论述的细致程度方面,我认为总体上比中国学者要更强。我读过的几部日本史学家的著作,它们对于一手档案的使用、详尽和细致的叙述让人印象很深刻。其中包括川岛真的《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服部卓四郎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上、中、下卷)、和田春树的《日俄战争:起源与开战》(上、下卷)、内藤湖南的《中国史通论》等。

  

三、他山之石

  

   综上所述,在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两个维度,中国和日本的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呈现出某些共性和特性。因为篇幅所限,本文不打算展开讨论导致上述共性和特性的原因。我记得在《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组织的《日本国际政治学》研讨会上,有一位与会者指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学术生态。我很赞同这一判断,尽管每个人对学术生态的理解肯定并不相同,正是中国和日本各自的学术生态导致两国在国际关系学科建设上呈现出共性和特性。当然,我更关注的是中国和日本不同的学术生态及其导致的两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所呈现的不同之处。中日两国学者在国际关系历史和理论研究方面所呈现的不同点,主要是由不同学术生态所导致的,完全照搬对方的学术模式无疑是不可能的,也无必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方不能从对方经验中获得有益启示,毕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进入21世纪,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学术自觉性或自主意识越来越强,这特别体现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建构上面,一些中国学者的努力和成果也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这无疑是值得肯定和赞赏的。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尊重学术规律,理论建构需要建立在学术积累和学术创新基础之上,过于急切和大兵团作战式的创造理论的举动可能适得其反,毕竟能构建出理论的只是极少数有天分的人。多样化的理论研究路径和淡定从容的学术态度,是需要提倡的。另外,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有赖于一手资料的掌握和细致认真的考证和梳理,在这方面日本学者做得比中国学者好,值得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学习和借鉴。

  

   与此同时,国际关系学科建设需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受政治性因素影响过大,很多研究成果属于政策诠释,而且相关学会的行政化色彩也比较重。相对来说,日本同行的独立性要更强一些,包括其专业学会。我们可以从这套四卷本的《日本国际政治学》学术著作中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总而言之,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在致力于自己的课题研究的同时,实在有必要看看别国学者在做什么。学术研究只有在相互交流、相互启示、相互争论、相互竞争之中才能够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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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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